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答中外記者問時，再一次強調了「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且提出「中國有有利的條件，有巨大的內需。關鍵在推動經濟轉型，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並且使質量和效益、就業和收入、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有新提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由此，未來新政府施政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其最終落地目標之一就是，在保證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下，實現巨大內需的釋放。其實十八大確立的翻一番目標之一，就是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較2010年翻一番。
如何實現決策層啟動內需的戰略目標，筆者認為除了要理清未來城鎮化過程中人和糧的問題之外，還需要進一步理清維繫中國多年高增長人口紅利的真正含義，而現在學界普遍的共識是人口紅利已經開始趨勢性減弱。所以此點事關未來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保持經濟增長抓手如何確立——內需的啟動，不然沒有經濟真實增長的城鎮化一定是難以為繼的。
目前，按照學界共識的說法，中國的人口紅利主要是指勞動適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推動經濟形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聯合國的數據顯示，中國15-64歲的人口比重在2010年達到74.5%的峰值之後，就已經開始出現趨勢性下降，至2011年為74.1%，同期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則升至9.4%；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活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60%，降至2011年的58%。這三組數據，均表明從整體人口的結構變化上看，中國在本世紀頭十年確實經歷了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紅利時期，按上述不同指標界定，此紅利大致在2005年前後達到峰值。無獨有偶的是，在紅利峰值時期，中國經濟也確實出現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連續5年經濟增速超過兩位數的階段：2002-2007年間，2007年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高達15%；第一次出現在1992-1996年間，1992年四季度GDP增速曾高達16.9%。可見，在要素紅利推動下，中國經濟的宏觀運行確實呈現出了一派繁榮景象。
但同時比較觀察過去10餘年間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價值重估，勞動力的價值卻始終存在制度性的低估，進而導致在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的同時，個體勞動者不僅沒有減少有效工作時間，反而是採取了被動延長勞動時間的做法來增加勞動總收入，以滿足基本的生活消費需求，即中國勞動力紅利在微觀層面呈現出勞動個體「起早貪黑」的特徵。典型的微觀案例有：出租車司機的超負荷、低端勞務提供等服務行業的頻繁加班（例如，家政等行業）。
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國勞動力紅利「起早貪黑」的特質，筆者按照「雙化程度」（工業化和城市化），選取了北京、上海、廣東和江蘇四個省市的地區樣板數據，進行了比較分析。需要補充說明的，之所以選取這四個地區，原因是這個四個地區分別代表了工業化和城鎮化不同深度的中國局部（見表1）。北京已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上海完成城鎮化，工業化進入後期，北京上海兩地的雙化程度基本和歐美日發大經濟體相當；廣東工業化正在峰值，基本完成城鎮化；江蘇則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不斷加速的階段，而且這四個地區的經濟總量佔全國的比重達到了25%，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表1：2012年四省市的「雙化」程度
第二產比 城鎮化 GDP佔全國 人均GDP
重 比重
北京 23% 86% 3% 13868美元
上海 39% 89% 4% 13535美元
廣東 49% 67% 11% 8614美元
江蘇 50% 46% 10% 10883美元
全國平均水 45% 51% 6107美元
平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為了說明個體勞動者的「起早貪黑」的特徵，筆者分別以四個地區的獲取最低工資人群為樣板數據，考察了其按照正常的工作時間獲取的勞動收入和居民基本生活支出的情況（衣食住行的支出），樣板數據顯示，無論是城鎮化高的北京和上海，還是工業比重高的廣東和江蘇，最低收入人群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獲取的收入，並不能完全覆蓋居民基本的生活支出。
1．四個地區的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開支在整體消費中的比重，基本穩定在70%左右，大體上和全國的平均水平相當，其中廣東最高，北京最低；危機以來的5年間，四地居民的「衣食住行」漲幅與整體消費漲幅也大體相當（見表2）。
表2：危機以來，四地衣食住行及消費的變化. 示意圖 r.reuters.com/nar86t
2007 2012 增幅
地區 人均年衣 人均消費 衣食住 人均年衣 人均消 衣食住 人均年 人均消費
食住行支 總額，元 行在消 食住行支 費總額 行在消 衣食住 增幅
出總額， 費中的 出總額， ，元 費中的 行支出
元 比重 元 比重 增幅
北京 10021.63 15330.44 65.37% 15926.64 24045.9 66.23% 58.92% 56.85%
上海 12021.32 17255.38 69.67% 18121.05 26253.5 69.02% 50.74% 52.15%
廣東 10282.24 14336.87 71.72% 14512.25 20251.8 71.66% 41.14% 41.26%
江蘇 7241.85 10715.15 67.59% 11282.9 16781.7 67.23% 55.80% 56.62%
全國 7009.72 9997.47 70.11% 11803.97 16674.3 70.79% 68.39% 66.79%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從四個地區的就業情況來看，2007-2012年間，北京、上海的新增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廣東第二產業新增就業人數是第三產業的2倍左右；江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新增就業大體相當，但與其他三地不同的是，江蘇整體新增就業人數基本沒有增長，二、三產業的新增就業人主要來源於第一產業的遷移；相應其它三地新增就業主要來源於外部地區勞動的流入。
表3：危機以來，四地就業情況變化（萬人） 示意圖 r.reuters.com/qar86t
北京 上海 廣東 江蘇
年份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計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計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計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計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產業
2007 60.9 228 654 943 53.7 423 548 1024 1588 2106 1708 5403 1230 1857 1590 4678
2011 59.1 219 791 1070 37.3 445 622 1104 1427 2526 2007 5961 1023 2017 1718 4758
變化 -1.8 -8.9 138 127 -16 22.5 73.9 80 -161 420 299 558 -207 160 127 80.4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3．與新增就業的產業分布不同對應，四地區最低收入人群的勞動收入與衣食住行消費支出的比呈現出不同變化：其中北京和上海的變化屬於改善性的，2007年北京、上海最低收入人群的勞動收入與衣食住行消費支出的比值分別為87%、84%，到2012年則分別升至95%和96%；同期廣東的比例由2007年的53%升至2012年的70%；江蘇的比重卻由2007年的98%降至2012年的85%。
表4：四地區最低收入/衣食住行支出
北京 上海 廣東 江蘇
2007 87% 84% 53% 98%
2012 95% 96% 70% 85%
變化 8% 12% 18% -13%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上述三組地區樣板數據來看；首先，5年來不同發展地區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衣食住行依然是居民的最為主要的消費支出；其次，即便是城鎮化程度高、已進入後工業化的北京和上海，對於最低收入人群而言，其正常的勞動收入也不能完全覆蓋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費支出（衣食住行佔消費總額的70%左右），更不要說覆蓋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其他佔3成的消費支出；第三，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最快的地區，最低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情況則呈現惡化態勢，例如江蘇。
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各界一直以來強調的經濟結構升級或者結構優化、提高經濟質量，用通俗的話講，實際上就是通過合理的制度變遷，實現生產要素價值的重估。而好的制度性安排就是能夠推動微觀經濟層不斷找尋價值窪地，即「好鋼用在刀刃上」，那麼相應在政府的有意和市場的有效共同推動下，宏觀產業布局的調整就水到渠成。但是上述四個地區的樣板數據而言，卻初步證實了上文中筆者提出的中國勞動力紅利在微觀個體上的「起早貪黑」的特質，筆者認為其背後主要原因，是自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一直存在著一個被大家所默許的東西，即快速完成資本積累。
在這個默許之下，通過人為壓低勞動力價值，為其他生產要素提供高回報率的組合可能，相應在地方上才漸次出現了招商引資熱、賣土地熱、蓋樓熱、出口熱等等經濟發展策略的實施。為了保證這些經濟策略的執行，客觀上要求勞動力價值的制度性低估，在此之下，勞動力微觀個體只能被動的延長勞動時間，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這樣又進一步增加了勞動力對於其他生產要素積累的補貼。這一格局對於政府的好處就是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進而也能夠保證政府推行其主導下的產業布局。筆者認為此種經濟邏輯才是中國人口紅利之所以能夠帶來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核心。
但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地區結構以及教育背景結構均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上述經濟邏輯很難得以延續。這樣就自然提出一個問題，勞動力紅利（包括宏觀和微觀）消失後遺留下的價值缺口，如何填補，如何在發現新的價值窪地，均成為未來城鎮化推進中亟需解決的問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