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中國的老百姓處於什麼狀態呢？先看城裡人。工人是領導階級，20世紀60年代初以後進廠的工人，轉正後的工資一律是二級工的標準——42.5元，這還是多少有點社會關係的人，託人說情才能夠謀到的一份工作。當時沒有自謀生路的可能，因為私有制或個體所有制被嚴格當成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馬路上是絕對沒有攤販的，打零工的機會也是沒有的。
工廠裡普遍人浮於事，大家幹活沒有積極性，干多干少都一樣，基本上都拿二級工的工資。收入分配是極其平等的，可又是極不公平的，因為貢獻多的人事實上被懶人「剝削」了。二級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沒有，他們都是三年自然災害以前評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幾年，已經有十幾年沒有調整工資了。物價倒也不漲，不過供應越來越差，憑證、憑票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就是沒有貨。百貨商店櫥窗裡的東西都是陳列品，都是非賣品。售貨員靠聊天打發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結婚時盼的是三大件：手錶、自行車、縫紉機。買這三大件都要票，攢一年發的票也不夠買三大件，結婚時只好找親戚朋友湊。湊夠了票還要準備錢。一個二級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資才勉強能買上這三大件。
那時生活苦，沒有人會想著去賺錢，現在人們一天到晚忙賺錢。那時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階級鬥爭。那時候最受歡迎的職業是副食商店的售貨員，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非常管用，買副食品都要經過他們的手。跟售貨員關係好的買東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沒有記錄就可以再買一次。司局級幹部見了售貨員也得點頭哈腰，賠笑臉。物資的匱乏把人的尊嚴掃得一乾二淨。能買到吃的東西比什麼都重要。
城裡人穿什麼衣服？那時候西裝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文革」時大家都穿中山裝。中山裝幾乎都是兩種顏色——藍色和灰色。改革開放後有人要出國，國內才開始做西裝。但是一般的裁縫都不會做。在北京，只有出國人員服務部能做，但是做出來的樣子特別難看，穿出國去都被人笑話。女人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連衣裙）是資產階級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燙髮就更不敢了。要燙髮，需要單位開證明，說某某同志是文藝工作者，有燙髮的需要，這才可以燙髮。也沒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沒有的。中國人彼此監督著，誰也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思想。現在大家穿西裝、穿露臍褲，各種奇裝異服，目不暇接，還有把頭髮染成黃的、灰的甚至綠的。這在那時是想像不出來的。
現在許多人都出國，不論是辦公務還是私人旅遊，出國機會很多，不算是什麼特別的事。可是「文革」時誰有海外關係，就成了一項大罪名，就是階級鬥爭的好把柄。出國是高級幹部的事，出國的人都要經過嚴格審查，沒有「出身問題」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連坐飛機都是非分之想。記得改革開放後的1982年，我頭一次出國———去英國。我們3個人一個團，到首都機場送我們走的有3輛中型轎車，幾十個人。因為出國是一件特別大的事，比結婚都重要——結婚每個人都有份兒，但是出國絕不是誰都有機會的。不要說去外國，連在國內旅行都被嚴格限制。
城裡人吃什麼？北京是全中國物資供應最好的城市。但供應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糧，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質量很差的那種，現在我們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過年、過節才供應。外地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粗糧，細糧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個戶口本供應4斤雞蛋（限大戶，小戶供應3斤）。魚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每人2兩。有一次我帶著孩子去中山公園玩，竟然買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為此高興了一整天。那時北京人幾乎不上館子，只有親戚朋友結婚，才有可能上館子吃一頓。這種經歷能夠讓我牢記一輩子，因為吃館子太難得了。至於外地人去館子吃飯就更少見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沒有肉類供應，只有國慶節、春節會有一些。不過城裡人還是農民羨慕的對象，他們至少每個月有定量糧票，能夠買到糧食，也許吃不太飽，但是供應是有保證的。
然後談住房。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到三十年後的1979年，房子蓋得很少。因為政府奉行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何況蓋房子是很花錢的。那時候連吃飽都成問題，哪來錢蓋房！中共建政到1979年，中國人口增加了幾乎一倍，而房子蓋得極少，結果是人們的居住條件越來越差。結婚只能並鋪，根本沒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擠在一間屋裡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違章建築。在走道上蓋一小間做廚房，後來升級變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樓道裡燒飯，在辦公室裡搭鋪，鋪上再加鋪，充分利用空間。以天津為例，20世紀50年代人均住房面積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
那時候人們幾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和自己的愛人說都十分危險，因為說不定她會告發你。也許她並不想告發你，但是怕你先告發她，她自己被揭發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會有這樣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點風聲都不露。不過外面並不安靜，到處是鑼鼓喧天的宣傳隊。一面是絕對的靜，一面是絕對的鬧，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個人不能說，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問題。
再看看農村裡的人過的是什麼日子。農民最大的苦惱是如何能夠吃飽飯。改革開放前，糧食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如何餵飽這幾億人始終是人民政權的最大挑戰。統購統銷，以糧為綱，全民學大寨，口號一個接一個，政策加強再加強，可是糧食產量始終上不去。1956年時人均糧食產量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災害時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復到人均產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現在年紀大一點的農民幾乎沒有沒挨過餓的。最可怕的是農民沒有流動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莊裡。糧食不能自由買賣，不能自由進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動，這才造成了那麼大的損失。
農民在公社地裡幹活，由隊長記錄出勤。壯勞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記10分，年輕婦女記7分或8分，其它情況記5分到8分。到了年底，隊長公布各人所掙的工分，再用全隊的總工分除一年中賣餘糧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個工分能夠分多少錢。社員們勞動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過兩三毛錢。差的還不到一毛錢，個別的甚至出現負的工分值。勞動一天不但沒有收入，還要倒貼！農民唯一的收入就是賣餘糧。經營好的隊，有一些副業收入，分的錢能多一點。總之，農民的現金收入少得可憐，根本不夠買衣服、縫被子。我在農村時要淘汰一條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褲，屁股上已經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夥子盯著我，想要我這條破褲子，天天跟我嘮叨褲子的事。後來我把褲子給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凍。另外幾個小夥子對他羨慕不已。
對農民而言，最大的問題還是如何吃飽肚子。大多數公社分的糧根本不夠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糧食就算不錯。幸虧公社給每家每戶一小塊自留地。這是農民吃糧的命根子，他們竭盡全力把自留地種好，施肥澆水，不遺餘力。所以，自留地裡的單產比公社地裡的高出很多。這說明土地的產出有很大的彈性。多投入就能多產出。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民有了生產的自主權，產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糧食吃不完，連年出口。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