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7年時間裏，檢察官唐吉田曾是中共當局的「自己人」。現在他習慣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律師，一名被吊銷執照的維權律師。」
2013年3月20日，唐吉田在深圳羅湖口岸被攔下。當時，幾位內地法律人受邀到香港參加一系列關於宗教和法律文化的交流活動，唐吉田這名被吊銷執照的維權律師，卻因依然在限製出境名單上而無法參與。
而就在兩天前，唐吉田剛剛結束長達十多天的有國保警察陪同的「旅遊」。
面對這樣的遭遇，唐吉田語氣中不再有憤怒，而是平靜和無奈。因為，這已經成為他近幾年的生活方式。
唐吉田
有國保同居的旅遊
3月1日，唐吉田到山東青島參加一場關於反酷刑的司法硏討會，兩天的會期剛過，就於4日清晨接到一個電話：「我們在二二七房間，過來談談。」聽著話筒裡熟悉的聲音，他明白，看管他的家鄉國保警察已跟蹤他到了青島，甚至就住在同一家賓館。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唐吉田這樣的敏感人物又到了被「上崗」的日子。
這兩名吉林省延吉市的警察是唐吉田的老熟人了，其中一名還是他的中學同學。「他們要我跟他們走，我不同意。」唐吉田告訴他們，他要到南京看望在那裡上學的女兒。在唐吉田的堅持下，兩名警察電話請示上級，同意去南京，條件是有他們陪同。敏感人物在敏感時期「被旅遊」，這也是中國官方的慣例了。
這是一場奇怪的旅遊，行程由唐吉田決定，但他必須時刻處於警察的視線之內，即使在晚上，也必須有一人與唐吉田同室而居。「他們說的很清楚：為了‘維穩’，北京要求這段時間內保證你在我們掌握中。」南京之後是上海，然後是蘇州、徐州、廈門、東莞，警察除了要求不許會見當地的敏感人物外，基本不限制唐吉田的行動。當然，警察們每天通過電話向上級匯報行蹤以及唐吉田的動向。
有的城市裡，警察自己探訪友人和同學，也帶著唐吉田。而唐吉田很注意，每次都要向對方遞上一張自己的舊名片，告訴他們，自己是律師，一名被吊銷執照的維權律師。唐吉田說，他對此是有教訓的，2012年9月，他在蘇州被警察在火車上查獲，「制服警察拉著我下火車時，我注意到乘客們的眼神，好像我是壞人」。
作為一名維權律師，唐吉田已經經歷過多次這樣的情況。2009年5月末，被警察帶走，「強迫失蹤」，6月初方得自由；2010年5月，又被警察上崗，之後因為門鎖被破壞，不得不在外躲了一個多星期；2010年12月，世界人權日前夕被北京和吉林兩地警察綁架回延吉。最惡劣的是2011年2月16日，從老家坐24小時硬座到達北京，他參加了關於陳光誠案件的聚餐硏討，當晚17時30分許即被警方破門從住處綁架，輾轉拘禁於京郊幾個不同的地點，在經歷了「黑頭套」、罰坐和罰站、徹夜不許睡覺、「練軍姿」、在不送暖的空調下反省、不給早餐、強力洗腦等待遇後，於3月5日遣送回延吉。重病一年多後，則是2012年9月和12月兩次被警察「擒獲」遣送原籍和被羈押。其他的，如被警察非法傳喚、被從住處趕走、禁止房東租房給他……更是司空見慣。
3月18日，兩名警察陪同唐吉田「旅遊」到了深圳。此時，全國「兩會」已經結束數天，警察們再次要求唐吉田和他們一起回吉林，遭到拒絕後多次電話請示，終於離開了。
檢察官「吃吃喝喝」的空虛
在成為一名被政府嚴密監控的維權律師前，唐吉田本來是中共當局的「自己人」，他是一名檢察官。
生於1968年9月1日的唐吉田籍貫吉林省敦化市，1992年在東北師範大學政治係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後，被分配到延邊第二師範學校當老師。1998年唐吉田調入吉林省延邊州檢察院，從事刑事公訴工作。
談起約7年的檢察官生涯，唐吉田說，他也曾經因為自己是專政機器的一部分而自豪和具有優越感。他辦理了超百起刑事大要案，「因嚴把事實和證據關，使多名當事人的案件最終以不起訴或撤消案件的方式結案，有效地維護了他們的合法權益」。但是，愈來愈多是迷茫和困惑。他看到了法律光環下的不公和腐敗：「不同人有不同對待，宣傳的法律政策根本就做不到。比如免於起訴啊、判緩刑啊這樣的機會，普通人很難享受到這待遇，多數讓有關係的人、如官員們佔了。」工作之餘，他也參與官員們的「吃吃喝喝」，這更使他空虛：「折騰身體，還讓自己感覺很空虛，有時酒喝多了，第二天上午班應付下來都困難，那樣的生活能走到什麼程度，很沒底。」
獨立思考的能力使他與領導和同事格格不入：「有些同事從黨國的角度批評我脫離群眾、清高，另外一些真正關心我的人批評我平民意識太強。」「檢查評比啊、有時候表態啊，說的一些話不能夠按照他們的意志去做。」於是，在崗位競聘時，唐吉田未能聘上，成為檢察院裡的「閒人」。
2004年起，唐吉田有了更多的時間學習，年底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第二年就買斷工齡，離開了檢察院。
興致沖沖跑到上海當律師，卻發現律師行業並非如自己想像，其他同事都在急切地尋找案源，只有他在談正義、談公平、談法律：「他們覺得我整天跟精神病似的。」又去深圳，情況類似：「很多人覺得我不務實。多撈錢，扯別的有什麼用啊！」
上網、查閱法律書刊，唐吉田看到北京還有一些與自己理念一致的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律師。2007年7月，他轉到北京執業，通過參加公益法律硏討等活動，結識了一大批追求人權、憲政，推進民主、法治的法律人。2007年底，與近70名人士聯名呼籲廢除勞教制度；2008年8月，與各省市同行聯名要求保障維權律師劉堯的合法權益；楊佳案件判決後，積極參加要求對其特赦的聯署——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職業內，唐吉田還接受了多起法輪功案件的辯護，並取得不錯的戰績：河北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黃偉、郝秋艶夫婦得以從非法拘禁的學習班中回歸正常生活；遼寧瀋陽吳業鳳等所謂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案，有四人沒有實際服刑。
2013年3月28日，深圳，唐吉田剛剛結束由國保陪同的十多天的「旅遊」生活
推動北京律協直選
「全國還沒有一家由該地區全體律師民主選出的律協，也沒有章程是經全體律師通過的。作為專門從事法律工作、推行民主和法治理念的律師，我們應當感到慚愧！」2008年6月開始，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唐吉田積極投身於推動北京律協直選的工作。
他和程海、張立輝兩位律師歷經三個月的調硏，通過電話、手機、電子郵件等方式聯合35名北京律師，在「順應歷史潮流，實現律協直選——致全體北京律師、市司法局、市律協的呼籲」信上簽名，於8月26日在凱迪等網站發布。該呼籲書認為「現市律協的產生缺乏合法性基礎」，應該「從即將開始的新一屆北京律協選舉起，推行真正的民主選舉。」
官方的反擊很迅速。9月5日，北京市律協在首都律師網發表「嚴正聲明」稱，「北京律協直選」是非法的，「其本質是妄圖擺脫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指導和律師協會的行業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國現行的律師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8日，唐吉田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要求離所。
律師們沒有退縮。22日，程海和張立輝律師將集體修改章程意見送到市律協和市司法局。24日，唐吉田起訴律協的聲明民事誹謗侵權，要求律協在首都律師網刊登致歉信，並賠付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元。
官方以「有國際背景」、「有政治目的」及逼迫離職相威脅。唐吉田等律師則以更廣泛的呼籲和動員相回應。至當年11月，在直選呼籲書上的簽名律師增至百名。第八屆北京市律師代表大會於2009年3月27日至29日舉行，儘管並未實現直選，但在維權律師推動直選的壓力下，實現了律協章程的公開和選舉辦法的透明，並帶動了律協會費的改革和組織結構內部權力分配的調整。
進步是微小的，代價是巨大的。參與推動直選的律師成為當局的眼中釘，打擊接踵而至。
今年新年，唐吉田的女兒來廣東探望父親。父女抽空去觀看展覽
穿著開口皮鞋的「前律師」
2009年4月27日，楊明涉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案二審在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唐吉田和劉巍律師作為辯護人出庭。
在開庭前，唐吉田和劉巍就受到多名不明身份人員的盤查和恐嚇。開庭時，又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青年在庭審現場走動，並對兩位律師進行挑釁式拍攝。
「整個庭審過程中，審判長大約有十幾次打斷辯護人的發言及被告人的自我辯護和陳述，法庭辯護進行得非常的困難，不允許對證據質證、不允許對犯罪構成進行分析、不允許對被告人行為性質進行分析、不允許對法律適用進行分析……」唐吉田說，在如此混亂不遵守法律的法庭上，無法正常辯護。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為了使審判員明白法律是不容許如此的踐踏，兩名辯護人在交上書面的辯護意見後，退出法庭以示抗議。
2010年4月30日，以擾亂法庭秩序為由，北京市司法局吊銷了唐吉田和劉巍的律師執業證書。「這是北京市司法局因參與推動律協直選對我個人的報復，也是對整個維權律師群體的打壓。」
之後緊接著的就是頻繁的被騷擾、被「上崗」、被綁架、被毆打。重壓之下，唐吉田則以更高昂的激情投入更多的法律維權活動。2010年3月，與多名律師組織律師團介入廣西北海白虎頭村土地維權系列案。2010年6月，參與組織圍觀王宇律師被迫害案庭審。2010年8月，與李金星律師、滕彪博士等舉行重慶打黑中酷刑問題硏討會，向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出呼籲書。2010年9、10月，與李和平律師等舉辦反酷刑問題北海硏討會。2010年底，與江天勇、李方平等律師就高智晟、範亞峰等遭受酷刑問題聯署，要求國家充分保障人權。
2011年3月被綁架、監禁和酷刑後，唐吉田檢查出患上重症肺結核。「他被吊銷了律師執照，沒有收入，為弱勢群體窮盡精力，是律師中骨氣最硬的，也是被酷刑最慘烈的。被釋放時，體重不到50公斤。他穿著一雙開口的鞋，當被問為什麼不換一雙時，他說這雙可以再穿幾天。他連房租都付不起。」他的朋友這麼寫道。
2012年1月，著名網友「肉唐僧」在新浪微博發起了針對唐吉田的募捐活動。兩天之內，185名網友捐出100459.70元。
唐吉田小檔案
出生於1968年，1992年獲東北師範大學政治系法學學士學位，1998年起任吉林省延邊州檢察官，2005年起先後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擔任律師，開始參與維權活動，2008年參與推動北京律師協會直選，2010年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