【看中國2013年07月26日訊】上個世紀末，我「人在東京」，在一家年營業額佔日本全國GDP一個百分點（1%）的綜合電機公司打工。公司旁邊，是著名的丸善書店，就是30年代魯迅通過內山書店郵購洋書的那家百年老店。那是我午休的好去處。兩年的時間，少說去了也有300回。那間書店的一個特點，是雜誌種類特豐富，各種時政、思想、文化類學術新刊，一應俱全，過刊還能訂購。應該就是在那兒，我注意並愛上了《文藝春秋》雜誌，從此幾乎一期不落地一路購讀下來。
《文藝春秋》，是日本文豪菊池寬於1923年1月創刊的綜合雜誌，至今已有逾90年的歷史，號稱日本第一大刊。內容從輕時評、隨筆，到重頭政經評論、社會調查，到小說、非虛構作品連載，每期將近500頁，無所不包，是東洋特有的「論壇志」中的重鎮。日本最崇高的文學獎項芥川獎一年兩度（3月和9月）的獲獎小說也在這本刊物上全文首發，然後再由文藝春秋社出版單行本。這本刊物的社長、總編、首席記者，從菊池寬開始，清一色是文壇巨擎、名作家。其在日本社會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通過一件事可「窺一斑而知全豹」：1974年，前《文藝春秋》政治記者立花隆發表長篇調查《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揭開了田中角榮黑金政治的關係網，引發政壇地震，給深陷洛克希德事件醜聞中的田中角榮以決定性的一擊。放眼世界，一介民間媒體，憑藉自身的輿論影響力，「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幾乎只有美國《華盛頓郵報》因對水門事件醜聞的曝光，而使尼克松落馬的案例堪可比附。
這樣的媒體令我脫帽。每每手捧新刊，翻閱一過，我都會想，我們何時能有中國版的《文藝春秋》？不僅是《文藝春秋》，《中央公論》和《世界》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等，無一不是百年老店，無一不是對社會文化，甚至制度文明發生過有形或無形影響的輿論重鎮。我的這種願望變得越來越強烈，有時候似乎也變得現實起來。
大約是2000年初春的一天，我中午吃完飯，在馬路邊散步。路過崑崙飯店對面的報亭，一份橙黃色的報紙吸引了我的視線：《經濟觀察報》。此前的報紙，包括《南方週末》在內，多是黑白印刷，對開兩張四版，充其量是四張八版。但這份報紙，竟有幾十個版！且橙黃色的質地，大幅的照片和插畫，彩色印刷；「社論」、「評論」、「觀察家」等不同的版面，都有中英文標題，給人以洋洋的感覺；正刊文字生猛刺激，副刊適性隨意，明顯不同於以往的「新華體」……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中文報紙！當然，價格比一般報紙要貴出一到兩倍，但這不是問題。我為中國終於出現了這種迥異於以往機關報面孔的「異色」報紙而興奮異常。因生活在帝都，且置身於媒體圈外，我當時並不知道南方的媒體形態已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南方都市報》等已經創刊（彼時網際網路也不夠發達）。
回過頭來看，不能不說，那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差不多前後腳，我又發現了另一份綠色報頭的報紙《21世紀環球報導》火火創刊。從這時起，加上此前已經登場的北京地方紙《中華工商時報》，及《南風窗》、《三聯生活週刊》和《網際網路週刊》等雜誌，北京報攤的「生態」已大為改觀。每天中午和下班後，逛報攤成了日課。多年來，家和工作單位附近的每一個報攤，我都是常客，偶爾路過沒帶零錢時，可享受賒賬的VIP待遇。常在河邊走，沒有不下水的道理。我早年便有過不少投稿報刊被發表的嘗試，至此更加「蠢蠢欲動」，開始為一些報刊有一搭無一搭地寫一些日本觀察和藝術文化隨筆、IT評論等文字，也有了相對固定的專欄。
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起飛，加盟世貿（WTO），開始不懈申奧，有種自由的空氣。幾乎沒人懷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將更深地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文明終將與世界文明合流，諸如「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憲政」等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那恰恰是未來中國的發展路徑和方向。這種從內向外「自發」的開放感，還表現在一個特殊領域，那就是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此前，這個國家的外交事務，是斷難容忍體制外知識份子和民間人士置喙的。我們雖然有《人民日報•海外版》、《ChinaDaily》和《環球時報》，但誰都知道它們的「喉舌」功能，其版面上充斥著西方國家針對「崛起中國」的陰謀論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中國崛起」的一派頌揚之詞，但你基本上看不到對一個國家外交哲學、外交政策及國家利益最大化問題的認真檢討，更看不到關於中美、中日、中俄、中歐、中朝等中國主要對外關係歷史與現狀中問題的實證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新聞紙《21世紀環球報導》應運而生。
這家報紙作為《21世紀經濟報導》的子報，於2002年初創刊，一登場便帶著南方系新銳主流的味道和濃厚的國際範，圈內人稱之為「二球」。至今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二球」是「新中國」史上最漂亮的報紙，沒有之一。憑我一介業外人士的觀察，這份報紙有幾個特點，是前所未有的：
一是明星記者、編輯的豪華陣容，以主編連清川為首，麾下一群南方系的青年新聞人，頗不乏明星範十足的人物；二是版式清新，「霸氣側漏」，可見對一些國外主流報紙借鑒的影子。乃至該報停刊後，一些報紙紛紛「改版」，大膽拷貝「二球」的版式風格；三是報導與評論分開，甚至觀點可不同。文字客觀理性，去意識形態化，能看出新一代媒體人有意識的「去新華體」的抵抗與努力；四是專欄作家制的嘗試。此前的大陸報紙，雖然有專欄，但突出的是專欄本身，專欄作者的個人色彩並不凸顯。「二球」開始，大膽嘗試海外媒體的專欄作家制，也培養了一批各個領域的專欄作家；五是一改既往報紙的意識形態化面孔，融時政於娛樂，亦莊亦諧。一報兩刊，除了「正刊」外，還有相當於「副刊」的《明星週刊》，娛而不俗，樂而不媚，用今天的話說，是很「萌」。在十幾年前，集上述特點於一體的報紙，想不火也難，一紙風行，不在話下。正是在這個報紙，我作為「編外」專欄作家，開始了對包括中日關係、朝鮮問題在內的東亞國際關係及中國外交政策的比較系統、深入的觀察和思考。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布衣知識人、純民間立場的觀察者，能對中日關係、朝核問題等重大外交問題在公共媒體平台上展開論述，應該承認是時代的進步。我認為，也正是在這樣一群關注外部世界和中國外交性格的體制外知識份子的共同推動下，近年來，所謂「公共外交」才得以在傳媒視野中凸顯，並成為政府主導對外事務的有機補充，從輿論的層面，為外交注入了一種多元性和活力。
然而，好景不常，僅一年的時間，「二球」訇然倒下。2003年3月10日號，不意成了「終刊號」。胎死腹中的一期上，還有我一篇關於日本社會的整版文章。2003年3月初，當安替牛逼哄哄地奔赴伊拉克前線的時候，還是作為「二球」的戰地記者，人還沒回來，報紙沒了，於是中途發回的報導署名改為「《21世紀經濟報導》戰地記者」。好在安替心態不錯，深夜坐在底格里斯河畔垂淚，緬懷了一番女友的音容笑貌，便打道回府了。而其他朋友，如剛剛內定為「二球」駐北京記者站記者的賈葭，屁股還未及落座，發現椅子不見了。但我至今認為這份報紙是史上最完美的中文報紙，整整一年雙刊，從創刊號到終刊號，百十來份報紙，成了我書房中的「鎮宅之寶」。一群如「喪家之犬」般的編輯、記者們，或回到《南周》、《南都》等南方系的其他媒體，或到長三角創辦了《外灘畫報》等新媒體，或在北京接盤、重新包裝了其它市場化媒體，個個明星範依舊，動靜都不小。
2003年前後，真是一段濃密而難忘的「崢嶸歲月」。幾乎就在「二球」犧牲的同時，湖北大學生孫志剛慘死在廣州的收容所。不過，直到4月20日，《南都》發表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長篇調查之後，孫之死才成為轟動全國的「孫志剛事件」。隨後，三名法學博士（俞江、滕彪、許志永）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即《收容法》）的「違憲性」，導致惡名昭著的《收容法》被廢除。但隨後，《南都》兩位高管卻鋃鐺入獄。北京、廣州等地爆發了「SARS」，若大城市，像自動「宵禁」似的，人跡「蒸發」，機動車暢行無阻……那一年，知識界對「胡溫新政」的期待達到了鼎沸的程度；那一年被媒體稱為「新民權元年」，但終於止於「元年」，而沒了下文。
「二球」消失後，部分資源和版面被《南都》和同年先後腳創刊的《新京報》及上海的《東方早報》所吸收，感覺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尤其是《南都》，憑藉其罕見的龐大評論版面和深度報導，成為當然的輿論領袖，一騎絕塵。而在其評論版編輯骨幹中，便有前「二球」的編輯。這個時期，以《南都》為龍首，加上一北一南的《新京》、《東早》，再加上相對「外圍」的湖南的《瀟湘晨報》、河北的《燕趙都市報》和河南的《大河報》及後來的《雲南信息報》，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輿論的都市報時代。至今猶記得2003年底，《新京報》創刊前夕，作為投資方的南方系領導對媒體說：「創刊後的《新京報》，在北京所面對的市場競爭，與其說是大和小的問題，不如說是有和無的問題。」口氣之大，不可方物！
確實，新京報甫一上攤，便憑藉其南方系的清新格調和強大氣場，穩佔市場，連在不同時期曾引領風騷的《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和《華夏時報》等老報紙也難望其項背。我個人非常慶幸在這個時期，能為《南周》、《南都》、《新京》等都市報及《南風窗》、《鳳凰週刊》等時政刊物大量撰寫評論（包括社論），也為我深度觀察東亞社會的文化風土和社會政治生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這也是我至今對多年來一貫獎我掖我，提攜、「逼迫」我的媒體和編輯朋友內心充滿感激的理由。如果沒有這個平臺，作為外企白領的我，斷難實現「量產」，更不會有辭職「獨立」的勇氣。
最後，請允許我談一點對本土傳媒寫作的觀察。首先，我並不認為自己有縱論、評價中文傳媒寫作的資格，我只是從一個寫作實踐者的角度，談一點基於對域外媒體比較基礎上的感想。我注意到，《大家》的總指揮李方先生在發言中，提到了「日系寫作」的問題。我不知道所謂「日系寫作」的提法是否成立，但李方老師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敏銳的觀察視角。這個問題，照我個人的理解，就是日本傳媒極其發達，那是一個從社會文化到國民心態，都被傳媒輿論深度塑造的民族，而如此發達的傳媒，也必然為傳媒寫作提出了更高的標準。
具體地說，竊以為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學術與傳媒的邊界模糊，甚至基本消弭。中世紀以降，大眾傳媒本來就是生產知識、淬煉思想的熔爐，與大學、研究院等學術機構一樣，只是職能不同，並無高下之分。日本作為一個媒體社會，大眾傳媒及其從業者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媒體與政學兩界的「越界」相當普遍。內籐湖南是《朝日新聞》記者出身，後成為「京都學派」的學術重鎮，這樣例子絕非個案。學術與傳媒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本身，即意味著學術的傳媒化和媒體的學術化。就是說，學術帶有一定的公共性格，有相當的傳播性，而媒體則帶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拒絕摻水」。
二是媒體是政治和社會政策決定程序的有效一環，是博弈的參與者（Player），而不是外在於它的「圍觀者」。這就要求媒體從業者和以公共媒體為平臺發言的意見領袖，要像政客遊說國會或說服選民那樣，最大限度地克制情感表達，儘可能地做到理性客觀，言之有據。因為你的觀點既發表於公共媒體，那麼便有可能被人作為材料來引用（當然也有相反的可能，即作為批判的材料來利用）。
三是媒體雖然在本質上是商業機構，有利益訴求，但並不等於公司、商號等純商業機構。換句話說，雖然有利益訴求，但媒體對利益的追求，並非是線性的，它不會為了某種眼前利益，放棄自己的辦刊立場，或去刻意迎合某類特定讀者的趣味。哪怕是最右翼的媒體，也會要求其記者、編輯在日常報導活動中，不能放棄「正義感」和「同情弱者」的原則。譬如，在被國家公權力侵害的維權案件報導中，你不能無視受害者的痛苦而一味「體諒」權力一方的「難處」；在列車脫軌事故調查中，你不能眼瞅著乘客的人命損失和被撞毀的民屋而去強調鐵道公司主觀上的「無辜」和技術上的「客觀」。
日本大媒體多系發端於明治期的百年老店，有「巨無霸」的規模和實力，有不輕易失墜的品牌價值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更有戰時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協力軍部的不光彩歷史和負面教訓，經過戰後近70年的和平與民主化建設，有足夠的經驗、自尊、積澱和從容，使它可以無需過於急功近利、過於皮毛浮躁、過於表面文章。
不比較，無以知差距。我認為，某種意義上，日本媒體的長處，正是中國媒體的不足。包括筆者在內，所有以大陸公共媒體為平臺展開思考、論述的寫作者，都有責任提升自己的寫作品質，從而提升自身的尊嚴和存在感，繼而在客觀上有助於媒體形象與品牌價值的提升，進而在長遠的時間軸上有利於先進社會文化的釀造。多麼希望有一天，通過我們這一代媒體知識份子的努力，能看到大陸本土出現如《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那樣獨立而權威的媒體，而不是遍地的「喉舌」與「扒糞機」；能有像李普曼與船橋洋一那樣對政府和民間社會有當仁不讓的影響力的意見領袖，而不是滿街的御用文人和狗仔隊（Paparazzi）。
要說有什麼「中國夢」的話，可以說，這就是我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