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國「三K黨」橫空出世,通過中英文大報和到處散發的傳單大造其勢,宣稱要為民謀福,助人謀利,反對官僚之種種禍國殃民的腐敗現象。上海輿論為之嘩然。人們登報質問:此「三K黨」與美國「三K黨」有無內在聯繫?是否為美國侵華形式之一?
在公眾紛紛抨擊和質疑的時候,《申報》、《時事新報》等紛紛派記者前往「三K黨」總部探訪。記者報導說,「三K黨」總部的牆上張挂有中美兩國的國旗,該黨的最高首領稱為「最高克蘭」,第二首領稱為「大獅」為領袖的助理,往下則依次為「大龍」、「大虎」、「大豹」、「大熊」、「大象」,最低一級為「大駱駝」,層級分明,組織嚴密。
正在輿論沸沸揚揚之時,有人投書《時事新報》,揭露該黨之盜匪行徑。一名洋行買辦回家,發現他車內草帽上多了一封信,信件以該黨之名索要萬元贊助,並請其入黨。
由此,上海警方認為:這種侵入別人汽車索要錢財的事,如刑事犯罪。淞滬警備廳查封了「三K黨」總部。之後,其他城市也查抄了「三K黨」,併發布了通告,宣布秘密結社違反《治安警察法》。
可謂喧囂一時的中國「三K黨」,從此煙消雲散。
當日之真相,其實存在另外一種詮釋:就民國之憲法,淞滬警備廳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查封「三K黨」總部,是違憲的。《治安警察法》本身,也是違憲的。
在歷史的煙雲之中,有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小細節:當日上海「三K黨」黨員,大多為華人銀行家,以及洋行華人僱員,入黨需交黨費大洋1元。後因擴張與發展的需要,進行了調整,打了個五折,減為5角。
由此看來,中國「三K黨」,就其完備的組織形式而言,可謂為最早的五毛黨。
但就更為鬆散的,也是臨時性的組織形式而言,卻還有過更早的五毛黨。
「中國鐵娘子」吳儀的舅舅、民國報人喻血輪,自號綺情樓主,著有《綺情樓雜記》一書。書中講述了一個更早的五毛黨的故事。
1917年5月10日,因國會不肯通過對德宣戰案,發生了所謂「公民團」包圍眾議院的風潮。人數眾多,不下五六千。從當日上午到當日晚上十點,人員一直未散,民意洶洶,議員們只允許進而不允許出,甚至還有反戰派的議員被毆打。一直到晚上十點半,才出動軍警,將人群驅散。當時的許多眾議員,說這事就是段祺瑞策動的,這些所謂的公民團,也是段祺瑞雇佣來的。段祺瑞自然是極力否認。可沒幾天,一個叫做王合新的人,激於義憤,投函《醒華報》,揭批當日之醜行:投函人王合新,到京城謀事,前一天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毅甫介紹了一個臨時工作,加入公民請願團,每小時大洋五角,解散的時候就付錢。結果呢,被軍警敲了一槍托,工錢也沒討到,還被恐嚇,說是最好閉門不出,免得被法辦……
歷史的一頁,很快就被揭翻過去。網路時代的到來,迎來了新的五毛黨。經過了好幾十年,這五毛黨也該進化進化了。1917年的五毛黨,是每小時五毛。1924年的五毛黨,是入黨費五毛。網路時代的五毛黨,據說是一個帖子五毛。
但是這其中呢,卻出現了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左派說右派是五毛黨,右派呢,說左派是五毛黨。
到底誰是五毛黨?
福柯說:「所有的知識都與殘忍的本質形態具有聯繫。」「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生存都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篩選、組織、分配的,它們的作用是轉移其權力和危險,應付偶然事件,避開其臃腫麻煩的物質性。」「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福柯的話,成為五毛黨的緣起、進化及其未來的最好闡釋、描述與預測。
魯迅沒有參加辛亥革命,但作為一個清醒的旁觀者,他憤怒的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彷彿就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無論歷史地看,還是從當下看,左翼和右翼都在不知不覺中淪為專制的合謀者,哪怕出發點再好,也難免於為他人做嫁衣的結果。
相互批判水火不容,結果卻為專制者所用,就像汪暉所說的:你講私有化,這很好,這不剛好用於搶劫民財?你講公有化,這也很好,這不剛好用於將國家財富收入官員私囊……
有沒有第三種立場與第三種方式,避免這樣一種合謀?或從實事求是的倫理學立場出發,或從哈貝馬斯所謂的溝通理性出發。或者,相互溝通才是要務?
……
左右都是五毛黨。中國何曾有過所謂左派或右派,有的不過是權利派而已。
往回翻開的歷史的書頁,全部的文字,寫下的是一片灰暗的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