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圖片)
中醫的藥房，按傳統的說法不稱之藥房，都稱之為堂；如北京的同仁堂、長沙的九芝堂、寧波的壽仁堂、濟南的宏劑堂、瀋陽的天益堂、貴陽的同濟堂、上海的童涵春堂等等。
那麼，為什麼把中藥房說成「堂」呢？
其典故來自何處？
說的是「堂」，實際上是前堂後藥房，是先前中醫傳統式的診所和藥房合二為一罷了。那很寬暢的前堂，可以說是客堂，是中醫師看病和病人等著拿藥的地方。堂前門廳的兩傍常常可見那些醒目詞句的對聯：「虎守杏林春日暖，龍蟠橘井水泉香」、「杏林春暖，橘井泉香」、「董奉杏林，蘇耽橘井」等等。而堂後也就是櫃臺的後面，都是那些層層疊疊放藥的小方格大櫥壁櫃是藥師「抓藥」的地方。那麼前堂看病的中醫師稱「坐堂」，實際上就是中醫師的坐診，按現代話來說就是門診之意。
那麼「坐堂」來自何處？「坐堂」之意，出自漢代名醫張仲景。老子曾說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由於東漢末年，是戰亂之年，百姓背井離鄉，農業荒廢，相繼各地連續爆發瘟疫，洛陽、南陽，會稽等地區疫情尤為嚴重，形成「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悲慘景象。連張仲景的家也不例外，他在《傷寒論》自序裡就寫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於是面對家家都有災難降臨現實，張仲景傷心至極，「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乃」，於是就發憤研究醫學「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立志做個醫生，能「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
大約張仲景在五十歲，漢靈帝的時候，被推舉為孝廉，曾經做過長沙太守。這時他已經是地位很高官員了，但他還是時刻不忘百姓的痛苦，想方設法地為他們治病。在封建時代官員是不隨便進入平民百姓家的，為了能給百姓治張仲景想了一個好辦法，於是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這兩天，把自己官府的衙門打開，並不處理政務，而讓有病的群眾進來給他們治病。
時間一長，這成了慣例，並影響和擴展到寺堂和廟宇。因古時道家學徒和佛家子弟大多都習醫的，也利用初一和十五，行善積德地在寺堂和廟宇裡給百姓看病。繼而也影響到了集市，改變了以往醫生遊走不定的行醫行為，如《清明上河圖》中的「趙太丞家」就是此例。最後發展成藥店舖和診所相結合的狀況，因古時的醫生大都能自己採藥和加工，因此也懂得藥材，看病和賣藥集一身的。況且有時根據病情時疫不同，藥材還需要臨時親自炮製，同時也吁有自己的成方和秘方，因此行醫和配藥十分方便。
如今醫藥發展到了一定的產業化和商業化，行醫和製藥雖然進行了分開，但中醫的行醫方式，在不少地方仍然保持著以「坐堂」 傳統方式。於是，百姓們就把坐在藥鋪裡給病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所以醫生也就成了「坐堂醫生」。以「堂」作為中藥店舖的名稱就這樣的保吁下了，相繼以藥店發展成藥廠的也不改名了，一律稱之為「堂」來紀念漢代名醫和清官——張仲景。
據說後來張仲景見朝政不清，他也無力挽回，無奈地對身邊的人說：「君疾可癒，國病難醫。」也就不再留戀官位了，辭去官職，隱居少室山，專心總結自己的行醫經驗寫醫學著作了。
其實張仲景真正影響中醫發展的、對中醫起重要作用的，並不是那「坐堂」方式的行醫行為，到是他的《傷寒論》著作，它提供了中醫臨床看病的思路和方式——辨症施治。因他畢竟是做過長沙太守的行政官員，所以他寫出了的《傷寒雜病論》條理清晰，病因和病機的轉軌分析明瞭，獨創「六經分類」其論述層次分明，發汗、清裡、和中等施治方案詳盡得當，猶如法官辦案一樣有條不紊。所以是他奠定了中醫理、法、方、藥，及辯證施治原則的理論基礎，為後世中醫的發展創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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