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繼短暫的秦朝之後出現的朝代，分為「西漢」（前202年—8年)與「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兩個歷史時期，後世史學家亦稱兩漢。
西漢為漢高祖劉邦所建立，建都長安；東漢為漢光武帝劉秀所建立，建都洛陽。其間曾有王莽篡漢自立的短暫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學者亦將蜀漢列入漢朝的延續而將其歸入漢朝的一部分，如此漢朝滅亡則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說法均將由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歸入三國史中。
漢朝文化-漢代文化的特點
兩漢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都使東西方的現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羨慕。但是兩漢文化的形成較之中國上古時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較晚的，它的形成基礎則是以華夏文化為核心，從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華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形成併發展起來的。自漢高祖劉邦出生至漢朝的齊魯文化、中原文化、關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這些文化的產生與形成都是與其所處的地域及政治環境密切相關的，它代表著地方文化的區域特色。
（一）荊楚文化：是漢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最基礎的文化類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長江中游的廣大地區，是當時劉邦誕育地區的本土文化。豐邑原為宋國屬地，後曾在此設都（故豐縣有「漢高故里，古宋遺風」之稱）。
（二）齊魯文化：即儒學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這一地區主要從事於農業和蠶絲織業，並因臨海而富於魚鹽之利，故而形成了這一地域的文化和習俗特徵。「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鄉人者，大國之風也」；「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
對劉邦而言，荊楚文化、齊魯文化都是爛熟於心的，推崇與否都是因時勢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惡並不代表著文化層次的厚薄。確切地說，漢文化的很大成份來源於齊魯文化，即儒學文化。
（三）中原文化：即華夏文化。這種文化主要產生於黃河的中游地區，在這一地區有著突出的較文明的農耕文化，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均較為發達，成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搖籃。
（四）關中文化：即三秦文化。這種文化觀念產生和形成於黃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這裡膏壤千里，以田為上好稼穡，多大賈，農耕文化形成較早。
（五）北方文化：亦即燕趙文化。這種文化觀念主要產生於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時期的趙國、中山國、燕國以及以北的地區。這一區域文化與中原文化有相同之處，且受塞外匈奴的遊牧文化的影響，顯得更加雄渾粗獷，奔馳豪放。
除了上述五種文化主體之外，還有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嶺南越族亞文化等，都曾對漢文化的形成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同時更多的則是受後來漢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全國一統的「大一統漢文化」。漢朝建立前，中國廣大地區所存在的文化差異，極大地限制了區域交流和各項事業的發展。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李斯等人的倡導下，雖然對戰國時期「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文化現狀進行了改革，但這項工作並非像戰爭那樣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夠改變，而是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潛移默化才能夠使八方文化融為一體，諸子百家互相滲透，最終凝聚成中華民族的文化──漢文化。漢字、漢語、漢文化來自百族，又影響八方，對中華民族的鞏固和發展產生了千年不衰的深遠影響。
漢朝文化-服飾文化
這一時期的衣料較春秋戰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別也更加嚴格。秦漢服裝麵料仍重錦繡。繡紋多有山雲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複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通幅花紋。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開闢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於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秦代服制與戰國時無大差別，保中國服飾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裡面都有中衣及內衣，其領袖緣一併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裙」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漢代有了輿服制度。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２０余種。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區分等級的基本標識；②佩綬制度確立為區分官階的標識。
漢朝文化-飲食文化
中國飲食文化的豐富時期，歸功於漢代中西（西域）飲食文化的交流，引進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黃瓜、菠菜、胡蘿蔔、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於馬糧，萵蓮（即萵筍）、大蔥、大蒜，還傳入一些烹調方法，如炸油餅，胡餅（即芝麻燒餅，也叫爐橈）。東漢時期，淮南王劉安發明豆腐，使豆類的營養得到消化，物美價廉，可做出許多種菜餚，１９６０年河南密縣發現漢墓有大畫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東漢還發明瞭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動物油，叫脂膏，帶角的動物油叫脂，無角的如犬，叫膏。脂較硬，膏較稀軟，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實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後植物油的品種增加價格也便宜。
在飯、菜的食用上都有嚴格的規定，通過飲食禮儀體現等級區別。如王公貴族講究‘牛宜秩，羊宜黍，像直穆，犬宜粱，雁直麥，魚宜漲，凡君子食恆放焉‘。糧食有稻、小麥、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筍、藕、菱角以及梅、楊梅、梨、柿，棗、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屬於獸類的有黃牛、綿羊、狗、豬、馬、兔，梅花鹿；屬於禽類的有雞、野雞、野鴨、雁、鷓鴣、鵪鶉、鶴、天鵝、斑鳩、鷸、鴛鴦、竹雞、火斑雞、鴞、喜鵲、麻雀等；屬於魚類的有鯉、鯽、鱤、刺鯿、銀鯝、鱖等。此外，隨葬的食品和飲料還有雞蛋、各種餅食和酒。烹調時使用的調味品有鹽、醬、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貧民的日常飯食則以豆飯藿羹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有菜餚二十餘種。‘凡王之饋，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這告訴我們，進獻王者的飲食要符合一定的禮教。《禮記·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間平民的飲食之禮則‘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是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在這種慶祝會上，最受恭敬的是長者。
禮產生於飲食，同時又嚴格約束飲食活動。不僅講求飲食規格，而且連菜餚的擺投也有規則，《禮記·曲禮》說：‘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疏醬處內，蔥片處右，酒漿處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譯成現代的文字，就是說，凡是陳設便餐，帶骨的菜餚放在左邊，切的純肉放在右邊。干的食品菜餚靠著人的左手方，羹湯放在靠右手方。細切的和燒烤的肉類放遠些，醋和醬類放在近處。蒸蔥等伴料放在旁邊，酒漿等飲料和羹湯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陳乾肉、牛脯等物，則彎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這套規則在《禮記·少儀》中也有詳細記載。上菜時，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於左手上；上魚肴時，如果是燒魚，以魚尾向著賓客；冬天魚肚向著賓客的右方，夏大魚脊向賓客的右方。
在用飯過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縟禮。《禮記·曲禮》載：‘共食不飽，共飯不擇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歌，毋吒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齒。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辭以簍。濡肉齒決，於內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這段話的大意是講：大家共同吃飯時，不可只顧自己吃飽。如果和別人一起吃飯，就要檢查手的清潔。不要用手搓飯糰，不要把多餘的飯放進鍋中，不要喝得滿嘴淋漓，不要吃得噴噴作聲，不要啃骨頭，不要把咬過的魚肉又放回盤碗裡，不要把肉骨頭扔給狗。不要專據食物，也不要簸揚著熱飯，吃黍蒸的飯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圇的喝湯，也不要當著主人的面調和菜湯。不要當眾剔牙齒，也不要喝瞻漬的肉醬。
如果有客人在調和菜湯，主人就要道歉，說是烹調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醬類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說是備辦的食物不夠。濕軟的肉可以用牙齒咬斷，於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個要撮作一把來嚼。吃飯完畢，客人應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債物的碟子交給旁邊伺侯的主人，主人跟著起身，請客人不要勞動，然後，客人再坐下。
漢朝文化-兩漢文學
兩漢崇文，大一統的鼎盛帝國，要求用文學來歌舞昇平。於是一種以鋪寫帝王和都市生活為主的文學樣式——辭賦便應運而生。賦是兩漢最流行的文體，是一代文學的標誌。其體式導源於荀子的《賦篇》，並吸收了楚辭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的賦，尚未脫楚辭形跡，被稱為騷體賦；枚乘的《七發》奠定了漢代大賦的形式格局；至漢武帝時代，獻賦誦賦風氣大盛，產生了一大批賦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極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稍後的揚雄，有《甘泉》《羽獵》諸賦。這些賦寫得鋪張揚厲：多以歌功頌德為宗旨。到了東漢，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仍是散體大賦中的煌煌巨作。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國強勢不再，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用辭賦來抒情志、來刺時世。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是這方面的名作。他們的創作突破了大賦原有的體制，對以後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和唐宋時期的散文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國西漢初至東漢末大約４００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以兩漢樂府和東漢末年的文人五言詩成就最高。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漢武帝時期，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負責制定樂譜和訓練樂員，同時大規模地蒐集民歌配樂演唱。樂府官署的設置，使漢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漢代文人詩壇特別冷落的情況下放射出異常絢爛的光彩，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後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孔雀東南飛》
漢樂府民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有些詩揭露了官僚貴族的豪奢與殘暴，反映了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現了漢代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傳達出被壓迫人民憤怒反抗的呼聲。如《相逢行》《婦病行》《東門行》等；有些詩反映了戰爭和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和災難，如《十五從軍征》《戰城南》《飲馬長城窟》《古歌》等；有些詩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棄婦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採蘼蕪》《白頭吟》《怨歌行》《孔雀東南飛》等；還有些詩反映了社會動亂給
人們帶來的不幸，如《枯魚過河泣》《烏生》等等。在藝術上，漢樂府民歌多採用敘事的形式，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孤兒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語言樸實凝練，不事彫琢，如《江南》；句式上靈活多樣，有四言、雜言，而其最大貢獻是開創並完成了五言詩的形式，不僅影響到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而且直接為建安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與漢樂府民歌比較，漢代文人寫詩的很少。西漢文人詩主要有以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歌，傳統典雅的四言詩以韋孟《諷諫詩》等為代表。直到東漢時期，在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才開始出現。班固的《詠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詩。其後文人五言詩如雨後春筍，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刺世疾邪詩》等。其中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詩中所抒發的大都是他們失志傷時、離愁別怨及人生無常的憂憤情緒，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因此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詩的典範。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稱譽它為「五言之冠冕」，給予極高的評價。
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書·樂志》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漢代文人詩主要保存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南朝梁蕭統《文選》、南朝陳徐陵《玉臺新詠》中。今人逯欽立輯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
兩漢散文創作的成就很高。漢初賈誼和晁錯的政論散文，思想敏銳、直言時弊、文采飛揚。後期至東漢的散文雖有駢偶化發展的傾向，但能夠保存漢初關注現實，指摘時弊的文風。而兩漢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寫體例。它敢於批判、敢於歌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為人們所稱道。從文學的角度看，司馬遷以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使它成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典範。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飛將軍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等。《史記》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變化多樣的謀篇布局和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後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範作用。魯迅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語熱情地評價《史記》傑出的史學和文學成就。可以和《史記》相提並論的是班固的《漢書》。《漢書》記事詳贍，寫得也頗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準則，來寫入記史，顯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遜於《史記》。
漢朝文化-兩漢文化對中華民族的重大影響
由漢高祖劉邦奠基而發展起來的兩漢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都曾產生過並將繼續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兩漢文化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代表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它所形成的影響則滲透到中華民族發展的方方面面。
總之，博大精深、浩瀚無垠的兩漢文化是一個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體。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種類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統」文化，因而也就顯示出十分的廣泛性和適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和鮮明性，是使民族統一、國家統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輝典範，其功績之大、影響之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比擬的。因此，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兩漢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徵，它凝聚著中華民族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鬥爭精神，今後仍將會對中國、對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