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手拿特供雪茄的毛澤東(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中國的城市煙霧籠罩，空氣污染嚴重，儘管廢氣的排放規定越來越嚴格，空氣污染依然繼續惡化，政府在空氣檢測數據上耍手腕，民眾也不願放棄汽車，似乎享有新鮮空氣只是幹部的特權。——這是德國《世界報》11月29日的報導。
該報導寫道，「灰濛濛的霧霾現在又來了，因為北京的冬天開始了。中國的首都常常煙霧籠罩，持續數日。潮氣與廢氣密集聚積，吞沒了地平線，讓人眼睛流淚、呼吸困難。一年之中的好多天，北京都是中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其它城市如廣州或上海也總是消失在灰色的煙霧瀰漫之中，……。」文章說，中國2010年實施的類似於歐洲汽車尾氣四號標準的新規定，明年起適用於卡車，然而「實施新規範不僅需要更好的排氣系統，也需要價值更高的燃料，中國的煉油廠也必須投資。」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主席沃爾什認為，「煉油廠迄今未能遵守含硫量極限值，所以新標準對柴油車的實施很有可能會推遲。」報導引述沃爾什的話說，面對汽車數量不斷增加，中國最遲在2015年必須達到歐IV標準，「如不盡快嚴格規定，到2020年廢氣就會增加一倍。因為在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城市，空氣污染都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值，進一步上升是相當危險的。」
該報認為，「空氣污染是中國政府的傷口之一，多年來北京在空氣檢測數據上耍手腕，政府如今還在和美國大使館就其在北京大使館和廣州總領館屋頂上的檢測設備爭吵，這些設備監測那些中國環保部不予統計的小顆粒。美國大使館每天通過推特的簡訊服務公布結果，一直讓中國政府耿耿於懷。「對空氣污染負有責任的不僅是圓了個人汽車夢的數百萬中國人。尤其是工廠和許多燃煤電站責無旁貸。奧緯諮詢公司的班騰裡德說，‘要減少中國的碳排放，只有廢氣排放標準當然是不夠的。’淨化空氣任務組織是與空氣污染作鬥爭的非政府組織，其亞洲首席代表宋明也說，‘遺憾的是這個新標準沒有帶來預期效果。新添的汽車太多，主要是煤炭，必須為之規定更嚴格的極限值。’」
報導說，「政府已經多次更嚴格地規定造紙、服裝和化工廠的排污上限。國家通過資助和罰款提高廢氣減排的積極性。然而立法滯後於經濟增長，儘管這個國家今年想比2010年減少碳排放1.5%，環保部不得不公布的是，頭6個月的排放就已經超過去年同期的6%。民眾在與污染作鬥爭時也沒有做到應盡的本份，今年秋天的‘無汽車日’名存實亡，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期間，這個日子使德國的馬路空無一車。放棄汽車，似乎沒有中國人願意。中共也是一樣，它給許多幹部配備公車和司機。然而幹部們不該受廢氣之苦，不久前獲知，生產空氣淨化器的遠大科技集團公司為中共在北京的辦公室安裝了200臺空氣淨化器，不用開賬單。這個消息在網際網路平臺--新浪微博引來許多憤怒的評論。」「乾淨的空氣是特權，至少眼下如此」，該報說。
該報沒有告訴德國讀者的是，在中國大陸不僅僅空氣是幹部的特權，而且一切都是幹部的特權。這種特權從「新中國」建立起就存在了。比如中國大陸有毒食品如三鹿奶粉、地溝油、毒蔬菜，近年來廣受老百姓詬病但當局就是裝聾作啞至少是監管不力，老百姓百思不解因為當官的也要生活，細究之下才知道黨國高層早就有特供食品，所以治下的毒食物就能肆意橫行。但這「特供」的根源在哪裡？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那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為了保證黨的高級幹部在飲食上的安全與健康，決定配合玉泉山規劃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個以奶製品、鮮蛋、蔬菜等為主的小型農場，即「香山農場」，開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
根據人民網文章《解密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香山農場專供反季蔬菜》消息，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共和蘇聯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中南海多了兩位蘇聯客人。他們的正式身份是警衛和衛生專家，主要搞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香山農場初建時，一專家對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議。如：場地要大，物種要多，糧食、蔬菜、肉類、奶製品、水果要有專業生產區，辦公區要獨立，並且要有相應科研加工設備，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風、講究衛生、便於清掃。此外，還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質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統，綠化隔離帶或圍牆等等。
1974年10月，原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回憶當年參與籌辦香山農場：「那時大家剛從小農經濟環境裡過來，對辦什麼新式農場毫無經驗。最大的願望就是養豬燉肉、種糧吃飯。對蘇聯專家的那一套，從來沒有聽說過，真是‘新媳婦上轎，頭一遭’。」
香山農場籌辦小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傳達的毛澤東意見：人家想搞一流的模範農場，說明他們有學問、有知識，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辦成好事。蘇聯工業發達，地方大、人口少、好辦事，我們比不了。現在弄吃的，也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先搞「土」的，以後有條件，再搞「洋」的。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個以荒地、土墩為主體，近600畝的農場就這樣迅速上馬了。一張存留至今的「香山農場區劃圖」，告訴人們當時各類作物區面積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糞場的方位。如：種青貯玉米260畝；青割玉米15畝；打籽玉米10畝；白薯110畝；燕麥、大麥、冬小麥50 畝；苜蓿（重要牧草）80畝、蘇丹草10畝，蔬菜40餘畝等等。
時間不長，香山農場基本建成，歸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並專供副總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員的需要。這種包括領導、生產、購銷為一體的三級管理體制，是十分安全和順暢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國家花錢少，又要東西質量好，成了農場一項非常突出的硬任務。在供給制年代，高官們大多在中南海西樓總特灶就餐。少數願在自己家裡吃的，由公務員打回去，菜餚變化不大。總體上是農場提供什麼就做什麼。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人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進入薪給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廚房和公派廚師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夫人們為了有計畫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農場幹部想方設法加強田間管理，減少損失。
在較長時期裡，高官們宴請外賓或重要人士所用的農場小牛肉、筍雞、乳製品、肉鴿、鮮蛋等樣樣都是真材實料。各家日常用量較大的豆角、黃瓜、茄子、西紅柿、油菜、青筍、尖椒、蘿蔔之類的蔬菜。加上職工早起、早摘、細心分裝、及時送達，其乾淨新鮮程度，絕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趕上哪家高官們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燒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黃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農場東西好、價錢便宜的讚揚聲逐漸傳開，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開始前往視察參觀。
趕上農忙時候，香山農場單憑40餘名在編人員，很難完成任務。警衛局就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援。一次，頤年堂會議上談到幹部問題時，劉少奇、陳雲指出：目前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許多幹部、特別是年紀輕的幾乎都是「三門出身」（即家門、學校門、機關門），走的是一條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變成了公職人員而且是終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經不起風吹雨打，容易摔跟鬥。就組織幹部輪流到農場進行勞動。時隔不久，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專門開了廳務會，研究佈置幹部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及為了便於考核、檢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勞動生產辦公室名義，印刷了《勞動記工本》，人手一冊。內有姓名、日期、勞動項目、勞動時間、記時人簽名等詳細欄目。當時原則規定，每人每年必須要有20天時間，到農場參加勞動生產。
當臨時需要的勞動力問題解決後，香山農場的規模便日漸擴大了。向南，與居山農場果園相連；向東、水稻田幾乎發展到玉泉山療養區的大門口。生豬也養多了，還蓋了一些搞試驗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1956年後，國內安全形式已大為好轉，北京市在商品收購、供應、藏儲、管理等方面，已積累了不少成熟經驗。有一批精幹的專業隊伍「供應歸口」，香山農場的轉向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經過一段時間準備，除稻田和人員外，農場全部歸北京市統一管理，自主經營。為了不影響生產和供應，警衛局事先還專門從部隊挑選20餘名戰士，轉業到農場熟悉情況，協助相關部門進行交接。爾後，中南海高官們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之後，在原有香山農場的基礎上，以部隊人員為主，組建了一個常年生產班子，大家習慣叫它「玉泉山農場」。玉泉山管理處的人，開墾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種果樹，算是農場副業。到了收摘季節，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高官們；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
農場能提供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警衛局根據玉泉山獨特的住地環境，開始著重研究毛澤東等少數高官們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剛至，天氣較熱，毛澤東提出要吃橘子，然而時間不對，老的沒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報告上去，不知什麼原因，毛澤東火了，「現在正是摘橘子的時候，怎麼會沒有，我要吃，叫他們去辦。」」結果還是沒有鮮橘子，只好用罐頭產品替代，毛澤東自然很不高興。此後玉泉山農場的人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對於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有人解釋為「特供中的特供」。
今日的中國大陸，官員貪污腐化，生活奢靡，於是有人開始懷念官方宣傳的毛澤東時代的所謂「艱苦樸素」。毛左份子吹捧他們的偉大領袖艱苦樸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實無非睡木板床、愛穿舊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評論卻認為，這只是其個人的農民生活品味，與艱苦樸素無關。毛澤東是中國帝王式獨裁者，他一邊盡情揮霍，一邊把自己打扮成節約的楷模，要全中國人民都在極端艱苦中過日子。
《多維網》日前發表一篇名為《揭秘：毛澤東不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認為官方對毛澤東的宣傳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說，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們總是對外界稱，毛生活艱苦樸素。然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精心挑選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不會將毛澤東生活方面的真實情況毫無保留的說出來，只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澤東經常將錢物贈予身邊工作人員，可謂皇恩浩蕩。有一次就給了衛士李銀橋1000元，這幾乎相當於李銀橋兩年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人員們更加守口如瓶，只說好聽的。
根據管家吳連登的說法，主席的月工資是404.8元，江青是243元，這個家庭的年收入為7773.6元。這在當時的中國來講，毛澤東的工資無疑是全國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領導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資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這卻不能滿足毛澤東的實際需要。1996年出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一書中透露了這一點：該書說，除工資收入外，毛澤東每年還要從稿費中開支近萬元，用於補貼生活。可見這個家庭用於生活的開支，每年不低於15000元。那時，李銀橋的年收入約600元，吳連登則更少。
《揭秘：毛澤東不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認為，毛澤東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別人寫的；他的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各單位用公款買來發給職工的；稿費源源不斷滾滾而來，全國只有他一人，有特權。事實上，他在世時，稿費就是私房錢，由他隨意支配，黨和人民從未分享過一分錢。在1950年代高達100萬元的稿費，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文章進一步揭秘，毛澤東每年一萬多元的生活費，其實僅僅是個表面上的數字，毛澤東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權，是老百姓所看不見的，不是用多少錢就能量化出來的。比如，管家吳連登說主席吃東西不講究，廚師做什麼就吃什麼，從不提出自己想吃什麼。但廚師程汝明表示，毛澤東有個習慣，有些他沒吃過的菜餚，不管多麼有講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製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動。程汝明和另一名廚師於存還說，有時毛提出想吃的特別的東西由於廚師不會做，會弄到他們措手不及。
另外，毛澤東喜歡吃的食品，則從全國各地運到他的廚房。如安排專機每週定期往返「北京—長沙」，專門空運東方紅漁場的活魚。而想吃武昌魚的時候，就從武漢空運活武昌魚。文章描寫道，在大飢荒期間，毛澤東曾宣布他要「跟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上，他在一個短時間內是沒吃豬肉，卻是吃魚。毛澤東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還包括從香港購買澳大利亞麥片，玉泉山農場生產的大米，「巨山」農場則供應毛喜歡的蔬菜、肉類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則是由廣東提供。
此外，茶和煙自然也不能少。毛澤東喝的龍井茶，產在一座特別的小山頂上，在每年最適宜的季節，採下來送進北京。而毛澤東抽的特供煙，有「中華」、「熊貓」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捲煙廠特供煙生產小組製造的雪茄。由於每月派專人從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煙廠取煙不方便，就從什邡煙廠選中了幾位廠裡的技術骨幹，成立了「一三二小組」舉家遷至北京，在門牌號為81號的中南海對門的北京南長街80號設立特製煙小組，專門為毛澤東精製「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稱為「一三二」，是因為雪茄所採用的柳煙和毛煙，型號分別為十三號和二號，均產自新都縣獨橋河兩岸的200畝油沙地，柳煙味淡而純，毛煙味濃而重。兩種菸葉在燃盡後均不落灰，煙灰呈白色，抽吸時喉嚨處可感到絲絲涼意。
而毛澤東的廚師班子也是陣容強大，規模曾經達到4人，至少有14人先後在這裡工作過，他們個個都是頂級名家。而毛澤東本人1960年代初還一度喜歡吃西餐。在大飢荒最為嚴峻時，營養專家與廚師為毛澤東精心制訂了西菜，西菜湯菜譜。這份菜譜包括7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
毛澤東的住所在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菊香書屋是一個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間房，內有辦公室、會客室、臥室、餐廳、門廳，另外還有書房、藏書室等。毛澤東的家人則住菊香書屋旁邊的另一個四合院。毛澤東還擁有一個室內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邊也有書房、會客室和臥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鍋爐房把水蒸氣用管子輸入保持合適的溫度，隨時等候他駕臨。而在修建這個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澤東在中南海已經有一個室外游泳池了。
文章還稱，毛澤東喜歡別墅，起碼有五十多所別墅在全國各地為他建起，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這些別墅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一旦中選，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澤東享用。他有一個別墅新建在一個山凹裡，面向大海，背後是鬱鬱蔥蔥的山，裡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萬無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極少數中共領導和他們的家屬、隨從才可以靠近。
韶山「滴水洞」別墅，是在大飢荒餓死很多人的時候花數億元修建的，當時幾億農民吃不飽、穿不暖，瀕於餓死的邊緣，卻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萬歲萬萬歲」！然而，毛澤東只在這裡住過一次，而有的別墅從未去過。文章說，毛澤東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當時是最先進的移動宮殿——德國進口專列，自帶發電機，有空調和全套辦公設施和醫務室。他出巡時，辦公、吃住通常是在專列上，除了開會，很少住地方的賓館。專列共12節車廂，能容納大批隨從。他的一位廚師曾展示過他與隨從們合影的照片，竟達60人之多。
文章還披露，跳舞是毛澤東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時，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教會了革命家們跳交際舞，毛澤東很快著迷，於是每週都組織舞會。到中南海後，1953年專門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團，團員從各大軍區文藝團體選調，女團員的選調標準包括「面貌清秀、體態端正」。彭德懷對此有意見，認為是「選妃子」。1958年撤銷了中南海文工團，但每週週末的舞會照常舉辦，1960年改為每週兩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會。
中南海文工團撤銷後，毛澤東的舞伴主要來自空政文工團，她們個個端莊秀麗，年齡相當於現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會由中南海派專車接送，舞會結束後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廳旁邊有毛澤東專用休息室，在這裡舞伴可以單獨聆聽領袖教誨。一位名叫陳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團演員，初到中南海時14歲。另一位來自空政的舞伴劉素媛，初到中南海時18歲；這兩人都與毛澤東結下了特殊關係。大名鼎鼎的孟錦雲也來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時14歲，後來成了毛澤東的護士，毛澤東外出視察時，地方官員也投其所好舉辦舞會。在一次舞會上，一位地方官員甚至對一位小演員說：「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後，陪著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
文章又說，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穿的衣服，麵料是黃色美國將校呢，一口氣做了四件。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穿的軍裝，麵料有好幾種，一口氣做了八套。為參加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專門做了幾套衣服，麵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嗶嘰呢，樣式是根據毛澤東的情況，在中山裝基礎上作了改動。這種樣式毛澤東非常滿意，他的標準像就是穿這種衣服照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就是標準像）；這種樣式的衣服後來被稱為「毛式中山服」。毛澤東的所有衣服都是國內頂級大師的作品。在確定衣服尺寸時，大師站只能在距離毛澤東5米遠處目測，確保領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脅。
毛澤東去世後，留下20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補丁甚多，連同一條也打了很多補丁的毛巾被，被確定為他節儉的物證，放在展覽館展出，讓人們世代頌揚。文章披露，人們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補丁其實是送到總後被服廠打的，而毛巾被的補丁是送到遠在上海的毛巾廠織補的，打補丁的成本遠遠超過新買。如果給睡衣打很多補丁是節儉，那為什麼要買20多件睡衣呢？！這不是節儉，世界上許多隨心所欲的巨富和極權者，常有這類享樂怪癖。
毛澤東與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邊盡情揮霍，一邊把自己打扮成節約的楷模，要全中國人民都在極端艱苦中過日子，對挪用國家財產遠不如他的人無情懲罰，乃至槍斃。
作家張戎在她的書中寫道：「毛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後繼者宣傳的那樣‘艱苦樸素’呢？出現在人前時，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毛都不給人一種驕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歡豪華，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論是金子鑄的水龍頭還是價值連城的古董名畫，都與他無緣。然而，他並非為了人民的利益在犧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東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隨心所欲地拿取，對國家錢財毫不顧惜。」
文章最後說，毛澤東去世後還在繼續奢侈著。他的繼任者花巨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修了一幢大房子，讓他一個人住在裡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貴，全水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