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0日訊】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大陸媒體和外界對中共接替胡溫的習李班子在政治改革上給予了很大期望，認為新王儲習近平定會在政治體制方面打動干戈，把中共逐漸引向憲政民主的道路上去。可是事與願違，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上臺後卻陸續拋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綱，如‘三個自信’、‘兩個不能否定’（中共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不能否定毛澤東）、‘七個不要講’和‘十六條’（儘管沒有大張旗鼓地宣揚）等。另外，習近平還對毛澤東和蘇聯解體做出了‘左’的表述，並欲大搞毛澤東式的整風和群眾教育運動。北京這一‘向左轉’的趨勢，令中共體制內的‘自由派’和外界大所失望，中國政壇出現一片肅殺之氣。不僅如此，前不久，中國思想界保守派還對‘憲政’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圍剿，在媒體和網路中引發了一場所謂的‘憲政之爭’。在北京掀起的這次‘倒憲’和‘文革’思潮（如楊曉青斥憲政屬資、劉亞洲將黨性神化、解放軍報發明‘宇宙真理’和劉小楓稱毛澤東為國父等），絕非偶然現象或個別學者文人的一時衝動所為，亦非中共內部某一勢力擅自妄為之舉（如外界所傳只是劉雲山等左營人物之舉），而是中共（由太子黨領銜的）整個權力層（包括習在內）在思想上深思熟慮的一場‘清道’運動。‘倒憲’是中共繼討伐茅於軾之後所發起的又一次意識形態攻勢，是北京為堅持其一黨獨大的‘中國道路’而打造相應話語體系的一種嘗試。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為何‘向左轉’（把新君習近平一廂情願地臆想為憲政改革推手的看法是幼稚可笑的，正如當年對胡溫體制的幻想一樣）？中國思想界為什麼會出現倒憲思潮？‘憲政之爭’反映了什麼和對中國政治發展有何影響？筆者將試著從政治社會學的某些視角即藉助對中國當下社會結構與政治（政治的社會根源）、中共權力層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權力精英階層）、中共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意識形態鑄造）的分析來回答這些問題。
社會的不公與‘左傾’
目前在中國大陸學界和媒體中形成了一種較為普遍的共識，認為習近平上臺後推行其‘左’的路線的一大原因即是，處於社會中下層的民眾對中共的現行體制和治國現狀不滿，特別是對政府官員凌駕於百姓之上和由社會不公所導致的階層等級日益固化的不滿。這一不滿嚴重影響了中共現政權的統治合法性，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北京邏輯地往左的方向傾斜。
在現今中國大陸，政府官員的心思和作為不是為了給民眾提供公共服務，而是盡量多的撈錢和凌駕在民眾頭上作威作福。官員貪腐和欺壓百姓成了家常便飯，社會對此則毫無反制之力。政府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而成了讓百姓畏懼和厭恨的太上皇。儘管中國每年發生上萬起的群體抗議或暴力事件，但政府官員職能的低下和社會不公現象卻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由此，民眾中很大一部分人則自然而然地懷念過去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光景（儘管這只是一種模糊而象徵性的記憶），希望‘回到’像以前那種沒有太大等級差異的體制中去。這就讓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上的‘毛左’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並在北京高層的決策制定中不斷贏得份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張明澍在其「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的一個研究專案中發現，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的佔38.1%，中間化立場的佔51.5%，右的佔8%；而且，‘中國人想要的民主，德治優先於法治’，‘中國人想要中國自己的而不是外國的民主’，等等。從張明澍的這項調查中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中贊同左傾思想的人比例不小，而支持自由知識份子要求變革現存制度的人卻佔很少的份量。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這種‘左傾’現狀，亦為北京現行的所謂‘新毛主義’路線提供了社會和民意的基礎。據北京的資深媒體人高瑜的估計，在對目前中共高層決策影響最大的‘紅二代’太子黨中，保守和反對變革的人佔絕大多數，而支持憲政改革的所為‘普世派’卻頂多佔10%左右。可見，中國朝野在意識形態上向左傾斜的程度有多大。
習近平近來搞的一連串的反腐、整黨治軍（如提‘八項規定’和反‘四風’）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密切黨群關係）等運動，亦即是北京為進一步籠絡民心和換回其統治合法性的一種嘗試（儘管這種類似毛時代的作法在中共歷史上從未收到過什麼實際的效果）。在不選擇走憲政改革道路的前提下，中共目前在意識形態上尋找政權合法性的路徑則只有‘共產主義’（平等烏托邦即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兩條，亦即宣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夢’和‘強軍夢’等。這是在中共政治權力有效性（即政府在管理社會事務和維持經濟發展等方面的財政和政策能力）日益減少的情況下北京唯一能挪用的合法性資源。通過在黨內和軍內的反腐和整風運動，中共可以淡化和減低社會對政府的不滿和官民之間的對立。在釣魚島和黃岩島等主權爭端中持較之以前更為強硬的態度，亦可讓北京有機會把民眾對中共的不滿轉移到國際衝突中去，從而增強社會與政府的凝聚力和激起民眾對國家的‘忠誠’。而中共要繼續打‘社會主義’（所謂共產主義的初級形式）這面旗幟，就得祭出毛澤東及其路線來，就得大批和特批一切西方的舶來品如‘憲政’等（這是中共的一個意識形態邏輯），以證明中共的政治經濟制度至今仍沒有因為其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即權貴資本主義的實踐）而變色變質，中國仍然是一個講求‘經濟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並‘沒有也不想’成為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權貴階級，等等。
‘太子黨’的情懷與利益
中共現領導班子推行‘左傾’政治路線（至少表現在意識形態和政策表述上）的另外一個原由，應該與其成員的出生、成長、信仰、地位和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有關聯（即人的社會化決定其觀念的形成和行為的趨向等）。
中共政治局現任七常委中大多數人都屬於中共的‘太子黨’或‘紅二代’，例如習近平、俞正聲、王岐山、張德江和劉雲山。這些‘太子黨’們從小就生活在中共高層權力圈裡，接受其父輩的政治薰陶，且受益於其享有的豐厚特權地位。他們的父輩雖然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和批鬥之苦，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是他們卻從未失去過對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的認同和信仰。
‘紅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視作黨產。毛澤東是他們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
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打下的江山直接關係著這些紅色後代們的命運和福祉。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奪取政權的成功，就沒有他們這些後生們掌握國家大權的今天。用姚監復的話來說：中共‘太子黨’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因為這是能保證他們接班的‘命根子’；‘他們對毛澤東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們為什麼會有現在的地位，就是因為他們的老子跟了毛澤東打了天下，所以他們才能坐天下。’不管是從出身和成長道路還是從利益和感情方面來講，‘太子黨’都對毛澤東及其政治道路有著深層的牽連或眷戀，都對之有種類似宗教式的‘忠誠’。正如胡喬木之子胡石英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9週年活動中所講的那樣：‘我出生在主席身邊，我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他身邊度過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親更像我父親的人’。而中共高層提‘兩個互不能否定’論和搞毛式整風與群眾運動，則表達了中共‘紅二代’實權人物對毛澤東及其思想和路線的別樣情懷。
‘太子黨’和官後代們不僅在感情與思想上與毛澤東及其路線難以割捨，而且在利益上也無法與毛澤東所締造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分割。正是這個一黨獨大和專權的制度，才讓中共太子黨和官後代們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中在權力、機會與財富等方面最具優勢和實力的階層，即成為瓜分和壟斷社會資源和獨佔中國大眾勞動成果的特殊權貴利益集團。他們是1949年後毛澤東等中共建黨元老們所建立的專制政權的最大受益者。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後代們利用國家的信任和最豐富的政治資源從中國的發展中牟取暴利和攫取巨額財富。據美國彭博社的有關報導稱，‘紅二代’掌控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包括房地產、煤炭、鋼鐵、金融等行業，‘僅僅其中3個人負責的國企，2011年總市值就達1.6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而中共權貴家族的後人能夠如此肆無忌憚的斂財，則因為這江山是他們的父輩們打下來的，他們即是這江山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和擁有者。這可以從夏業良向記者透露的一則消息中得到說明：‘陳雲曾有個著名的說法，叫做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而且他提出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出一個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權。鄧小平默許了這個提議，後來就形成了一個規矩，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有權力的人，家裡的其他人就可以大量的斂財。’
中共‘紅二代’及各級官僚權貴崇毛和反憲政是由他們的出生、經歷、政治信仰和利益取向等決定的。他們生性崇拜實權，難以抗拒極權為他們提供的特權誘惑，比如他們一邊將自己的家屬和財產送到西方法治國家，一邊在國內宣揚西方憲政的邪惡。中共權力貴族的後代們代表的是中共黨和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信仰的是毛澤東和他們的前輩，這樣的族群是很難引領中國走上真正的憲政之路的。對於他們來說，放棄中共的一黨獨大體制就意味著動搖其賴以生存的權利和制度基礎，就意味著他們現有的大好江山將被他人所奪走，同時也就意味著對他們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因此，‘紅二代’們在政治上的基本態度和準則（或底線）只能是：絕不輕易地改變中共現行的政治體制，只要還能維持就盡量不改。習近平等‘紅二代’掌權者是中共打江山元老們的後代，他們出身的侷限性和利益的特殊取向性，就決定了他們很難否定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主動走‘改旗易幟’的道路。
主流和非主流思想
再則，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目前在政治上‘向左’傾斜還與其體制內主流思想和價值觀的積澱和發育有著緊密的關聯。隨著社會在經濟發展和全球化中的日益多元化，人們對現行政治制度也越來越挑剔和不滿，執政黨也益發感到社會和民意要求變革的壓力在不斷加大。為宣示其與社會發展相悖的現行制度的合理性，中共勢必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力圖建立一套相應的理論和話語系統，以搶奪在思想和輿論上的話語權和‘理論制高點’。這裡，涉及的不是其理論和話語是否合符邏輯或與現實發展相吻合，而是對話語權、思想和輿論的掌控與導向。對於統治者來說，重要的不在於他們是否掌握了真理，而在於他們是否成功地製造了‘真理’，即所謂‘謊言重複一千遍即成為真理’。所以，在近來出現的‘憲政之爭’中，由官方媒體主導的‘反憲派’言論的荒唐與亂倫則並不妨礙中共主流思想對其‘不改’路線理直氣壯的捍衛了。反憲派要傳達的一個基本觀念和話語即是：西方式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共的一黨專制是最世界上最民主和最先進的制度。這話雖然毫無道理和邏輯可言，但卻堂而皇之地成為中共官方媒體的主旋律。
在中共體制內思想界，反憲政或反政改的思想和理論準備，已由來已久，並不是最近通過對憲政的討伐才凸現出來的。早在2004年，就有大陸學者撰文主張在改革上反對使用‘憲政’這一概念，例如王一程、陳紅太在大陸學術刊物《理論研究動態》上發表的《關於不可採用「憲政」提法的意見和理由》和謝毅在《政治學研究》上發表的《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概念》等文。這些文章的主旨是，防止憲政等普世價值融入中共的執政理念，堅守和維護中共傳統的政治立場即堅持中共一黨專制的‘中國道路’。這種把包涵民主與權力制衡等價值的現代憲政斥為不適合中國的政治現實、次於人民民主專政和妨礙中國社會發展的理念，早已成為中共體制內的主流思想和觀點，且對北京高層的決策起著直接和決定性的影響。
就拿大陸學者、‘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陽根據中國傳統公羊學而引申出來的所謂新《通三統》（見其《三十年與六十年》或《新改革共識的形成》一文）論式來說，中共高層曾提出的‘兩個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的說法，即可以看作是甘陽新時代‘通三統’論的一種翻版或照搬，兩個提法如出一轍。在甘陽看來，‘把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完全對立起來的論述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且難以真正解釋共和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他認為，中共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有很大的連續性，毛澤東路線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成功地奠定了基礎。甘陽稱，中國社會現在有三種並存的傳統，亦即：一、改革以來形成的傳統（市場的傳統），二、‘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強調平等的傳統），三、‘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傳統’（注重人情鄉情和家庭關係的傳統）。
這三種傳統‘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國情’，‘中國改革的共識形成，不可能脫離上述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即三種傳統的並存’，‘必然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制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他說，‘我並不認為當代西方種種所謂理論對我們有多少價值。中國人需要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用自己的腳走’......‘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註：鑒於論題的限定，本文在此不對甘陽的上述論說作具體的置評）甘陽在解釋其‘當代中國通三統’時將所謂的‘孔夫子傳統’、‘毛澤東傳統’和‘鄧小平傳統’視為‘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統’，即是把中共執政的整個歷程與千年的中華文化傳統連接在了一起，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尋找永恆的‘中國道’式的法統、道統甚或學統的依據。這就為北京決策層在政治制度上‘不改’、‘不變法’和不搞憲政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另外，凡屬中共高層的政治和理論智囊（如王滬寧、衣俊卿、俞可平、李慎明、朱佳木等），其政治理念和思想都建立在以維護中共統治權和改善其治理能力以保其政權得以長治久安的預設或前提之上，他們都是所謂的為‘帝王師’的文人與學究。中共前編譯局局長衣俊卿的‘三個自信’理論得到習近平的大加讚賞（儘管因桃色醜聞而遭貶），並被北京大力地推廣和運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中共左派智囊李慎明的‘挺毛’言論，也在習近平那裡找到了共鳴，李似乎在習那裡找到了新的‘政治後臺’。據傳，習近平的‘兩個30年互不能否定’的理論是從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那兒得來的。朱佳木曾是原中宣部長、中共‘左王’鄧力群的得意門生。
現任中共編譯局副局長、被稱為胡錦濤的智囊和‘文膽’的俞可平雖然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未來發展的趨勢將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但卻認定，歸根結底‘還是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而被外界譽為‘中南海第一智囊’和‘*中國新保守主義教父’*的王滬寧則為中共三朝皇帝充當最高‘軍師’，是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和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始作俑者。這些對中共高層決策起著決定性影響的高級智囊們所代表的思想主宰著中共體制內政治理論和決策的走向，左右著中共的主流思想和價值觀，為穩固中共政權把關掌舵。他們在政治改革上的一個基本共識即是：不能從西方移花接木，不能超過所謂‘中國現階段的條件’，不能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見王滬寧等人的諸多話語）。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受到中共決策層的重用和青睞，就因為這些智囊們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極權主義制度一邊，毫不動搖地在理論和政策上捍衛中共現政權的法統和道統（即從馬列毛鄧和江胡到現在的習近平）。不管習近平今後用誰做他的智囊（如外界所傳的學者型智囊何毅亭、栗戰書、丁薛祥、朱國鋒、鐘紹軍、李書磊和劉鶴等），然而他們的思想和理念都不可能超越中共高層至今所遵循和推行的理論體系，在思想上都只能繼續在馬列毛和鄧小平理論上打圈子和咬文嚼字，都不會越中共主流思想框架的雷池一步。
而中共體制內較為自由開放、對現行制度持批評態度的思想和學術流派如所謂的‘泛憲派’（其代表人物有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趙楚、方紹偉等）和‘社憲派’（以童之偉、秦前紅、郭道暉、李步雲、華炳嘯等為代表）等（其分類在學界各說不一），則在中共決策層很難找到共鳴和受到青睞，因為其理念或觀點於維護中共現行體制不是很有利（但也無大害）。這些偏向和主張政治改革的思想和流派，即所謂的非主流思想的代表，大多只能在學術界和民間自由知識份子和維權人士中得到認同和傳播（在一定範圍內也贏得中共內部較低層級人物的呼應），對中共政治的決策和發展一般起著次要和邊緣性的作用。它們在政治上的弱化或邊緣化，也由於其在表述和觀點上的曖昧、不明朗甚至自相矛盾所致。中國思想和學術界的‘自由派’雖然主張改革現行政治體制，但大多不明確表示要否定中共黨在政治權力上的領導地位，多提倡在不動搖現行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在體制上做一些改良式的修補，即讓中共的執政更合理合法化和更能得到社會的認同與接受，或一廂情願地期望中共高層在憲政改革上發慈悲和給予施舍（即呼籲在朝野間建立‘改革共識’等）。中共高層長期以來（或至今為止）之所以能容忍這些‘自由派’思想在學界和網路上流傳和‘氾濫’（包括在這次憲政之爭中‘憲政派’的重新展露頭角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這些‘自由思想’自身在政治上所具備的保守性、天真度和對中共政權的‘無害性’。連時下被外界推崇的‘憲政派’支持者鄧聿文（曾為中共中央黨校下屬《學習時報》的副編審）也認為：不能簡單地將西方的那一套搬過來，西方的憲政‘一旦和本國的具體制度相結合，則有中西之別’，‘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和國情探索自由民主的道路’，‘不一定要鼓吹照搬西方的模式’，等等。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此次‘憲政之爭’實際上對中國當下的‘政治改革’沒有多大的推動作用或實質意義，儘管它讓‘自由派’對什麼是憲政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和理解。因為，整個爭論主要圍繞在中國要不要憲政和要什麼樣的憲政等問題上，而不是將爭論集中到怎樣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問題上。外界普遍認為在這場爭論中‘挺憲派’佔了上風，甚至大獲全勝，而事實上他們卻上了‘反憲派’或北京的當，被誘拐到‘憲政姓社姓資’和中共體制是否就是或有過憲政等無稽之談上去，結果為中共高層堅持其‘中國道路’的理論變相地提供了新的養料。在思想論爭中，中共保守派慣用的武器就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們以尊重中國現階段國情、反對西方顛覆和防止社會崩潰為由，將所有危及中共一黨專制的東西都斥為西方的舶來品和洪水猛獸。而這一招在中國思想界和民間一直很管用，因為民族主義仍然在中國朝野上下有很大的市場和深厚的根基（由於長期的教化與訓導），仍然是中共維持其政權的一個最重要的合法性資源。憲政就是西方的東西，就是實行三權分立、普選和多黨制等。要搞憲政就是搞西方的那一套。而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才是真正的憲政。這沒有什麼可含糊的。正因為如此，‘反憲派’才敢於理直氣壯地公開反對憲政，因為憲政是西方舶來的東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場所謂的‘憲政之爭’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憲政之爭，而是北京的‘中國道路’和西方的‘華盛頓模式’之爭。在中國，誰最終能在這場爭論中獲勝，是不言而喻的。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是勝者。北京顯然在此次‘憲政之爭’中掌握了思想和輿論上的主導權，為打造和強化其新的統治話語系統打響了第一炮。所以，中共不會像外界所分析的那樣，會因為這場爭論而改變其走‘中國道路’的本意，恰恰相反，北京會因此而更加堅定地走其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一黨專制老路。
結語
綜觀中國政壇的現實狀況，可以斷言，中共第五代領導層在政治上確實在向左轉。這裡所謂的‘向左轉’意指：一、北京對中共歷史和業績的整體性肯定，即兩個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對整個九十三年的肯定等；二、反對推行西方憲政體制，堅持中共一黨專制制度；三、重走毛式治國道路如搞整黨整風和群眾運動，和走民族主義道路如提‘中國夢’（與美國夢相對）、‘鞋合腳論’、‘強國夢’及‘強軍夢’等。
今後，習李體制的中心任務或基本目標只能是：捍衛中共提出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堅持和維護現行一黨執政制度和馬列毛鄧意識形態，推行安撫民心的民粹政策，加強對民眾的思想和言論引導和控制（即掌控話語權和建立社會共同體意識），等等。
中共新領導層向左轉的社會與思想根源，正如上述所言，可以簡單的歸納如下：
一、與中國現實社會結構的變化有關，即：社會不同階層的形成及其固化、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官民對立的惡化等因素，導致民眾乃至中共內部某些力量對現實發展的不滿和對過去毛時代的‘懷念’，從而出現學界所稱的社會‘左傾’現象；
二、與領導人的社會化、政治信仰和利益代表有關，即：習近平等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出生、經歷、社會政治背景和所代表的利益等，促使他們不可能在政治上主動走大膽改革的道路甚或改變現存政治體制，相反，他們會力圖保衛其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三、中共體制內一些甘為帝王師的學者和文人們（如‘新左派’、‘國家主義’思潮等）在理論上的長期醞釀與準備，為中共政治上不改和少改甚至倒退（如反對在中國實行憲政等）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基礎。北京‘倒憲’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中共權力層長期積蓄和醞釀的結果，是中共為其‘向左轉’而發起的一次思想和輿論攻勢。
如上所述，習近平目前的施政方針和北京出現的反憲政或文革式的思潮都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應是屬於中共‘兩個一百年計畫’中的一步。事實上，由於共同利益的維繫，中共決策層在重大方針和政策問題上不會也很難有根本的厲害衝突或歧見（即使有，他們也會盡力將其化解），只是在權力分贓和治理方式或路徑上可能存在著一些分歧和爭執（但不會超越其所你容許的邊界或底線，如薄熙來現象）。在中共權力高層內部，實際上不存在什麼‘反對派’，更沒有所謂的‘普世派’與保守派之分。胡德華對習的批評，以及太子黨孔丹和秦曉之間的爭執，並不代表中共權力高層中的思想狀況，只體現了個別權力邊緣人物的意見及其分歧而已。所以，把習近平等中共高層領導人臆想為憲政改革推手，和斷言中共高層治國思想混亂和政治方向不明，是對外界和輿論的一種誤導，是想讓人們對中共存有一絲幻想，亦可將其視為中共的一種文宣戰術或策略，其用意是蠱惑和擾亂人心，減少民意對統治者的反感。在捍衛中共現存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下，習近平能做、想做和正在做的就只能是搞些所謂的‘左右平衡’，打左右燈而行左事，亦即‘不改’但卻給人一種似乎‘要改’的印象。
（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