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惡化並非簡單的天災，而是權力專斷的結果。天災只是對權力自負的報復方式，也是權力推卸責任的藉口。目前的環境惡化大都表現在江河污染、空氣霧霾、飲食威脅，這些基本生存環境範圍的惡化尚不屬於天災的範圍。不可抗拒的天災主要表現在大的地質災害、天體災難以及自然之鏈的突然中斷。因此，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區域的生存環境惡化完全是權力造成的人禍，而不能將此簡單地轉嫁給天災。中國的環境惡化並不是從近年來開始的，而是在上世界五十年代初就已經埋下了禍根，只是由於大自然的寬厚包容直到今天才大規模爆發。四九之後，毛對彭真說，他希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的全是林立的煙囪和滾滾濃煙，於是，北京的城牆保不住，文化保不住，一個國家的青山綠水又怎能保全？從此開始，自負的權力一直在毀滅文化、扭曲道德、糟蹋環境、荼毒生靈，中華文明已經幾近淪喪，唐風宋月、明水清天只能留在古老的文字裡。
未經約束的權力是革命思維的產物。革命思維就是破舊立新，就是你死我活，它不承認人類社會的進步與自然環境一樣有一個自洽的生態系統。也不承認自然秩序和自然環境有著偉大的存在之鏈，不承認人類歷史是自然之維的徐徐展開。革命思維把一切舊的、傳統的、自然的都視為反動或反革命的力量，運用一切專斷的權力和暴力機器將其摧毀。他們先是摧毀有形的文化遺存，然後摧毀無形的文化倫理底座，最後摧毀自然之鏈。革命思維不承認人類理性的侷限，也不承認傳統的合理因素，更不承認自然本身存有偉大的生態秩序，他們決意要戰天鬥地，使高山低頭，讓江河斷流。革命者從不會敬畏山河，他們指點江山就是要改造或者創造江山，讓其為我所用。這種思維認為暴力可以奪取政權，同樣認為，用集中的權力所掌控的暴力就可以人定勝天。革命思維用殘酷的鬥爭方式取得軍事勝利，同樣認為用陰謀和鬥爭就可以馴服自然。它不承認大自然本身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也不承認江山本身是一個自足的生命體，一定要讓在手的權力成為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任意揮斥的魔杖。革命思維從來不敬拜鬼神，更不在乎大地之上的生靈。這種思維之下誕生的世俗權力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其制衡和約束，它會把一切質疑視為反革命而徹底削滅。本來，自然秩序是大地之上所有生靈的最高主宰，這種自生自發的自然秩序主導著生存環境和人類社會的不斷衍化。人類只有尊重自然、敬畏規律才能符合人類的生存之道，也才能得到自然秩序的不斷恩賜。如果把自然視為敵人，用革命思維與之展開鬥爭，遭到大自然無情的報復是必然的結果。但是，革命思維從來不考慮妥協和雙贏，只是迷信專斷的世俗權力可以征服一切，因此，才有人造梯田、江河攔壩、大煉鋼鐵、大拆大建、大樹進城等一系列違背自然規律的極權工程，為環境惡化埋下了種子。
未經約束的權力必然是自負的權力。這樣的權力普遍厭惡人類的一切傳統，甚至把人類留下的所有遺址都看作是封建餘孽，於是，建造新的大型工程是他們的一大特點。在「動物莊園」中，拿破崙豬要建造巨大的風車，不在於它的實際用途，而在於向世人展示，這種集中起來的權力能夠迅速辦成大事。在所有這類人造工程中，從不會考慮對資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影響，只要能夠證明新政權的偉大。這種自負的權力不會理睬專家的勸告，只認為自己控制的國土地大物博，自然資源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因為自負的權力從不在乎任何反對的意見，他們認為自己的革命規劃是一種宏偉、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他們要為人民創造新的秩序。於是，在這塊大地之上留下的一切傳統便會遭到滅頂之災，掃盡封資修才能描繪天堂般的神話，否則，便不足以展示新政權的偉大之處。中國有著深厚的革命傳統和革命情結，消滅一個王朝，不僅要消滅他的肉身，連同一個王朝的一切都要搗毀，這樣便能體現革命的徹底性，便能保證新權力的安全性。由於自負的權力不在人民的監督之下，也沒有權力的制衡和馴服，因此，它的為所欲為必然讓環境和社會揹負沈重的代價。以革命和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權，不僅要全部毀滅歷史遺留下來的城牆、古城、古鎮及一切古建築，還要在破舊立新的基礎上建造人類奇蹟。因此，最高權力就會成為整個社會的最高設計師，不僅要重新規劃社會，還要創造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或以大躍進的方式來趕超世界水平，以此來證明權力集中的優越性以及革命的徹底性。這樣一來，為了達到權力的政治目的，哪管什麼生靈塗炭、餓殍遍野，更不會在乎什麼山崩地裂、洪水淘天。任何風調雨順、天明氣淨都是權力的英明決策，任何陰風愁雨、天地如晦都成為不可抗拒的天災。
與革命思維和權力自負如出一轍的便是經濟發展時代的政績工程。雖然表面看來沒有革命年代的鬥爭烈焰，但從運行方式上看，完全出自一種母體。以政績工程為主的權力運行，其對環境的破壞比革命年代更甚，更徹底，更具有不可挽回性。如果說，初級階段權力的專斷對環境的破壞是顯性的、張揚式的、淺層次的，那麼，權力主導的經濟發展時代，在政績觀的作用下，專斷的權力對於環境的破壞則是隱藏的、持久的、深入骨髓的。這種專斷的權力繼承了他們先輩的革命衣缽，一旦權力在手，就要對某一個地區進行重新打造，以此拆除前任留下的所有痕跡。人們最常見的便是，一個新的長官主政一方之後，馬上就會為這個地區把脈診斷、開出藥方，然後作出不同或相反於前任的發展方向。前任的規劃方案確定這座城市要向北發展，後任必然要決定往南遷移。前任的規劃中要發展服務業，後任馬上決定要大煉鋼鐵，以此證明自己的英明，然後打造自己的政績。這樣一來，不管前幾任已有多少基礎鋪設，新的一任就會馬上予以否定，能拆毀的拆毀，能廢棄的廢棄。他們往往提出「三年大變樣」，他們最常引用的話就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因為這種政績觀源於權力的授予方式，因此，這種獨斷的權力只向權力的授予者負責，怎麼會去考慮一個地區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如果能夠帶來GDP高度增長和明顯的政績工程，哪怕引進核彈的試驗也在所不惜，何況只是破壞了當地人永久的居住環境。人們最常見的是，一個人一旦主政一方後，他就會成為當地真理的化身，已經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還會成為一個區域的救星，似乎他能在幾年內把人們帶入他所規劃的幸福天堂。而實際上，這種未經約束的權力不僅瘋狂攫取當地的自然資源，還會引進大量破壞環境的政績項目。這樣一來，在短期內GDP才能上升，自己的政績才能凸顯，然後才能迅速升遷。人們常說，現在到處充斥著這樣的「三拍」長官，決策拍腦袋，拆遷拍胸脯，離任拍屁股。在他拍屁股走人之後，很快會把環境的惡化轉讓給他人，把惡果永遠留給居住在這裡的人們。革命年代，握有重權者都是用血淋淋的人頭為自己的權力埋單，用千萬人的屍骨鋪成自己的權力之路，而今天，每一個執掌重權者，又何嘗不是讓千萬人付出了同樣的代價？君不見那些光鮮的GDP官員的背後，有多少乾枯的河流，有多少殘破的青山，還有多少被重度污染了地下水源的癌症村莊。
任何政治權力都是自利取向，憲政之下的政治權力必須接受這一假定，然後把權力限制在同一規則，儘管如此，依然不能豁免政治權力的自利可能。如果政治權力在非憲政體制中行使，其自利行為會發揮到極至，沒有權力的制衡和法治的有效約束，專斷的權力就會翻雲覆雨。這種情況下，專斷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他們進行的一切權力行為都是為了一己私利，雖然常常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由於權力的自利取向，中下層權力機構不但不去制止環境的破壞行為，甚至會參與破壞，或者暗中支持。如果不是權力在幕後充當黑手，有哪家企業敢非法排污，或者直接排到地下水層？這些權力常常強調宏觀調控的重要，其目的並不在於為人民謀求公共福祉，而在於集中更廣泛的權力，使權力掌握更多的資源。威權政府更喜歡凱恩斯，這並不僅僅是政府的短視，而是深藏其中的權力取向，世界上哪有什麼仁慈的政府。世界上，一些政府之所以不敢輕易作惡，不是它有什麼高尚的情懷，也不是具有什麼道德自覺，而是權力制衡的結果。在沒有權力制衡的情況下，任何政府都會急功近利，甚至殺雞取卵，我們常見的一些地方政府寅吃卯糧、大拆大建便是典型的自私行為，子孫後代的死活根本不予考慮。實際上，在布坎南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引進政治過程研究之前，馬基雅維利已經揭破了權力的道德神話，在中國的民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早已流傳千年。我們今天只是僅僅看到了一些企業為了創利而不擇手段，把所有的痛恨都指向這些污染企業。這些污染企業固然可恨，但它並非污染的源頭，其源頭還是掌握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只是政府隱藏在了企業的身後，沒有這樣的污染企業則難以支持他們肆意揮霍的財政支出，也便無法創造政績和形象工程。現代政治學已經使我們知道，任何公權力並不具有道德能力，並不是權力越大就道德越好，因此，公權力如果沒有被約束在憲政的框架內，它可能隨時隨地攫取自己的私利。因為保護環境是一項長期的潛移默化工程，保護環境則必須放慢發展的速度，雖然有利於子孫後代和生活在大地之上的普通人，但無法讓GDP高速發展，顯然不利於官員支配更多的財政收入。由於威權體制來源於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形態，其顯著的特點是激情主義的當下折騰，而不會尊重任何傳統秩序，所以，這些年我們看到的掘墳運動和房地產政治實際上是文革運動的另一種繼續，因此說，文革遠沒有結束，因為其革命思維還在主導體制。
既然任何公權力都不具有道德能力，任何政府也不具有仁慈情懷，未經約束的權力則會為所欲為。這樣一來，公權力的無底線濫用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全面崩潰，整個文化的傳統底座已經崩塌。本來民間社會具有道德倫理的修復能力，也有自洽的文化生態，但是威權體制壓制了民間社會的善意機會。民間社會和文化生態向來親近自然秩序，更是把保護環境視作使命，但是，威權體制排除其信任範圍，往往將此看作對於權力的威脅。沒有了民間社會的倫理紐帶，也割斷了傳統道德的文化臍帶，威權體制中的社會只能全面奔向私利。目前，表面看來全民在破壞環境，或者在參與破壞，任何人都認為自己破壞的惡果會轉嫁他人，而實際上，這種全民破壞之舉源於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這種情況下更無法實現馴服權力的政治生態，全民皆私，甚至有利於公權力的混水摸魚，或者趁火打劫。社會倫理、道德底線的崩潰使人們無法對公民政治發生興趣，然後縱容權力的為非作歹，這樣一來，形成了破壞環境的曠古奇觀。權大者大破壞，權小者小破壞，無權者也想盡一切辦法參與破壞。在一些邊窮地區，一些村民不惜在自家院落中深挖礦井以掘取礦藏，然後換取微薄的收入，有的為一些排污企業提供排污藏匿之地。這樣就形成了千古未有的全民逐利局面，由於沒有了任何道德約束，法律又不能涵蓋所有空間，於是，每個人都認為自然環境的破壞於己沒有直接關係。現在一些人整天空喊改革，其目的並不是馴服權力，而是為權力找回狼性，然後使之更凶猛更暴烈，顯然，這種改革並不能要挽回已經破壞得病入骨髓的環境。雖然公權力不具有道德能力，但具有示範效應，也就是它的價值取向會傳染整個社會。如果說，上層政治權力依然停留在虛偽的假大空方面，那麼中下層權力機構也會心領神會，然後不顧一切地尋求私利。然後帶動整個社會在自私心態的作用下，以鄰為壑，瘋狂地奪取資源以滿足自己的私利。這樣一來，導致人們在掘取自然資源時，不再在乎什麼歷史文化，更不會在乎什麼青山綠水。這種野蠻化的謀利進程已經把自然環境當作了敵人，大自然的無情報復也在所難免了。
目前，有人把整治環境惡化的希望寄託於公權力的強硬，實際上是在寄希望於狼為自己尋找丟失的羊。要知道，環境惡化的根源不是公權力的無能，而恰恰是公權力專斷的結果，正是其不被有效約束，才導致今天的惡果。憲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其關鍵是約束公權力，不讓它為所欲為，只有在馴服的政治狀態下，公權力的每一步舉動都必須接受全體公民的審視。用法治把權力關在籠子裡是一個國家走向理性的第一步，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不一定能夠全部整治好環境，但是如果不把它關在籠子裡，環境整治就會毫無可能。因此，現在要恢復青山綠水、藍天白雲、空氣無塵、飲水無毒，必須要為權力作減法，限制它的權力範圍，限制它權力的觸角，才能止住環境的繼續惡化。如果不能及時限制住這些肆虐的權力，它還會在整治環境的口號下繼續進行權力尋視，繼續更深層次地破壞環境。你知道，一些地方長官有多麼自負！對於任何執掌權力者必須作無賴假定，才能設計出一套限制其濫用權力的規則。這樣肯定要降低行政效率，但是與製造人類的災難比起來，效率永遠不能成為踐踏環境的藉口。沒有一定的權力制約，未經約束的權力效率越高，推向人類災難的懸崖越近。六十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足夠證明，那種激情主義的畫卷只能把人們送進地獄，帶進天堂的只是極少數掌握了絕對權力的人。所以，在今天當我們遭到環境惡化的無情報復之時，已經無法再在歷史的習焉不察中任權力繼續說謊，必須清醒利維坦侵人利已的可能無處不在。在一個道德框架被破壞駘盡的文化圈中，如果不能約束肆意作惡的公權力，要使環境重新修復實在是痴人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