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4日訊】張愛玲在其《如果〈傳奇〉再版的話》中曾寫道：「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若說出名要趁早，我看道歉也一樣。
不能說早，但也不能言晚，一位當年的紅衛兵、退休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的61歲老人劉伯勤選擇了道歉。他在媒體上刊登道歉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劉伯勤道歉廣告受到輿論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這已是一場時隔40餘年的道歉。40年未久，劉伯勤依然可以回想起從前的一切；40年也太久，久到足以麻木許多人的良知，比如對因為道歉，劉伯勤不得不承受一些來自親朋的壓力。由此而言，劉伯勤何幸，依然可以在有生之年說出他的抱歉；而劉伯勤又何辜，因為他所列舉的那些應當接受他道歉的對象，許多人早已不在人世。那麼這樣一個歷史性個體的道歉，到底是趁早還是趕晚？若說是早，畢竟彈指已40餘年，若說是晚，畢竟他的道歉在今天仍作為「稀有證據」而存在。早也好晚也罷，但那一則短短的道歉信，無疑已是一次來自時光或者歷史深處的不勝唏噓了。
固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道歉足以彌補一切罪惡與瘋狂。正像劉伯勤自己所說的那樣，「這不等於每個人心裏覺得‘文革’這個事就可以一筆勾銷。」時光的流逝可以改變人們對於歷史的評價，卻永遠沒有辦法改變歷史作為真實而疼痛的存在。然而道歉之所以仍有必要，正是因其所意喻的懺悔姿態，是在時光仍舊曖昧不明的情形下，一種道德的反思、自覺與澄清，因此它既是一種人性的抵達，同樣是一種時代的先聲。這無疑是劉伯勤道歉廣告受到輿論廣泛讚譽和肯定的真正原因，也表明瞭這個時代的人心所向，人心之明。
我不確定在劉伯勤諸人道歉的背後，是否存在一種時代或現實所釋放的寬容與善意，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儘管為數依然不多，但已經有人不斷地加入到道歉者的行列中來。劉伯勤不算早，在他之前，2010年，北京就有數位老人以道歉信的方式尋求和解。該年《南方週末》報導寫道，「再不道歉，當年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就都要太老了」。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另外一些老師與學生之間。在媒體記者尋找的範圍內，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儘管在歷史的真相全部抵達之前，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道歉如鹽，在點滴催化之中，必將溶解那些塵封的堅硬與麻木。劉伯勤只是以一種更質樸的方式，來表明道歉的理由：「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數十年的「文革」反思纏繞成了折磨他的心結，「這是壓在我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如果說是石頭，何止是壓在他一人之心上？如果說是道歉，又如何僅限於某一個體？那所有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何在，那使所有人成為被迫害者與做惡者的原因又是什麼？
——道歉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懺悔也不那麼真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