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岳麓書社出版了《西潮·新潮》一書，這大概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第一次出版蔣夢麟的著作，而且屬於一套叫做「海外名家名作」的叢書。蔣夢麟何許人也？1949年前，他在教育界、政界是個無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學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達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為一所現代性的大學，與他的名字也是分不開的。他是教育家，他對高等教育的貢獻永遠載入了中國教育史。他先後當過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高官，1949年去臺灣，受命於危難之際，主持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這個曾經為中國教育事業盡心盡力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個風雨飄搖、「擾攘不安」的年代，因為不同的政治態度和選擇，連他的名字都曾被長期湮沒、遺忘，連不少畢業於名牌大學教育系的學生都沒聽說過他。
一
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雖然出生於浙江余姚的一個小村莊，但祖父在上海當過錢莊經理，「父親很有點發明的頭腦」，曾試過不用蒸汽的輪船失敗，從此一心一意讓兒子受現代教育。除了幼時受過私塾教育，他從少年時代起受的大部是西式教育，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及上海、余姚的教會學校求學，進入浙江高等學堂時已能夠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歲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終於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學專攻教育，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和教育學，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
回國之初，他先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兼任江蘇省教育會的理事。接著，他在北大和江蘇省教育會的贊助下創辦了《新教育》月刊，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僅僅六個月，該月刊發行量就達到一萬份。由於這個刊物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係」，1919年初，他被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離開北京，7月23日托付才三十出頭的蔣夢麟代理北大校務。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蔣夢麟第一次發表了有關辦學思想的演說。他指出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歷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這是他以後一直遵循的辦學方針。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並包，自由辦學」的方針，確實對奠定北大的基礎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義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長，「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在職而不在校期間，經常是由蔣夢麟代為處理行政事務。除了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他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對北大的成長同樣功不可沒。正是他們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在他們主持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三項治校的準則。同時，他認為「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這幾點正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長期間，也就是「五四」以後的七年，在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長期被經費困擾的情況下，北大始終穩步發展。1923年，北京八校教職員因政府積欠經費九個月，生計無法維持，經全體大會議決，要求在限定時日內拿到經費，「不然就關門」。情況緊急，蔣夢麟在北大教職員全體大會上說：「我們已苦苦維持了九、十個月，一旦停廢，實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職員開大會議決關門事件，如果主張關門，自不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職員被他高度負責的精神、勇挑重擔的態度所感動。最後，大會以「本校校務仍舊維持外，其他事件仍與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決，獲大多數通過。
他曾感嘆：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出了事，不論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大家馬上找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那一邊。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也是當年大學校長的真實寫照。作為職業教育家，他對無休止的罷課很不以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態度就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社會國家裡，政府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
1926年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學生慘遭殺戮。蔣夢麟悲憤欲絕，3月24日，他在北大全體師生舉行的追悼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潸然淚下」。接著，他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暴行，「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他「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發出佈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後停課一星期，以誌哀悼。」
這就是那個一貫不贊成學生放棄學業從事政治活動的蔣夢麟，在面對政府殺害自己學生時的態度，有了這些真實的歷史記錄，其他的什麼話都是多餘的了。
一個月後，邵飄萍被軍閥殺害，蔣夢麟也上了黑名單，當晚他避入六國飯店，一住三個月，只能以寫字消遣。
二
早在美國留學時，蔣夢麟就與孫中山熟悉，還擔任過舊金山革命報紙《大同日報》的主筆。回國後他曾幫助孫中山寫《實業計畫》，認識了許多國民黨要人。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寫信給他，其中有「率領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為這些淵源，1927年他被任命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秘書長，這是他書生從政的開始。1928年他出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因停辦勞動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易人兩事得罪一些國民黨元老，被迫辭職，於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這年12月，蔣夢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他延聘大批留美學生來校任教，並且按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制度進行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在他領導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學科研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此後，直到抗戰勝利的十五年間，他「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在黑暗而動盪的亂世，他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教學與科研都能穩步上升，這一奇蹟是與他的辦學思想分不開的。作為一位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教育家，他以《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獲博士學位。出版於1933年的《過渡時代之思想與學術》一書，介紹了歐美（尤其是歐戰以後）的教育理論，認真討論北大乃至中國教育的前途，蘊涵著他豐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國的「牧民教育」，反對德、日的軍國主義教育，提倡自由主義的平民主義教育。他的教育論著，大部分寫於「五四」前後。後來由於忙於校務，沒有時間和精力著書立說，他深以為憾，但他在實踐中始終堅持貫徹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關於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任職期間始終謹記在心，遵照執行。晚年他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其實，他最大的才能還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當大學校長是用其所長，恰到好處，因此對北大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前後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時，正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之際。他不僅要忙於校內的改革和整頓工作，還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付日本方面的騷擾。「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佔領河北北部，成立偽「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他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他去「談談」，雖深知其中的危險，但他毅然獨自前往日本兵營。《西潮》一書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的對話：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終於離開日本兵營，平安地回到了北大。隻身赴約，在日寇的軍營裡，在威嚇面前，他顯得如此從容，如此坦然。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一介書生付諸實踐，「臨難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話而已。
宋哲元派人勸他離開北平，但他堅持留在北大負起自己的責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籌委會共同主持校務。南京淪陷後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仍由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來主持校務。西南聯大從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課，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共計8年，再加上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共歷時9年，寫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蔣夢麟曾回憶：「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幸靠同仁們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無疑他為臨大和聯大的發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與汗水。
1945年抗戰結束，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根據他當教育部長時制訂的《大學組織法》，朱家驊和傅斯年提醒他辭去了北大校長兼西南聯大常委。胡適對蔣夢麟在北大的作為十分肯定，以為他步入仕途只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他在美國寫信給朋友說：「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兄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夢麟兄之歸……」想不到他這次告別北大就再也沒機會回來了，從此他也告別了教育事業。他曾這樣談論北大：「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麼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麼都知道一點。」（《談中國新文藝運動》，《西潮·新潮》P344）
抗戰時他在昆明的防空洞裡用英文寫的《西潮》是一本「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奇書，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西風東漸進行了獨特的反省，在這本書接近尾聲時他說：「政治究竟只是過眼雲煙，轉瞬間成歷史陳蹟。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臺灣出版後，好評如潮，曾產生廣泛影響，成為他身後的傳世之作，這恐怕是他當初所沒想到的。他晚年未能完成的《新潮》，則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