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份以來，有關中國城鎮化的討論就成為了市場熱議未來中國經濟內生動力的一個重要內容，李克強於2012年9月在其《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一文中明確提出「城鎮化是我國最大內需潛力之所在」，表明繼續推進城鎮化已經列入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的頂層設計之中，同時李克強也在文中還列出城鎮化推進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五大問題：「城鎮化戰略問題、土地利用問題、戶籍改革問題、資源支撐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實際上這五大問題事關未來中國城鎮化推進的路徑。而在理清這一問題前，則需要仔細分析中國城鎮化已經走過的軌跡，由此，本文以過去10年間（2002-2011）的數據樣板為基礎，作一些嘗試性的探討。
一、衡量中國城鎮化程度的兩個差異性指標
截至2011年，按照城鎮常住人口的口徑（居住超過6個月以上），中國城鎮化率為51.27%，較2001年37.66%提高了13.61%，即過去10年間，中國的城鎮化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在推進；同時中國的工業化程度並沒有出現明顯的提升（截至2011年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為46.6%，僅比2001年的45.2%略微提升了1.4%），因此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的局面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正。
但如果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戶藉口徑，截至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僅為35%，較2001年的27%僅提高了8%，由此按照該口徑中國的城鎮化程度依然很低。不近如此，中國城鎮化的兩個衡量指標的差異度，在過去10年間還呈現不斷擴到態勢：2001年常住人口口徑和戶藉口徑的差異度為11%，到了2011年這一差異就已經擴大16%。
而正是這一差異也帶來了有關中國真實城鎮化程度的爭論，如何理解？本文的第二個問題嘗試解釋這個。
二、中國社會結構的巨變：兩個「葫蘆型」結構的形成
李克強在《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一文還引用了一個劃分中國東部和西部的地理概念——「胡煥庸線」，即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沖之間那條45度的傾斜線。而中國的城鎮化則是由人口自這條分割線的西側向東側流動完成的，但在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過程中，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許志遠在其《祖國的陌生人》中記錄的他於2007年沿著這條分割線的一路見聞，見聞過後，他曾就分割線兩側社會呈現出的巨大反差（其稱作社會的斷裂感），寫下這樣一段話：「我這一代注定在種種矛盾與衝突中成長，內心的困惑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借用許的「斷裂感」似乎能夠解釋上述城鎮化兩個指標之間不端擴大的差異度。
截至2011年，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徑，中國城鎮化人口為6.9億人，較2001年的4.8億人，增加了2.1億人，其中10年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了2200萬，其餘的1.87億人基本可以算作人口由鄉村向城市流動的總規模。
同時按照戶藉口徑，2011年底較2001年底的城市戶籍人數累計增加了1.4億人，扣除自然增長的2200萬後，實際上有約1.16億人取得了城市戶口，而是10年間高校畢業人數累計4000萬，那麼其餘的7000萬為人口流動結果。
而上述兩個口徑差異中還有7000萬為沒有城市戶口，但被按照常住人口算作城鎮人口。
簡單總結一下就是：10年間，由鄉村向城市流動的勞動力大致在1.4億人（不含考大學、當兵等途徑），其中有7000萬人取得了城市戶口，另外7000萬人則仍是農村戶口，即10年間，在中國城鎮化的推進中，一半的人完成了由農向城的遷移，一半的人還處於流動狀態。而正是在人口雙變（遷移+流動）的之下，10年間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截至2011年，市民（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數為4.7億，農民人數為6.6億，農民工（不從事農業生產，但又沒有城市戶口）2.2億；
我把這個社會結構變化形容成「葫蘆型」轉變——葫蘆頭是佔35%的市民，葫蘆底是佔50%的農民，連接葫蘆兩端的葫蘆腰是佔15%的農民工；2001年的人口結構為：市民佔29%，農民佔70%，農民工僅佔1%。
我想也許正是這個「葫蘆型」的轉變，才讓許志遠產生了巨大的「斷裂感」，因為這個葫蘆腰是由於戶籍、地權等人為的壓出來的，即這個葫蘆是「壓腰葫蘆」（玩笑話，近年，手捻「亞腰葫蘆」是文玩市場的一個熱賣品種）。
而在本文市民、農民和農民工的人口結構的測算結果基礎上，按照統計局公布的城鎮人均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數據，大致匡算，截至2011年，居民收入結構為市民為53%，農民為30%，農民工為17%，同樣是一個「葫蘆型」結構，不過這個葫蘆和上一個葫蘆，首尾互換了，而且和2001年的情況相比，這個互換的更明顯（2001年的收入結構比較為市民40%，農民46%，農民工13%）。
那麼，如何理解人口結構的「葫蘆」和收入結構的「葫蘆」的形成呢？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三個問題。
三、新的剪刀差快剪不動了
如果熟悉中國歷史的，應該對「剪刀差」這個詞不陌生——即指計畫經濟時期，政府通過過「價格控制」方式來將資源向工業領域集中，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工農剪刀差（1953年頒布的《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統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賦予了政府按相對偏低的壟斷價格統一收購和銷售農副產品的權力，以此對農產品的統購價格和影子價格之間的價差進行扣除，從而降低工業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同時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費用，間接降低工業的勞動投入成本），隨後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上述的工農剪刀差已經消失。
而上文提及的兩個「葫蘆」，則表明在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中（勞動力流動），新的剪刀差卻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把它稱作「二元隔離」的汲取機制，即政府通過工農隔離、城鄉隔離、內陸與沿海隔離、全國與特區隔離等「二元隔離」的資源配置策略，推動資本的有意集中於既定的產業布局之中。（有關中國「二元隔離」的詳細論述，參見本人所著《思考中中國：美元邏輯下的中國角色》）
從過去十年中國居民的「衣食住行」四個方面的通脹變化，就可看到政府的這種有意為之，以2001年底的通脹數據為基數，至今CPI累計漲幅為33%，其中食品累計漲幅94%，衣著類累計漲幅為-5.5%，交通和通信類累計漲幅為-9.5%，居住類累計漲幅為42%。可見，在勞動力大規模由農向城的流動下，中國居民的交通和通信成本並沒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這一變化和政府主動推動人口流動而非可以強化人口遷移的策略有關。
但是如今這種有意為之的隔離對於經濟的貢獻卻在遞減，2002-2011年間，中國GDP的平均增長率為10.6%，同期中國的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6%，相應對於經濟增速的拉動平均為0.8%（筆者的測算結果），而在2002-2005年間，每年城鎮化對經濟的拉動程度要高於0.8%的平均水平，而到了2011年這個拉動率已經降至不足0.5%。
如何解釋這一遞減現象，還是要回到人口結構的變化上。正是由於在城鄉之間流動人口沒有完全實現遷移，使得本來應該由經濟承擔的部分城鎮化成本被內化於流動人口本身，特別是在人口大規模流動初期（2001年農民工人口比重僅為1%），這種內化給經濟增長本身提供了巨大紅利（即眾所周知的「人口紅利」），同期中國經濟與外部市場的結合也在提速（2001年加入WTO，但是中國出口佔GDP的比重為20%，到2007年比重已經快速升至35%，所謂全球化紅利），這樣就出現了內部勞動力和外部市場「雙紅利」推動下的高速增長。
但是這個高速增長產生的經濟福利並沒有按照要素貢獻的格局來進行分配，進而導致上文中收入「葫蘆」結構形成，而且這種結構也正是中國城鎮化部分成本內化的必然結果。
但伴隨遷移人口的不斷增加（上文提及的那個10年間增加的7000萬），社會居民整體的經濟訴求也在提升（包括收入、社會保障等等），舊有的紅利效應開始趨弱，恰巧的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又把外部市場紅利極大地消弱，由此產生了一個轉變：原來「雙紅利釋放」下的高速增長變為了「雙紅利衰減」下的經濟降速。
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還有2.1億人游離於城鄉之間，即「二元隔離」並沒有完全消失，反過來抑制了本應有的消費需求（一張小小的戶籍本，卻產生了巨大的諸如社會保障、醫療、子女入學等等的後顧之憂），如果再考慮收入分配上兩極分化的問題（西南財經大學的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61，城鎮家庭內部的基尼係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係數為0.60），則還會進一步消弱收入預期和加重後顧之憂。
兩個方面均指向一個問題：中國啟動內需的難度之大。如何解決？本文最後一個部分嘗試回答這一問題。
四、未來城鎮化推進首要任務：流民落腳
對於中國城鎮化走過的道路，可以用幾個小畫面來總結：像當年「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如今已被界定為「村村點火，鎮鎮冒煙」 ），到後來總設計師在中國的南海畫了一個圈，「離土又離鄉」的外出打工（諸位是否還記得1991年熱播的如陳小藝主演的《外來妹》），再到後來加入WTO，農轉非一下子變成了農民工，這三個階段均指向中國城鎮化已走過的路程，核心的東西是資本吸納勞動力。而如今城鎮化之路究竟如何接著走，接著走好呢？是繼續沿著此前在政府有意為之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下，繼續推動人口的流動，但仍限制人口的遷移——畫地為牢，還是要另闢蹊徑呢？
筆者認為，如果上文中有關人口和收入「兩個葫蘆」的結構型變化，以及在該變化下既有的城鎮化對經濟拉動的趨弱的結論成立，那麼未來城鎮化在路徑選擇上，首要問題就是解決好游離於城鄉之間2.1億人口的問題，即要讓流民落腳，落腳於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一部分制約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後顧之憂。
最後筆者引用《落腳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的一句話最為本文的結語：「落腳城市是一部轉變人類的機器，只要讓落腳城市充分發展，這部機器即可開創一個可持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