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從北京回河南老家，一千五百里，無論坐火車還是乘大巴，沿途幾乎看不到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所見全是小樹、幼樹。近日幾位朋友開車出北京到延慶遊玩，跑了二百里山路，除了明十三陵附近有些古樹之外，其他路段的山坡上，仍然幾乎看不見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北京西、北兩面依山，居京近二十年，去過北京的不少山區，不止是延慶，其他山區沿路你也很難看見脫去稚氣的像樣的樹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兩次去甘肅天水採訪祭祀伏羲大典，對那裡連綿起伏的大山印象深刻。一座座山頭排向天際，座座山頭全被切削成清晰整齊的梯田，整座整座的山頭上望不見一棵樹，一座連座的大山都是那麼光頭朝天——視覺非常震撼。我不禁感嘆：當年那裡的人們要流多少血汗眼淚，才能把那麼多的山頭全部弄成梯田，才能把那麼連綿群山上的樹木消滅得那麼徹底，執政者需要多麼邪性才能驅使民眾去完成如此浩大的「改天換地」工程！或者，莫非這一地區自伏羲氏以來就不長樹木？
回顧上述個人經歷，最近我得出一個粗疏的結論：北中國半壁萬里河山，無論山區還是平原，幾乎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木（一些古蹟遺址或人家庭院裡除外）。據此繼續推演，我又得出另一個粗疏的結論：中國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若按生長其上的樹木的歲數論，莫說五千年文明古國，實在是一個只有不到二十年歷史的朦昧新國。
為什麼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上很難看不到像樣的大樹？以我有限的知識和經歷判斷，最近六十年的共產極權制度乃是導致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請允許以我生長於斯的村子（河南省杞縣焦莊）為例加以證明：
我們這個村子位於黃淮平原腹地，村裡六七十歲的老人至今神往當年村頭的幾十棵大毛白楊樹。那時，焦莊的大楊樹方圓幾十里聞名。大楊樹有多大？老人們說：樹身棵棵都有磨盤粗。磨盤有多粗？起碼三四個人合抱。村裡至今流傳一個關於這些大楊樹的故事。我的一個堂伯父（父親的堂兄），少年時期曾被老抬（綁票的土匪）抬走。鑽看守的空子，少年逃出了土匪的掌握。可是家在哪裡？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離家多遠。無奈之下，他就近爬上一棵高樹的樹梢，向四面八方瞭望。在東南方向，他看到了我們村頭那些大樹的熟悉的樹冠，還看到了離我們村六里的瓦崗集（不是山東瓦崗寨）的那座磚塔。少年下得樹來，朝著家鄉大楊樹的方向，一路走一路問，最終回到家裡。後來知道，羈押伯父的那個村子在我村二十多里以外。
1963年我降生時，我們村的大楊樹已不存在。自從兒時第一次聽說大楊樹起，直至今天我仍然每每痛惜它們的消失。那麼它們是怎麼消失的呢？是分兩次消失的：第一次是土改時期，長在富裕人家土地上的大楊樹，像土地和其他財產一樣，被分了，被伐了；第二次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1959年大煉鋼鐵時期，長在中等人家田地裡的大楊樹也被伐了，被燒了。從此以後，焦莊的大楊樹已不復存在，只存在於父老的記憶和傳說裡，再過一二百年，恐怕就只存在於筆者的這篇小文裡了。
人民公社的二十年裡，田間地頭是不准長樹的，毛說「以糧為綱」，可耕地里長樹違背毛的教導。即便個別樹木命大運好，僥倖活過人民公社的二十年，1979年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也都被刨掉。此後這三十年，土地隔幾年一變動，每次變動都是樹木的大劫。誰願意讓自己種的樹木隨土地流轉到別人手裡呢？於是在中國農民是一次動地，在中國大地上的樹木則是一場種族滅絕之災。兩千多年前孟子說無恆產者無恆心，兩千多年後焦子悟到無恆地則無恆樹。
從北京到河南一千五百里幾乎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只是問題之一，問題之二是，一千五百里沿途所見的小樹、幼樹，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種速生楊樹。為什麼千里盡皆速生楊？成材快，變錢快呀。如果種生長緩慢的樹種，土地流轉了，樹才胳膊粗，是刨還是不刨？刨吧，純粹是害性命；不刨呢，不是白忙活嗎？
我們村大體上說是南北對稱，東西向的主乾大街向東延伸就是出村的大路。沿著這條路走三里地，就是北京至深圳的106國道。三里長的鄉村道路，路北有一條小河相伴始終。出村不遠，臨河有我家一塊地，弟弟在河岸上種了一排速生楊樹，有二三十棵，其中多半已有合抱粗，非常蔥蘢。這裡正是當年我村一些大楊樹生長的地方，我想，百年之後這排楊樹或許也能棵棵長得磨盤粗。我開始為百年後重現焦莊大楊樹的景象而激動，而憧憬！
去年（2010年）秋天回家，母親告訴我，楊樹這幾年便宜了，而且越大越不值錢，弟弟栽的大楊樹今後恐怕再也賣不上價錢了。我問，那些楊樹現在估計能賣多少錢？母親說，也就幾千塊吧。我半開玩笑地說，我給他（弟弟）一萬塊，讓它們永遠長在哪裡吧。當時我只是順口一說，並未進行這樁交易，也完全沒想到這排楊樹的死期即將到來！
幾個月後的今年四月，我再次回老家，下了106國道，發現與通向我村的那條路相伴的小河被重新挖過，新土覆蓋的河岸上一棵樹毛也沒有了。我心頭一沉：弟弟栽的那排楊樹命運如何呢？趕緊放眼往村頭望，三里長的河岸像天地剛剛開闢一樣乾淨，弟弟栽的那排原本遮住半邊天的楊樹此時視野裡也看不到了。待我心情沈重地走到楊樹們生前生長的地方時，但見幾十個大樹墩晾在河岸上，如同屠場，有的樹墩被挖掘機從中抓開，慘不忍睹。
我的企圖重現焦莊大楊樹景觀的夢想就這樣迅速地悄無聲息地殘酷破滅了！
從記事以來，小五十年了，這條小河隔不幾年就挖一回。河岸上不管長什麼，一旦挖河，全部毀掉，壓根兒不考慮賠償的問題。土地是公家，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無人疼惜，有人疼惜也無用。弟弟正在鄰鎮當鎮長，那天我責問他：「你們這些基層幹部，在動土方工程時，為什麼就不能考慮一下生長在上面的樹木呢？」中原腹地開化有五千年了，我們的村子也有四百年了，出村的這條路上且不說能點綴幾棵千年大樹，若能點綴幾棵百年大樹，也該是多麼體面，多麼福氣，多麼有歷史感，多麼令人心醉啊！
編本期《黑五類憶舊》時，我搜索到潘石屹先生的一篇博文。潘六歲多時，三爺（爺爺的三弟）被村裡的基幹民兵抓走，去辦學習班。家人讓他去給爺爺送饃，民兵班長用槍口對著他，質問他幹什麼，把他嚇哭了，還不敢哭出聲。稍大，潘石屹問父親，那一次為什麼把爺爺抓起來，父親告訴他，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為綱」，地裡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要砍掉，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
潘接著寫道，於是小時候地裡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潘石屹是天水人。那一年伏羲文化研究會在北京開會，在京的天水名流應邀與會，我與老潘同桌用餐。看到潘的博客，聯想起十多年前去天水的經歷，原來那裡的連綿群山並非從來一棵樹沒有，而是曾幾何時到處也長著參天大樹！
天水與中原相距幾千里，兩地大樹們的命運完全一樣，遭劫的時間和原因完全一樣。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近百來年，地球生了皮膚病，就是共產極權制度。這個制度不僅是人類的災星，看來也是樹類的災星；不僅是人類之敵，也是樹類之敵。此文完工之際，我又讀到樊建川先生的一條微博：「石漠比沙漠還兇惡，地球的癌症，嚴重到寸草不生。1987年至2005年的十八年間，西南石漠化面積新增四萬平方公里，超過海南島的面積。目前仍以每年吞沒一個縣的速度發展。伐木、燒山、開荒、陡坡種糧、水土流失、土層變薄、再變薄、石頭裸露、大地死亡。僅僅是人口壓力嗎？這幾十年怎麼了？」如此說來，共產極權制度不止是樹類之敵，也是整個生物圈，乃至岩石圈，之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