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馬費」，這一堪稱中國大陸媒體圈的「行規」，最近因農夫山泉與京華時報之間波瀾迭起、火藥十足的PK，而再次引發社會熱議——5月6日下午，農夫山泉新聞發布會現場給媒體記者派500元車馬費，參加發布會的知名網友五嶽散人當即退還，隨後發長微博將矛頭直指昔日的媒體同行，質疑他們將收取車馬費視為理所當然的心態。一時間，質疑農夫山泉500元「收買」記者的聲音四起，記者再一次悲催地被批評為「妓者」。
車馬費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並在諸如「車馬費範圍」、「車馬費標準」以及「哪些車馬費可拿」等問題上，似乎已然有規律可循：一般認為，凡是商業性活動，以及少數官方會議或活動，一般都會有車馬費；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展示地方形象，往往由當地宣傳部門邀請外埠媒體前來報導，這種情形下，車馬費是少不了的。至於車馬費標準，則根據媒體影響力和媒體級別大小而不同。比如中央級媒體記者的出場費可以高達數千元，而一些地方媒體的記者，三五百元就可以搞定。
儘管傳媒學者陳婉瑩說「車馬費對中國新聞業來說很尷尬」，但對於許多中國媒體人來說，除了對有償新聞稍嫌不妥，以及對負面事件中的「封口費」有所顧忌之外，對於商業活動和正面性會議中的「車馬費」，非但不覺得尷尬，反而拿得理所當然，乃至多多益善。正是基於這種心態，圍繞「車馬費」，各種醜態盡顯：冒名頂替混車馬費者有之；嫌紅包少或混紅包不如願而耍大牌鬧事者有之；甚至於，同一媒體因事先溝通不到位致使多位記者參會搶紅包也有之。一些記者參加活動，在與同行交流時，首先關心的是「有沒有紅包」、「給了多少」這類庸俗的問題。
俗話說，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好處費，那就意味著要給人家見見光，但很多商業性活動，本身就沒有新聞價值。倘若將這種稿子堆上編輯的版面，到時領導批評的不是記者而是編輯。記者得了好處，編輯卻要遭罪，恐怕還沒有哪個編輯傻到這個份上。於是，一些老道的公關公司，通常會絞盡腦汁使會議的主題跟當前熱點拐彎抹角掛起鉤來，同時還得準備兩三份禮物，分別孝敬記者、編輯，以及報社某個領導，於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同盟之下，一些打擦邊球的軟新聞，就這樣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報紙版面。
較之中國大陸記者拿得心安理得，英、美、日等國的記者則被嚴令禁止，記者如果私自收受紅包是要丟飯碗的。比如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等老牌財經媒體就明確規定，記者及其親屬不能接受採訪對象提供的價值25美元以上的任何有價值的物品，如果收了則要上交報社，並在每年的聖誕節前夕拍賣捐贈給慈善組織；並且，採訪過程中，不得接受對方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幫助。而在日本，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新聞倫理綱領」，兩年後又發布「編輯權聲明」，對報紙的新聞報導進行明確規範；此後，日本的電視、廣播、出版等業界以及《朝日新聞》等大媒體，也陸續推出行業倫理綱領、基準或內部報導指針，對記者與報導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明確界定。
值得一說的是，對於採訪對象「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幫助」，往往被中國的一些記者拿來解釋拿車馬費的「正當理由」，因為中國很多報社並沒有相關的採訪經費預算，記者如前往採訪，只能自掏腰包。這樣收支相抵，互不相欠，於是也就心安理得。其實西方媒體也很少有採訪預算，有些時候也會接受採訪對象的邀約，但他們是如何處理的呢？《遠東經濟評論》北京分社負責人介紹稱，他們通常的做法是在新聞報導文後註明：本次採訪的全部交通及住宿費用由xx公司提供，以利於讀者對文章價值的獨立判斷。
如果說，西方媒體所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市場，那麼中國媒體最大的壓力來自政治權力，其次才是市場。由此不難看出，市場與競爭，正是中西媒體的分野所在。而熟悉媒介與政治關係的人都知道，媒體的市場化水平，往往取決於政治權力對媒體的干預程度。而這，正是中國媒體人生存境況的制度性總根源。
然而，制度有病，並不意味著媒體人就可以無所作為，更不應該成為記者收取紅包的理由。我們除了期待政府和社會對這一群體更好一點，媒體人也應該自律。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會良知的守護者，媒體是一個社會的風向標，代表著一個社會的道德尺度。倘若媒體利用本該屬於公眾所有的資源牟取私利，不僅有損職業道德操守，也是對公眾利益的嚴重侵犯。最終帶來的不僅僅是媒體公信力危機，更是社會信任危機。而一個失去了信任的社會，還會有什麼發展呢？
（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