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1909-1969）
【看中國2013年07月15日訊】
一
吳晗的家庭教育背景是良好的。1984年，吳晗誕生75週年，已逝15週年。吳晗的胞妹吳浦月《懷念吳晗》的文章中寫道：「我的父親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秀才，他一生愛好文史，能詩會賦，有一手好書法。吳晗是他的長子，是弟妹們的‘帶頭羊’。於是，父親對吳晗的教育極為嚴格，對吳晗的學習抓得很緊。」
祖傳史書《御批資治通鑒》則成了吳晗的啟蒙讀物之一，父親是他的啟蒙之師，從識字斷句到規定每天的讀書量，還會檢查熟悉程度。懲戒教育對那個時代真不算是一個事，棍棒下出孝子，同樣棍棒下的強行餵給知識也會打下一個良好的治學基礎。不聽話就罰跪，跪著把該背熟的頁數完成，才能起來。12歲（1921年）的吳晗已經把那部線裝古書《御批資治通鑒》全部讀完，甚至有些章節都能背誦如流，這個基礎真是難能可貴。
吳晗的父親還有一個書齋，名曰「梧軒書齋」。這個書齋的藏書量，用吳浦月的話說是——三個齊天花板高的書櫃，裝滿了文、史方面的線裝書。愛好的培育，一定得從兒時開始，吳晗在少年時代已經把這些書全數翻完，完全是一個書獃子的形象，同時只要誰家裡面有好的藏書，一定得去借來一讀。
吳浦月憶起幼小時，每年都用三個大竹筒做成樸滿（儲蓄罐）。她可以把每年新春的壓歲錢和平時的零花錢儲蓄起來，每年都能存滿，約有幾塊銀元。這從一個經濟的視角，則證明了這個家庭的殷實、富裕程度。家境的破落則是從吳晗的父親得肺病開始的，孩子們也都大了起來，還得支付藥費，按吳浦月的說法——全家每年收入就是五六千斤穀子。而這個時候吳晗已經16歲（1925年）。
吳晗的少年時期，除了會讀書，就是會讀書，連放牛都會因專注讀書結果牛兒自己隨意吃草，忘了回家的路，第二天鄰村的鄉親們抓到了給送了回來。讀書之外的業餘愛好倒是豐富了些，飲酒玩牌、游泳、騎馬、抓魚，都挺能耐的。這個書獃子自小就在內心世界裡種下了一股執拗的勁頭，19歲（1928年）的吳晗原本已經從業，在鄉村學校裡當一名教師，但他還是想到外面讀書——讀更多的書，患病的父親打了他一頓之後，他離家出走了。家裡人在那個大雨滂沱的晚上，攜同鄰人四處找尋，還以為他已經被洪水帶走。他寫信回來，說求學無望，只得出家為僧。還好，他有一個疼她寵她且還有非常豐厚儲備小金庫的母親，能夠用自己的私房錢送作他為盤纏。（「出售母親陪嫁的髮髻上的珠花翠鈿所得的錢做盤費。」）
二
邂逅名師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事情，吳晗也不例外。歷史的弔詭，則讓許多原本可以是清晰可見的事情被塵埃遮蔽。吳晗與其恩師胡適之間的恩怨關係，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吳浦月說：「在中國公學他選讀了當時的校長胡適教授的中國文化史課程，在班上他還寫了一篇《西漢經濟狀況》學年論文和其他文章，深得胡適的賞識。」但這個說法，2008年12月《教育參考》周勇撰文《吳晗的道路與人格》則提供了一些別樣的註解。如同吳浦月這個說法，周勇只是簡單幾字予評「雖說他誇讚過……終究轉瞬即忘。」21歲（1930年3月）的吳晗第一次主動給胡適寫信，說自己打算認真點校、研讀《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等佛學典籍，請胡適給予指點。（1930年3月19日逕直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獨園註：周勇先生這篇文章裡提及的時間是1930年2月，而時間是錯誤的。]）……這種寫信還在持續，至到顧頡剛的《四部證偽序》提及晚明著名詩人、學者胡應麟生年應當在六十歲以上，而吳晗其時已經到了燕京大學圖書館謀得一份差事，更看到過史料說——胡應麟死於1602年，享年52歲。吳晗搜盡胡應麟的著作、翻閱了胡應麟同時代學人的著述和地方志，將其中涉及胡應麟的生平活動記錄一一擇出，最後著成一部《胡應麟年譜》，這部年譜讓吳晗真正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書稿完成之後，吳晗將書稿和附信都送到了胡適的跟前，而吳晗的著作讓胡適對這個未遂的夙願得償——「曾大膽假設胡應麟死時約五十歲，可惜並無時間去搜查證據。」
但這個吳晗正式拜入胡適門下的故事，非常的令人喜歡。只是胡愈之撰寫的紀念文章《光明磊落肝膽照人》一文中又顛覆了這種美好：「從1943年起，在黨的幫助和教育下，吳晗同志的思想作風和文風也發生了變化。吳晗同志早年在清華讀書和任教時，受胡適、傅斯年的影響較深。他曾是胡適的得意門生。他的第一篇論文《西漢經濟狀況》就是在胡適的指導下寫出來的。在清華唸書時，他房裡挂的是胡適送給他的對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清華畢業時，胡適曾著文要青年學習吳晗‘埋頭學習，不問政治’的精神。……」特別是關於《西漢經濟狀況》的描述，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顛覆。
美麗的故事還得有一個更美麗的背景才能行的通，吳晗原本是打算考進胡適主持的北大文學院（歷史系），結果吳晗是文史、英語雙百滿分，數學卻只考了一個零蛋。面對北大的規定只要一門是零蛋便不能錄取，胡適也只是惋惜。而清華大學的破格錄取吳晗在當時引起轟動，甚至到今天依舊有人在為這種美好的故事發生時間是過去——一個遙遠的時段（1931年），與今時無緣而遺憾。自此以後，吳晗專注學術，數度發力，漸成學術新星則不再一一細表。
三
吳晗的風雨人生，卻得遇一段真摯的愛情。稱讚這段愛情的文章已經巨多，但要談及吳晗，這段與愛情有關的日子就不得不提。袁震是一個奇女子，出生湖北老河口的一個書香門第，更為重要的是——她和吳晗一樣，都可算是少年天才，自幼都是聰明過人。19歲就考入了武漢大學中文系，隨後則加入了中共，1930年轉學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而這一年，吳晗還在中國公學裡給胡適提筆寫信。1934年，袁震將要畢業的時候，卻不幸染病——肺病，不得不退學。
吳浦月對這段聖潔的愛情，算是最知情的人之一，因此要說這段愛情故事，就避不了吳浦月的說法。袁震在認識吳晗之前，已經發表過自己的論文《武則天》、《中國地名考》，更是清華大學鼎鼎有名的「校花」，而當時其追求者中不乏清華教務長（一位年輕留美博士）。只是天不遂人願，她病了。從最早的患肺病，又後因患骨結核並去掉兩節脊椎骨，全身需要固定在石膏病床上，生活也不能自理。
患難之時見交情、顯人品，吳晗對袁震的情感是通過照顧生病在床時而慢慢建立起來的。都是能讀、善讀的人，吳晗曾對吳浦月說過：「在史學研究上有共同語言，有共同感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三者讓吳晗與袁震之間的聯繫更緊密，但在老家的吳媽媽最早知道吳晗談戀愛時，是滿臉春風得意的逢人誇談；在後來獲知是一個臥病在床的姑娘時，就心有惴惴難安，最後不得已還千里迢迢赴京棒打鴛鴦，只是吳晗已從中做了安排，袁震被朋友帶走，而吳媽媽也沒有見到其真人和真相。1938年吳晗已經南下雲南昆明，吳媽媽讓吳晗把袁霞接來要準備婚事，當袁震由其胞姐袁溥之及堂妹袁熙之護送來昆明之時，用吳浦月的原話是「誰知老母親一見到未來的兒媳是躺在石膏殼裡病床上的病人，竟頓足捶胸又哭暈了過去。」
1939年，吳晗與袁震結婚。1969年二人雙雙離世，三十年的風雨同路，是吳晗一生中最重要的閃光點，也是這世間最大的一種慰藉——愛情的力量。
四
吳晗的憤青之路是從雲南開始的，促使吳晗走上憤青之路的原因則是非常簡單的幾樣。政治立場上來說，吳晗夫人袁震女士就是共產黨，這給吳晗最終走向共產黨也提供了一種牽引力。但在解釋吳晗轉向的還有兩個基本要點，一個是經濟問題，另一個是時局問題。其實綜合而言，就是時局之下的特殊經濟問題。
在吳浦月的記錄中，吳媽媽在試圖拆散二人婚戀的時候則說「你二姐身患重病，在昆明舉目無親，又無經濟來源，是應該好好照顧她。但你要說服你大哥一定不要和她結婚，我願意把老家你父親留下的家產房屋全部賣了，把所得的全部錢財都贈送給你二姐治病和生活之需。」吳晗的家庭生活和一個多病的夫人都讓他的經濟問題顯得格外惹眼，那麼當時的時局和整體經濟狀況如何呢？
2012年3月（美）易社強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文版出版，這部書裡則提供了許多其時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們的生活艱辛。1943年5月，費正清訪問昆明時發現營養不良的「聯大教授坐在太陽下喝茶，什麼事也不想做。」而他的老朋友蕭蘧以前精力充沛、身體強健，現在穿得像個「流浪漢，破衣破帽，渾身上下都是補丁，掛著一條領帶，好多地方磨得發光，洗得發白，就像迷彩服一樣……去市場，去學校，來回都是靠雙腿奔波，佣人不在時，就在家裡幫忙，這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還有錢端升把大衣賣掉之後，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別人穿著自己的大衣。——典當衣服。馮友蘭的妻子馮叔明親自做芝麻燒餅，賣給學生，以換取生活費。梅貽琦的夫人在家自製點心，用少女時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紹，把「定勝糕」賣給當地老闆。——夫人們盡其所能的維持體面生活。
蕭蘧經濟學的權威人物之一，錢端升法學權威人物之一，馮友蘭知名哲學家，梅貽琦原清華大學的校長。這些個牛人論名氣遠在吳晗之上，但當時的時局就是是這樣，就是在費正清觀察的這一年（1943年）7月吳晗則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如果這樣的對比不夠有趣，那麼也可以觀察其時的數據記錄。
1938年，吳晗尚未與袁震結婚，其時每月7塊錢（法幣），至少可以保證每週吃一次雞肉和雞蛋。1939年6月價值100元的貨物，一年之後漲到了238元，再過一年漲到600元。這就是昆明的通貨膨脹。那麼到了1946年呢？即使每月有1萬元，也只能勉強度日。
但百度百科裡卻並沒有把中國民主同盟的修訂時間予以明示，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易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因此，整個吳晗加入的中國民主同盟的名稱是有待商榷的。真正是吳晗的個人戰場和極具威望的戰場是——青年同盟。1943年10月是一個分水嶺，在1984版《吳晗傳》採用的是中共地下黨員楚圖南的回憶錄，裡面則聲稱「黨為了引導聯大師生開展民主鬥爭，周恩來、董必武在1943年10月派華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先生到雲南，幫助民盟建立組織……」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則說「李文宜女士是中共地下黨員，於1943年10月加入民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推動建立獨立的青年組織。」而民主青年同盟則是看中了吳晗和聞一多的學生之中，有許多親近左翼政治力量的學子。而起草簡章的人裡則有周新民，——簡章內容「民主青年同盟是進步群眾的團體，在先進的黨的領導下， 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奮鬥。」
而中共的情報員馬識途的回憶則有：「1944年底……等同志發起搞了一個青年組織。起初，他們在民盟的吳晗等教授那裡商量過。當時民盟想搞他們的青年組織，但是他們沒有群眾基礎。1945年初，在雲南省工委的同意下，王漢斌、洪季凱等同志在聯大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而這個第一支部的領導人是誰呢？吳晗的學生、共產黨員袁永熙。而第二個支部則是1945年5月成立，主要負責人就是這位馬識途。
1984版《吳晗傳》149頁則談起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軍警所阻撓，而擔心學生的人身安全，動員復課的吳晗教授則是被昆明地下黨組織召來開會，同往的還有聞一多。而會後，袁永熙又到吳晗家裡個別交談，當吳晗得知學生運動中的繼續罷課是黨的意思，便不再堅持。
憤青吳晗與聞一多的交情是非常深厚的，在1944年12月25日蔡鍔起義紀念會的大會宣言則是吳晗起草，聞一多潤色，痛斥國民黨的政策，這些話到今天依舊振奮人心的一種力量，我們不需要看時代格局，只需要看具體的內容：「綱紀廢馳，貪污成風，這是我們的政治；商人的黃金讓它凍結在國外，國內不值錢的通貨，卻以幾何數的速度讓它膨脹，這是我們的財政；朋友得罪了一個，再得罪一個，這是我們的外交；借黨化之名，行奴化之實，這是我們的教育……至於軍政，講起來更令人痛心。」
憤青吳晗被人污化為「吳晗諾夫」其實並不冤，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吳晗作品《春天集》（第30頁）則說：「當時，我們有一個自己的判斷是非的標準，凡是共產黨做的一定是好事，國民黨干的一定是壞事。舉例說，……」
五
憤青的吳晗的人生與共產黨越走越近，就像他自己所想的一樣，只要是共產黨做的都是對的。最終他在這條路上，他加入過中國共產黨，最後也死於1969年的文革時段。其實這些事情記錄者甚多，不需要去記述。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吳晗的恩師胡適曾說：想要怎麼收，就要那麼栽。吳晗的革命同道，甚至完全是在他的影響之下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的聞一多則詩說：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因此，後世人撰寫的吳晗人生錄，多半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所寫，對於吳晗而言，可能是求仁成仁，死得也是其所。
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吳晗，是真的敗走毛澤東的手筆之下，還是真的慘死於江青的羅織欲加之罪，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還有一段材料「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一書顯示，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吳晗及其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曾經破格錄取吳晗的清華大學，在1966年5月29日由幾名高年級的學生在圓明園遺址處討論形勢時，決定今後使用張承志（後來的著名作家）曾經用過的筆名「紅衛兵」來一致署名所寫的大字報。「紅衛兵」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1966年10月24、25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數次講道：「我還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這麼大的事。」
紅衛兵對文革的歷史起到了三個作用，一造就了「紅海洋」活動把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這為文革的推行提供了信仰支柱；二是它進行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為文革的全盤展開既創造了特定的社會氛圍，又提供了最初的鬥爭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聯活動給文革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提供了群眾運動的力量和途徑。——這是唐少傑在《毛澤東與清華大學》裡做出的分析。
而吳晗的1949年清華園住址是當時的中共一個小分部，他也是中共建政之後（1949年1月）代表中共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工作的人，同時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
最後死因不明的吳晗，以及其相愛相守了三十年的妻子袁震（資歷相當老的共產黨），養女都在這場災難中死去。也許憤青吳晗最初選擇的路未必是錯的，但是當我們看清了結局之後，重新回望這個吳晗，是否會思考如果吳晗遵從父親的建議只是在鄉下當一個鄉村教師，人生是否會大不同？也許未必，鬥地主分田地，可能他離開這個世界會更早一些。甚至連……連記住他的人都不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