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很多經濟學家一方面驚嘆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擔憂中國經濟潛在的風險。唱好與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同在。人們關心，中國經濟其驚人成功會不會戛然而止，中國能否避免成為下一個日本？
中日經濟發展似曾相識
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災過後的幾年裡，日本的資產價格從昂貴發展到高得離譜，日經指數令人眩暈地飆升至3.9萬點。當時儘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盤後一蹶不振，但日本經濟卻輕鬆地就返回了正軌。日本企業憑藉它們的高市值，收購了一批值得炫耀的外國資產，日本銀行則擁有全球最高的信用評級。那時的日本，根本不會受到出口市場疲軟的致命打擊。其經常項目盈餘和強勁的財政狀況，為宏觀政策提供了迴旋的餘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經濟放緩都只是暫時現象。日本銀行適時猛踩油門，商業銀行則發起放貸狂歡，國際游資大規模流入，資產市場和資本投資領域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迅速上升。
在「廣場協議」之後的五年中，日本政府坐視地價以年均15%的幅度高速上漲，而同期日本的G D P年增幅只有5%，遠低於資產價格的漲幅。在1989年日本土地資產泡沫最高峰時期，按照日本當時的土地價格折算，單單是賣掉東京的土地，就能買下整個美國。東京帝國廣場下面一平方英里土地的價格，就比美國整個加利福尼亞的土地價值還要高。
這一切聽上去是不是似曾相識？沒錯，同樣的情形近幾年在中國正在顯現。
華爾街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的救市計畫，以此為基礎，地方政府推出了18萬億的救市計畫，規模之大足以令世界觸目驚心。2009年中國經濟輕鬆回到9 .2%的增長水平，20 10年甚至達到10 .3%，似乎中國經濟根本不會受到出口市場疲軟的致命打擊，完全可以不用去關心出口下降只是暫時性的衝擊呢，還是持久性的回歸。央行猛踩油門，商業銀行發起放貸狂歡，國際游資火上澆油，一時間，流動性氾濫，資產市場和資本投資領域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迅速上升。不僅房價暴漲，大蒜、辣椒等一切可以成為資產的產品，價格也都輪番暴漲。
雖然接下來為了治理通貨膨脹，進行了痛苦的緊縮，例如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央行共計提高存款準備金率12次，加息5次，但是貨幣不可能有效收回。根據央行數據，截至2012年末，中國M 2餘額達到97.42萬億元，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1/4，居世界之首，是美國的1.5倍，比整個歐元區的貨幣供應量還要高。回顧2008年，中國貨幣存量還排不上全球前三，可見這幾年中國貨幣存量增長之快。而且，未來也很難控制貨幣發行，因為前期投資的壞賬最終要靠發貨幣來彌補。這幾年，房價翻了好幾倍，即使在嚴格的限購令下，今年一季度一線城市房價仍然上漲10%。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中國發生在溫州、鄂爾多斯等地的借貸危機，是否有著日本經濟的某種影子？中國經濟會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泡沫產生的機制及危害
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必然推動資產泡沫化。資產泡沫化的過程中，會產生資金黑洞吸引熱錢流入，導致本幣升值；本幣升值反過來導致進一步的熱錢流入，加劇貨幣超發和資產泡沫。循環往復，不斷自我加強。日本是典型例子。「廣場協議」前，為了避免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大規模發行貨幣，已經致使房價過快上漲。「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熱錢流入；熱錢流入加劇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又吸引熱錢流入，如此螺旋疊加，導致土地價格被不斷推高，資產泡沫被越吹越大。
正因如此，筆者才在不同場合一再地說：雖然從根本上講抑制房價要靠貨幣緊縮，但是抑制房價本身又構成緊縮貨幣的一部分。因為房價抑制住了，熱錢流入就止住了，內生性貨幣供給也就停止了。同樣是因為這個原因，超發貨幣不但不會導致本幣貶值，反而致使其升值。是的，在一個外圍流動性氾濫，內部又資產泡沫化的環境中，超發貨幣，不但不降低利率，反而拉高利率；不但不導致本幣貶值，反而會加劇本幣升值。2010年、2011年中國出現的民間高利率，就是典型的例證，近幾年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和當年的日元升值也是如此。
但是虛高的房地產價格，必然重傷經濟。
首先，即使資產泡沫不破裂，也會極大地提高工商各業的成本，從而降低經濟的競爭力。高房價、高地價會直接增加企業的土地和房屋租金成本，高房價、高地價還通過增加工人的生活成本，間接增加企業經營成本。近年來發生在中國沿海地區的民工荒，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高房價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入。而且，資產市場的高收益構成了做實體經濟的高機會成本。試問，做什麼實體能比炒房子更賺錢？資產市場泡沫化，必然致使人們無心做實體經濟或者因為高成本而無法做實體經濟，最終導致產業空心化。
其次，資產泡沫破裂勢必重創整個經濟金融體系。資產泡沫需要不斷的資金流入才能維繫，但這顯然不可能；資產泡沫化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孱弱的實體經濟終究也會無法支撐過度發展的資產市場，最終資產市場坍塌也就成為必然。要知道，日本經濟長期低增長甚至衰退，正是泡沫破裂的惡果。
匯率升值而又農地保護危害大
1985年9月22日，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英國五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商討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在協議簽訂後的三個月中，日元對美元匯率一路走高，迅速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升幅達到20%。到1988年，日元對美元匯率相比1985年的匯率已然升值85%。此後，日本逐漸告別快速增長，演變為緩慢增長、停止增長乃至嚴重衰退。故不少人認為，是日元快速升值給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落下了帷幕。
反對匯率升值重傷日本經濟的人提出：同樣受「廣場協議」影響的還有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的貨幣也大幅升值，尤其是德國，相比1985年協議簽訂之前的匯率水平，到1988年，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升值了70%，為什麼德國經濟卻沒有出現如日本那樣的嚴重衰退，反而是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呢？
今天，在美國的壓力下，人民幣處在長期升值通道中。我們自然關心，升值會不會致使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為此，有必要回答為什麼同樣是本幣升值，德日經濟表現卻迥異？答案在於，兩國土地政策有別。
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與日本的土地管理制度有著直接的關係。單單貨幣超發和日元升值，是不容易引發那麼大泡沫的。但是加上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業用地一條，危害就大了。由於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商用地，勢必要減少工商用地的數量。高房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商品房用地稀缺的緣故。貨幣超發，本幣升值熱錢流入就很難不資產泡沫化。
反觀德國，不是如日本採取限制土地交易的政策，而是通過各種手段增加供給，抑制投機需求，從而有效減輕了土地和房市的壓力。土地整理制度有力保障了用地需要。德國政府制定了明確的住房福利政策，政府憑藉掌握的大量公有土地和住房，以較低的價格投入到住房市場上，基本滿足每個家庭的住房需求。政府還通過稅收和法律等手段，嚴厲遏制房產投機行為，迫使他們放棄炒作房地產。這些手段不僅有效抑制了德國國內炒房者的投機行為，而且有效抵制了國際資金干擾德國市場穩定，使得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能夠保持長期健康穩定。
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匯率升值雖不一定會造成經濟嚴重衰退，但是，如果匯率長期大幅升值而又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業用地，那麼房地產泡沫就容易形成。這最終將重創該國經濟。中國處在人民幣緩慢但是大幅升值的過程中，中國也存在貨幣超發，中國也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業用地，這不能不引起重視。
土地數量管制的理由不成立
中國有個18億畝耕地的政策紅線。據說，這是要保證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14億的人口大國，糧食安全至關重要。然而讓人不能明白的是，為什麼是18億畝，而不是10億畝，又或者是20億畝呢？可見這個並沒有多少說服力。
看起來，挨餓是糧食少了，不夠吃，其實不然。經濟學常識說，離開價格我們不知數量為何物。假如你願意出100塊錢買一斤大米，那麼我敢保證家家戶戶陽台上一定種滿了水稻，糧食會多得吃不完。實際上，只需出到汽油的價格，糧食就會多得吃不完。不說美國在大規模用糧食製造生物柴油，也不說東北的汽油裡，含20%的乙醇，夏天汽車開過，會滴下一路水滴來，冬天汽車開過，排氣管會一路冒蒸汽，單說筆者之一的家鄉四川省劍閣縣長湖村。因為有一個大水庫，故而取名長湖村。因為有這個大水庫，好些田可以直接引水灌溉。但是，今天這些直接引水灌溉的水田好多已經荒蕪了。像這樣荒棄農地的現象並不少見，用來種糧的土地事實是減少了，可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挨餓。就是說，我們對糧食的出價是低於對工業品的出價的，種糧收入低於打工收入。
所以，吃不吃得上飯，不是種糧的土地多與少的問題，不是糧食多與少的問題，而是收入高與不高的問題。是的，吃飯問題本質是收入問題。世人不是因為糧食少而挨餓，而是因為貧窮出不起價才挨餓的。見過窮人挨餓的，可有見過富人挨餓的嗎？發達國家不主產糧食，但是發達國家的人民挨餓了嗎？發展中國家多數農業是主產業，可是飢餓偏偏發生在這些國家。
古人早已經說過：挨餓的是種糧的人，穿絲綢的不是養蠶的人。那是說，要吃飽飯，不挨餓，其實可以不用自己種糧的，可以用口袋裡的錢去市場購買糧食。工商用地收益是農業用地的十幾倍、幾十倍，為什麼要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商用地呢？是怕別人糧食封鎖，所以即便工商用地的收益遠遠高於農業用地的收益，仍然要維持農業用途？但沒有人封鎖自己的財神爺。今天朝鮮與西方敵對，西方從來沒有封鎖糧食呀？
假如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商用地，損失的只是工商用途和農業用途的差價，倒也罷了。問題是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商用地導致高房價，這不僅嚴重傷害製造業，還導致剝奪窮人，補貼富人，產生兩極分化。當今中國，房地產已經成為一個收入轉移的巨大機器，只不過，這個機器從事的是將廣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向少數高收入人群和特權人群轉移的工作。這是因為，能夠分享房地產泡沫盛宴的一定是有錢人，而買不起房子的窮人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房租。所以，不能又痛恨高房價，又主張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又要振興製造業，又要限制農業用地轉做工商用地；也不能不救製造業，卻指望經濟繼續高速增長。這是矛盾的事情。
18億畝耕地紅線的規定肯定沒讓社會大眾受益。根源出在哪裡了呢？出在土地國家所有上。收入分配的問題其實是產權的問題，土地產權歸政府，怎麼指望地方政府不搞土地財政呢？土地產權歸政府，怎麼能指望土地收益會歸你我呢？有些人說什麼土地財政是因為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沒有錢因而發生，不對的，難道你有錢了，見到地上有500塊錢，就不撿了？難道因為有錢，就會有錢賺而不賺了？
是否重蹈日本覆轍在於政策應對
雖然由於中國醫療、教育等資源地區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中國土地國有因此而缺乏吸收貨幣的海綿等原因，因此不能簡單比較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房價，但是即使這樣，中國的房價收入比、房價租金比也不算低。看多者將高增長數字加入模型，以此為高不可攀的估值辯解。然而從歷史上看，G D P高增長與投資回報率之間的關係甚微。日本出現經濟奇蹟的那些年份裡，股市表現低迷，韓國、臺灣和泰國等高增長率經濟體的市場指數20年來鮮有增長。資產泡沫產生的投資回報，絕對不是來自真實的商業業務，而是來自投資者的新加入資金。正確的看法，資產泡沫很可能意味著真實商業活動利潤空間的減少，而不是相反。因此，資產泡沫做大，最終一定是不可維持的，無非時間早一些還是晚一些。
中國稅費高昂，上游壟斷，創新不足，這是中國長期增長的另一個不利因素。
當然，中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中國雖然已經沒有了剩餘勞動力，但是還享受著人口紅利，中國的勞動成本仍然很低，中國有著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規模龐大的產業集群和分工網路，大規模形成對於中國製造的代替，短期還不可能發生。儘管控制的方法不對頭，中國對房地產進行的調控畢竟意味著對房價過度上漲風險的認識。這些決定了中國經濟仍然具有維持一個中高增速的可能。
中國會不會重蹈日本覆轍？有機會不重蹈，但是必須政策應對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