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內的主流觀點認為，近代中國必須首先進行「社會革命」——其核心是「土地革命」，亦即「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擺脫經濟落後的狀態，走上工業化發展的道路。這個觀點為執政黨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依據。按照這種解釋，20世紀前半葉共產黨的成功，在於它代表了歷史的前進方向，進行了徹底的「社會革命」；而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它「革命不徹底」，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國外也有一些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如法國漢學者瑪麗·克萊爾·貝熱爾，就認為中國近代不僅需要進行政治革命，以建立憲政民主，還需要進行社會革命，以打破舊的社會秩序。美籍學者鄒讜，在其《中國革命的再解釋》一書中，也強調因為中共進行了社會革命，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合法性。
在筆者看來，需要澄清兩個問題：1.「土地革命」以及「社會革命」，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前提嗎？2.近代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真是一場「革命」嗎？
中國近代的「小農模式」以及土地的集中程度，常被一些學者所詬病。但是，環顧東亞，日本、韓國、臺灣，無一不是在「小農模式」的基礎上，獲得了農業的高度發展。農業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人均農業產值。類似於美國、加拿大的機械化的大農莊，固然可帶來規模效應，但東亞的高密度傳統農業人口的現實，已經否定了激進地推行大農莊模式的可行性。
就拿中國自身的經驗來看，50年代後期的農民公社運動，造成大量資源浪費，之後與政治高壓一同造成了慘重的大飢荒。在這之後，「農民公社」在形式上一直存在，但其效率極低，同時農民受到工農剪刀差的剝削，生活極為困苦。根據統計數據，中國在1975年的農業人均產值，僅為85美元（按2000年美元計算），還不如同期的印度（107美元）。
顯然，農業現代化的同時也應該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人口的比例應該隨之減少。但是中國在49年以後，嚴格實行城鄉割裂制度，農業人口比例被長期控制在80%左右。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產權，並被嚴格限制遷徙。所謂的農業集體化或者農民公社，無非是20世紀的另一種農奴制度。與此類似，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以及「農業城」，由於缺乏激勵機制，長期以來效率極低，毫無發展優勢可言。前蘇聯需要經常大量進口糧食，以彌補農業生產的缺口。
中國70年代末開始，農業大幅度發展，並非是因為耕地合併擴大了耕種規模，而主要是把部分產權歸化給了農民，增加了勞動激勵。現代化的農業技術，如化肥、機械化、溫室等，在「小農」的模式下照樣工作的很好。
20世紀30年代，中國大約有14億畝耕地，3億6千萬農業人口。其中超過40%人口屬於自耕農家庭，剩下大多數為半自耕半租佃狀態。只有不到2%人口完全沒有土地。地主只擁有土地總量的約三分之一。和近代其他國家比較，中國土地的集中程度，也只不過是位於中位水平。
實際上，當時農村的主要問題，並非是土地佔有不均，而是農業生產技術落後，人均產量過低，再加上缺少農村信貸服務，高利貸等導致大量農民破產。正確的解決辦法，不是靠「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建立保護農民的現代金融制度，並適度減租減息，正如二戰後日本、臺灣所做的那樣。
因此，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肯定的說，「小農模式」，以及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土地佔有狀況，並非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要障礙。認為中國必須依靠「土地革命」才能走上現代化的觀點，在歷史事實上站不住腳。
那麼，再來看第二個問題，中國的所謂「土地革命」的實質是什麼。
正如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史》所記載的那樣，近代中國產生過兩種類型的農民運動：一種是自發形成的農民運動，一種是共產主義推動的農民運動。自發的農民運動，一般具有明確的具體動因，如抗稅抗役。農民的抗爭矛頭，直接指向官府勢力，而不是農村的地主富農。在這種運動中，農民主要反對的是來自權力的欺壓，並沒有產生鬥爭地主富農等階級鬥爭的傾向。
但共產主義推動下的農民運動，則與之完全不同。階級鬥爭成為運動的主導思想，地主富農等財富擁有者，成為鬥爭的名義上的標靶。更重要的，「階級性」成為含糊不定的操縱標竿，不但地主富農被定性為「階級敵人」，連許多貧窮農民也被捲入其中，成為這種「階級鬥爭」運動的犧牲品。
彭湃於20年代在廣東陸海豐的事跡，為這種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提供了極好的分析樣例。彭湃出生於地主家庭，曾留學日本。在推動農村運動時，他用金錢收買手下，用小報向農民誇大宣傳，在農村內部掀起階級鬥爭。這樣，農民和地主的關係，被人為地對立激化起來。
但即使這樣，大部分農民仍然猶豫不定。中國的農民傳統而保守。儘管長期以來，農民的生活貧困，但他們長期習慣於傳統秩序。彭湃的共產主義運動，因為農民的這種保守態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阻礙。
為了進一步推動運動發展，彭湃採取了激進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殺戮。彭湃領導下的農民協會，組織過多次屠殺，屠殺的對象不只是地主富農，還包括其他所謂的「階級敵人」。在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這些殘酷事件之後，農民們發現，原來他們已經不能洗去手上的鮮血，由此踏上了暴力「社會革命」的不歸之路。
殘酷的屠殺，使農村的社會關係徹底對立，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彭湃提出口號：「誰不站在我們這邊，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不是支持就是反對，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彭湃以及他的組織，舉行過多次屠殺大會。新砍下的人頭被繩子穿起來，旁邊是彭湃以及其他組織者，在為農民做激情的宣傳演講。
正如很多政治運動家在實踐中經發現的那樣，暴力與恐懼，是絕佳的動員手段。曾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土地革命」的實質，是一種使用暴力與恐懼，發動社會鬥爭的「投名狀」。財富與土地的再分配，只是這種「投名狀」運動的副產品而已。
長期以來，中共在1946到1948年所進行的大規模暴力土改運動，一直困擾著歷史學者。根據劉少奇對蘇聯大使的談話透露，僅47年「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一些學者如臺灣李永發、大陸李煒光認為，這可能是在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內戰進行財政準備。但根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結果，無法從經濟角度來解釋，為何要實行這些土改；而且過激的暴力行為，也明顯造成了經濟與人員損失。這從側面印證了這個結論，即暴力土改的主要動機，並非在於解決經濟問題。
體制內，也有對這種暴力土改的反思。杜潤生，這位後來的農村改革專家，在提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時說到，1946年共產黨內部曾有過文件，打算以公債購買方式，進行土地改革，但後來仍然選擇了暴力土改的方式。談及此事，杜潤生說到，土地改革，「既是一場經濟變革，又是一場階級鬥爭」。
秦暉教授的分析結論，直指問題的核心：暴力土改，就是逼迫農民納「投名狀」。在大規模內戰前夕，很多曾經土改過的地區，仍然再度進行暴力土改。田地已經分好了，再推倒重分。這明顯不是在解決土地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在為大規模內戰，用暴力與恐懼進行社會動員。
到此可以斷言，發生於近代中國的一些列運動，本質上並不是所謂的「社會革命」和「土地革命「，而是一場利用宣傳、暴力和恐懼，所進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運動。儘管它成功地發動了大批農民，實現了政治與軍事鬥爭的勝利，但它的本質不是革命。它只是破壞了一些東西，但並沒有帶來更好的新東西。
被假象與謊言所包裝的「社會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一種劇毒的偽概念。它給非法的暴力手段批上了華麗的合法性外衣，但在現實中卻給社會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巨大創傷。當今中國，或許也在正面臨著轉型的各種挑戰。前車之鑒，謹以此文，希望中國不要重蹈過去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