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森林，波蘭人的傷心之地。最近的一次墜機事件，再次喚醒它沉睡70年的悲慘記憶。
4月10日，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的專機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附近墜毀，包括卡欽斯基夫婦及眾多高官在內的96人遇難。70年前的這個時候，同樣在這片森林附近，2萬多名被俘的波蘭軍官遭到蘇聯的秘密屠殺。
卡廷的槍聲和屍骨
1943年4月13日，正當納粹德國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一敗塗地之際，德國柏林電臺廣播了一則令世界震驚的消息，他們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裡挖出了埋有波蘭軍官屍體的萬人塚。當時，德國工兵師為修復當地遭炸毀的鐵路、公路及基他工程，強行招募來羅、捷、波、法等國勞工，驅趕到卡廷森林裡幹活，就在那裡，幾個勞工在掘地時挖到埋著大量屍骨的墳塚。德國聲稱，這些波蘭軍官被人有步驟地、熟練地用手槍從腦後擊斃，是典型的「猶太－布爾什維克獸行」的手法。納粹當局組織了一個以刑事和病理學家為成員的國際委員會對萬人坑進行考察，在這個委員會的調查書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慘狀：
已有7個集體墳墓被打開，其中最大的一個估計有2000具波蘭軍官的屍體。目前發掘的屍體都是頭部中彈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彈都進入後頸。大多數情況下，屍體只中了一發子彈，很少有屍體中兩發子彈，只有一具屍體後頸中了三發子彈。所有子彈都是從口徑不超過8毫米的手槍中射出的。根據彈著點人們作出這樣的假設，即射出的子彈都是槍口緊壓著後頸射入或在最近的範圍內打的。傷口出人意料地有規律，使人們假設，射擊是出自有經驗的人之手。大量屍體的手被同樣的方法綁著，並且在一些屍體的身體和衣服上發現了四棱刺刀的傷痕。捆綁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發現的蘇聯公民屍體類似。一顆跳彈在打死了一個軍官之後，又穿入坑內已死的屍體中，證實了下面的假設——射擊明顯是在壕溝中進行的，以免去把屍體運進墳墓的麻煩。集體墳墓位於森林中新開墾的土地上，墳墓被徹底抹平並種上了小松樹，屍體毫無例外地面朝下，肩併肩地緊緊靠著，一層疊著一層。墳墓四周的屍體明顯排放得很整齊，而中間的屍體則比較混亂。他們穿著冬天的衣服，經常能發現皮毛大衣、皮革外套、針織背心和典型的波蘭軍官的帽子。
儘管國際社會對此將信將疑，但德國的指控已嚴重損傷了蘇聯在盟友中的聲譽。德軍在蘇聯戰場上正陷入焦頭爛額之中。希特勒抓住機會，命德國所有的宣傳機器大肆炒作，以挑撥蘇聯與盟國的關係。
蘇聯栽贓掩蓋罪行
「卡廷事件」對蘇聯政府完全是一個意外，1940年春處理這批波蘭人時，大概沒人會想到出現這樣的結果。4月16日，蘇聯政府在沉默兩天之後發表公告，對德國的宣傳給予反擊：「德國法西斯惡棍在自己新的荒謬絕倫的臆想中並沒有停止散佈最荒誕不經和卑鄙下流的謊言，他們企圖利用這些謊言掩蓋由他們自己製造的滔天罪行，這一點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蘇聯政府說，波蘭的戰俘們在1941年還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區從事建設工作。他們是在同年7月德軍佔領該地區後被殺害，他們的死亡與蘇聯完全沒有關係。不過，蘇聯的反擊經不起推敲，蘇德互相攻擊，口誅筆伐。
蘇聯利用自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處的有利地位，最終把屠殺事件推到了希特勒的頭上。為了表示對事件的重視，1944年德軍撤走後，蘇聯還組織了專門委員會，進行現場反調查。該委員會認定，這些墳墓中的11000具屍體，是在1941年9月至12月之間被槍殺的，德國人雇佣了500名俄國人做這件事，事後又將其處決了。英美當時對蘇聯的說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他們都不願在共同對抗德國的「反法西斯聯合戰線」中觸怒蘇聯。此外，由於納粹德國的行徑臭名昭著，尤其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使得國際社會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卡廷慘案的真相被蘇聯成功地掩蓋起來。
1945年，德國法西斯滅亡，蘇聯以勝利者和審判者的姿態高高地端坐在紐倫堡的審判席上。在審判中蘇聯當局公布了對２萬多名波蘭死者的調查報告，將這盆髒水全部潑在德國人的身上。斯大林領導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再也不會被損害了。
但波蘭人心裏非常清楚，誰才是真正的凶手，雖然他們當時還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就算有證據他們也不敢公布，因為二戰後的波蘭，地處華約陣營前線，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命運是掌握在克里姆林宮的當權者手中的。波蘭領導人長期保持緘默，對卡廷事件自己不談，也不許別人談。卡廷上空陰魂不散。
戈爾巴喬夫勇敢揭露真相
「卡廷事件」的證據始終保存在克里姆林宮的絕密檔案中，在事件發生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蘇聯克格勃領導人曾多次建議將當年屠殺波蘭俘虜的秘密文件全部銷毀，但因種種原因，這些文件並沒有被銷毀。最後，這些塵封50多年的俄羅斯第一密檔，傳到了戈爾巴喬夫手裡。
1991年12月23日，戈爾巴喬夫在移交總統權力時同葉利欽、總統辦公室主任一道，開啟了總統密檔第一卷的封印。戈爾巴喬夫後來回憶說，「我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我們無權向波蘭隱瞞事實，我們三個人當即認為，不論後果如何，也應向波蘭方面通報」。
在1992年10月14日舉行的俄波通報會議上，波蘭總統瓦文薩手接密檔副本，語音嘶啞。面對這些50年前冷冰冰的密檔，他依然「感到全身顫抖」。
密檔中有三份文件是蘇聯製造了卡廷慘案的直接證據。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的決定；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貝利亞給斯大林的報告。貝利亞的報告詳細說明瞭自1939年9月17日蘇聯出兵波蘭後，被蘇聯關押的波軍被俘軍官及其他人員的人數、軍階、職業和政治態度。報告說他們「充滿了對蘇維埃制度的仇視，是蘇維埃政權的萬惡敵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等著獲釋，以便有機會積極地投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因此建議按「特別程序」審理，處以極刑——槍決。斯大林在貝利亞的信上第一個簽名並寫下「同意」。據此，聯共（布）政治局當日通過決定，建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
一.（1）對戰俘營中14700名原波蘭軍官、官員、地主、警察、諜報人員、憲兵、定居者和獄吏的案件；（2）以及對逮捕和關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各州監獄中的11000名各種反革命間諜組織和破壞團體成員、原地主、工廠主、原波蘭軍官、官員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別程序進行審理，對他們採用極刑——槍斃。
二.審理案件時，不須傳喚被告，也不提起公訟，不出示偵查終結書和判決書，而採用以下程序；（1）對戰俘營戰俘案件，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戰俘管理局出具的證明材料審理；（2）對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監獄的囚犯，根據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部出具的材料審理。
三.由梅爾庫洛夫同志、科布羅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專門處處長）組成的3人小組負責審理案件並作出判決。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頭目謝列平給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的報告。報告核實了卡廷慘案中被槍殺的總人數為21857人。報告強調說，如果檔案館繼續保留這些檔案，「一旦泄密，必將危害國家」，因此建議繼續利用1944年專門委員會的結論，將其他有關文件全部銷毀。但不知什麼原因，赫魯曉夫和歷屆蘇聯領導人，都沒有將這些文件銷毀，真相才最終得以大白於天下。
波蘭報刊盛讚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做出的「悔罪的姿態」，「其偉大可以同1970年12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的跪拜請罪相提並論。」
蘇聯從背後捅了波蘭一刀
卡廷慘案的緣起要追溯到蘇德瓜分波蘭。早在1939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在附帶秘密協定書中就定下了東西瓜分波蘭的條約。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眼看著波蘭在德軍戰車的橫掃下一敗塗地，斯大林知道，趁火打劫的時候到了。9月17日，他下令蘇軍越過波蘇邊界。而正與德軍苦戰的波軍經受不住東西夾擊，元帥裡茲·斯來格裡下令，不把蘇軍當作交戰一方，對蘇軍的入侵不予抵抗，波蘭人認為社會主義的蘇聯會給他們人道的待遇。蘇軍很快佔領了波蘭東部地區，並越過寇松線，佔領比亞威斯托克等地區，俘獲了130242名波蘭軍人，其中有125803人被押送到蘇聯，關進剛剛組建不久的8個戰俘營。
為最終確定對波蘭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裡賓特洛甫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斯大林和舒倫堡也參加了會談。雙方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蘇德友好及邊界條約》以及三個秘密補充議定書。條約指出，「蘇聯政府和德國政府在原波蘭國家瓦解之後，認為在這片領土上恢復和平和秩序，保證居住在那裡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們的民族特點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擔負的任務」。為此，他們將確定「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國界」，雙方承認這一國界為最終邊界並排除第三國對此進行的任何干擾；在確定的「界線以西領土上必要的國家改造由德國政府進行，該線以東領土上的改造由蘇聯政府進行」；雙方認為「上述改造是進一步發展蘇聯人民同德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的可靠基礎」。同時簽署的「秘密補充議定書」涉及了居民遷移、行政機構改建和雙方在各自佔領地區內的義務。從此，蘇德在波蘭的領土上接壤。
1939年10月3日，由於戰俘營中人員眾多，蘇聯在管理和供給上不堪重負，貝利亞在徵詢了斯大林的意見後，分批遣散了大部分波蘭士兵，剩下一批高級軍政官員被集中關押在舊別爾斯克營和科澤爾斯克營，間諜人員、憲兵、獄吏等則被送到奧斯塔什科夫營。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波蘭社會的精英，包括軍官、科學家、教授、官員、貴族等等。除了後來移交給德國的41819人以外，留在蘇聯戰俘營中的大約為43000人。從後來披露的資料來看，蘇聯在1940年3月以前並沒有屠殺這些戰俘的想法，後來為什麼改變主意了呢？
蘇聯的戰俘營在建立之時就設立了特別科，主要任務是「查清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的情緒。」斯大林藉此可以隨時掌握戰俘的一舉一動。1939年戰俘管理局提交的報告中稱，有部分軍官在士兵中進行反蘇宣傳，說「蘇聯同法西斯勾結，如果英國和法國反對蘇聯，波蘭就會存在，我們應該從後方提供幫助。」報告還列舉了戰俘營中發生的自殺、逃跑、絕食、怠工、抗議等事件。1940年2月，戰俘中流傳著一種說法：「我們返回波蘭去，趕走德國人和猶太人，然後再打倒布爾什維克。」
隨著此類報告的不斷增多，斯大林愈發不安，他終於意識到這些戰俘就是一批潛在的敵人，如果將其釋放，他們勢必會高舉反蘇的大旗。但如果將這些戰俘一直關在集中營裡，不僅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還有發生暴動的危險。
蘇聯立國後一直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西方大國曾多次對其進行武裝干涉，而波蘭恰恰是這些國家武裝干涉蘇聯的前沿陣地。斯大林擔心，蘇聯手中這批心懷仇恨的波蘭軍官，在戰後很可能會掌握波蘭的政權，而這樣的政權正是蘇聯無法接受的。自「十月革命」後，蘇聯領導人逐漸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波蘭統治階級歷來是仇視蘇維埃國家的，波蘭軍隊的軍官、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員，都屬於統治階級，他們的危險性比普通人大得多，如果把他們同普通士兵一道釋放，只能給蘇佔區正進行的蘇維埃化社會主義改造，增添麻煩與阻力，那裡的蘇維埃化改造，包括工農業的國有化、剝奪有產者的財產等等措施已經引起了當地人的牴觸和反抗。
1940年3月，貝利亞向蘇共中央提交關於槍決戰俘的絕密報告，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等人都在這份報告上簽名。爾後這份報告經過斯大林的修改，最終變成了政治局的決議。三座戰俘營中波蘭精英的命運，從被俘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他們成了蘇聯體制下最難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
屠殺是按照有計畫、高速度、高效率、高保密的要求進行的，具體的屠殺過程由蘇聯內務部警備局局長布洛欣負責，計畫的設計和執行都相當周密。這些波蘭人根本沒有想到蘇聯的領導人對他們下了屠殺令，他們被一批一批地押解到一間特殊的審訊室處死，這間小屋作了隔音處理，不會有槍聲傳出。
原內務人民委員部加里寧州局局長德·斯·托卡列夫後來講到當時的情景：「將波蘭人一個一個地帶到‘紅角’，即這裡的列寧室，在那裡核對資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後給他戴上手銬，帶進準備好的那間囚室，用手槍朝後腦處開槍。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槍用的是德國造的‘瓦爾德’式手槍。一夜要處決200－350人??屍體經過另一扇後門抬出囚室，扔在帶篷的卡車上。」隨後，由內務部的工作人員將屍體運到卡廷的黑森林區埋葬，蓋上泥土，種上樹木。
在斯摩棱斯克州，送來的戰俘有的在監獄被處決，有的則直接被運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約15公里的卡廷森林裡槍斃。就這樣，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裡的戰俘和烏克蘭、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監獄裡的囚犯，一個月時間內消失得「無影無蹤」。應當說，蘇聯當局進行了比較周密的準備，行動當中也沒有出現大事故，負責組織和領導這次行動的有關人員還為此在內務部系統內部受到了表彰。
俄波仇恨由來已久
卡廷慘案在波蘭和俄羅斯之間播撒下新的仇恨。歷史上，這兩個民族的恩怨由來已久。
波蘭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在人種、語言上同屬斯拉夫人，但俄羅斯人信仰東正教，波蘭人信仰天主教，從中世紀後期起就不斷發生衝突。500年間，野心勃勃的波蘭軍隊曾兩度殺進莫斯科，貪得無厭的俄國人則三次參與瓜分波蘭，到一戰前夕，實際上波蘭已變成俄羅斯的屬國。
一戰中，波蘭成為俄軍與德、奧匈軍拉鋸的戰場，最終被德軍佔領。根據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約，新生的蘇維埃俄國放棄波蘭全部領土，波蘭的獨立在巴黎和會上獲得確認。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德國和俄羅斯都在歷史上與波蘭有著複雜的恩恩怨怨，然而面對兩個同樣敵視自己的強鄰，波蘭人對蘇聯有著格外的憤怒。東歐問題專家普利澤爾曾經指出，波蘭人也許畏懼德國人，但他們總感到，他們與西部鄰居分享著共同的文明。波蘭元帥斯米格萊·雷諾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同德國人在一起，我們有喪失自由的危險；而同蘇聯人在一起，我們會有喪失靈魂的危險。」
剛剛復國的波蘭，四周的邊界都沒有確定，凡爾賽和約只是對其西部的邊界做出了規定。對於東部邊界，協約國建議，在波蘭與蘇俄之間劃定一條臨時分界線，即沿著格羅德諾、布列斯特、赫魯別舒夫、普熱米代爾，直到喀爾巴阡山一線（也就是後來的寇松線），但以畢蘇茨基為代表的波蘭政府卻力圖恢復1772年第一次瓜分前的「歷史邊界」，也就是說，要將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劃歸波蘭。於是，波蘇之間的邊界問題因蘇俄被排除在巴黎和會之外，而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實際上，協約國鼓勵波蘭依靠軍事力量去解決東部的邊界問題，波蘭鐵腕人物畢蘇茨基也正打算這樣做。
1920年，趁蘇俄國內戰爭之機，畢蘇茨基開始了用武力解決東部「歷史邊界」的道路。4月25日，大規模的蘇波戰爭爆發了，波軍的主攻方向是基輔。由於畢蘇茨基對紅軍主力所在方位的錯誤判斷，波軍在紅軍的進攻之下一路潰退。這種局面是協約國不願看到的。7月12日，英國外交大臣寇松致電蘇俄政府，建議雙方停戰，紅軍從協約國當年確定的分界線上後撤50公里。列寧將寇松的建議視為「一個騙局」，建議斯大林「迅速下令猛烈加強攻勢」，朝華沙進軍，希望將波蘭變成一個蘇維埃國家，以瓦解凡爾賽和約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而斯大林卻反對在波蘭展開進一步進攻，他早在1920年的6月就曾對烏克蘭羅斯塔社的記者說過，「某些同志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驕矜和對事業有害的自滿是不切實際的。」斯大林的判斷在後來的波蘇戰爭中都得到了證實。當紅軍抵達波蘭時，波蘭人民並沒有像列寧預期的那樣，把紅軍看作自己的解放者，而是把紅軍當作了顛覆波蘭共和國的敵人。勞師遠征的紅軍得不到後方及時供應，8月15日，在華沙近郊拉傑敏的決戰中慘遭失敗。在紅軍不得不繼續撤退的情況下，急需在和平環境裡休養生息的蘇俄與波蘭簽訂了里加條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被劃給了波蘭。
蘇波戰爭結束了，但蘇俄之間的邊界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戰爭中，紅軍損失30餘萬人，波軍也損失10餘萬人。此戰在莫斯科心中撒下了仇恨的種子，為1939年蘇聯再次進攻波蘭、1940年卡廷慘案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卡廷慘案這一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是俄、波之間長期仇恨的罪惡果實。斯大林置人道主義與國際影響於不顧，悍然下令屠殺2萬多手無寸鐵的波蘭精英，其專橫跋扈可見一斑。極左的意識形態矇蔽了蘇聯領導人的雙眼，國家機器的殘酷統治剝奪了人們的自由意志，它們是斯大林的幫凶。在卡廷慘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大清洗時代的方法和邏輯：「從肉體上無情地消滅一切階級敵人」。顯而易見，他們並不認為這是正義的，所以才不敢承認而撒下一個又一個彌天大謊。那些遭無辜屠殺的波蘭軍政要員們生前無論如何也不會預料到，他們竟會成為蘇維埃政治制度下一種教條的政治理念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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