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知道了，習近平年初時在中共中央黨校講的話，其實是他去年年末視察廣東時講話的翻版，而他在廣東講話時，看來是直抒胸臆，講得更為坦率。特別是談到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教訓"時，習近平的議論很有激情，他的真實思想，清晰地顯露在人們面前。
正視蘇共與蘇聯的教訓
看來，"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的確是縈繞在習先生頭腦中的大問題。那麼，就再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吧。
蘇聯是聯盟國家，而舊的聯盟體制走入困境，在改革中受到強烈反對的壓力，聯盟國家爭取獨立成為明顯的傾向。於是戈爾巴喬夫推動簽訂新的聯盟條約，而蘇共保守派眼見情況不妙，則悍然發動政變。他們仿效當年保守派趁赫魯曉夫休假而發動政變的先例，對戈爾巴喬夫也來這一套，而這些人在習先生眼裡，被視為"還想挽救蘇聯的人"。然而，舊蘇聯實際大勢已去，新蘇聯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保守派企圖以發動政變維持舊體制，其實救不了蘇聯，反倒使蘇聯無可挽回地解體。這是歷史的辯證法。蘇共保守派不懂這個辯證法，中共保守派到現在也還是不懂這個辯證法。
在習先生看來，那"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然而，那幾個人分明是命令軍隊開著坦克進入了城市的，就像蘇聯軍隊在1956年進入布達佩斯、1968年進入布拉格，也類似於當時的兩個月前，中國軍隊進入北京。但是，蘇聯軍隊也許是從1956年的事變中吸取了教訓，他們在布拉格被捷克人包圍，在自己國內的城市被蘇聯人包圍，都小心謹慎得多了。
習先生為蘇聯軍隊在反對政變的蘇聯人面前保持"中立"而感到遺憾，認為那是"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的惡果。殊不知，軍隊在政治爭議中保持中立，人們才能真正看清楚人民的選擇。中共不是喜歡說"人民的歷史性選擇"嗎，那為什麼偏要讓軍隊用刺刀強迫人民接受共產黨保守派的政治選擇呢？
習先生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那麼，"理想信念動搖"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既然講究認真，那就認真地追問下去呵。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講得很清楚，是否能夠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決於經濟發展的狀況是否成熟，取決於舊社會的母體中是否孕育出了新社會的胎兒。列寧也很明白，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奪得了政權，那只是"通常的歷史順序"發生了變化，而蘇維埃俄國要走向社會主義，取決於在俄國實現工商業文明。儘管蘇聯人後來標榜他們已經進入到"發達的社會主義"，其實那不過是在工業化進程中，相對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已比較接近於西方社會的發展水平而已，若論市場化孕育出新的社會，那還差得老遠呢。
蘇聯的社會發展水平還落後於西方社會，偏要標榜自己的所謂"發達社會主義"，而實際經濟只有在市場化改革開放的情況下才能顯示活力，否則就停滯不前，那就分明是道路失敗、理論失敗、制度失敗。
蘇共沒有嘗到經濟市場化的好滋味，蘇聯沒有堅持到建立新的聯邦體制就解體，它們的失敗教訓很清楚──蘇共的"發達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在現實面前蒼白無力；在工業化、市場化的時代，只能老老實實走資本主義之路；即使共產黨執政，也只能審時度勢，適當地為民眾謀取更多些的利益，難以改變大局，而若一味堅持自己的專政而壓迫民眾，堅持專制的聯盟體制而壓制聯盟國家，就遲早要走向失敗。
存在決定意識。這是開不得半點玩笑的事情。
葉利辛當年在坦克上發表演講...
正視歷史唯物主義
顯然，面對蘇共和蘇聯的教訓，已經顯示出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分野。
看上去，習先生很是信仰唯物史觀，很是相信歷史規律，那麼，不妨就此討論一番。
習先生以為，依靠堅定的理想信念，強調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能夠挽救共產黨的專政。他告誡他的同志們，要依照唯物史觀，把握世界發展規律，瞭解"人類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知道"歷史是怎樣走過來的、要怎樣走下去"。
在習先生看來，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唯物史觀，而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否定"社會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是唯心史觀。可惜，事情並非這樣簡單。
習先生應該想一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靠堅定的"理想信念"、也靠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來支撐，是什麼道理？是什麼史觀？
那麼，習先生怎麼會陷入到以"理想信念"支撐他的"主義"的地步呢？他認為不能否定共產黨的歷史，不能否定"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斷革命"，正視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長期發展階段的現實，走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二步，而共產黨從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裂出去，繼續堅持"不斷革命"，而且無視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的反思，不在乎"通常的歷史順序"發生變化的深刻涵義，展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實踐，終於在數十年後遭遇世界性的、歷史性的失敗。
身為中國共產黨新任總書記，習先生應該知道，無視這一歷史事實，無視這一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現實變化，才是歷史虛無主義，是陷入唯心史觀而無力自拔。
說到信仰，中國有句古話，叫作"朝聞道，夕死可矣"，描述"聞道"而來的思想上的快感。共產黨的問題與這種快感有些相像，是為"朝聞道，夕實現可矣"，亦即，只要發現了歷史規律，發現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那我就跳過資本主義，立即去建造一座空中樓閣，實行"社會主義"。
即使實踐證明這樣行不通，只能走市場經濟之路，只能實際接受資本主義，但是，習先生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認為，無論如何變化，"社會主義"旗幟下的共產黨專政不能丟掉，而市場經濟階段上通行的憲政，則被他們視為"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的信仰與其實踐之間，就出現了巨大的裂縫，併發展為一條深深的鴻溝。
馬克思看得很清楚，"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眾所周知，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之際而設想的一種政權形式。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從體現階級鬥爭的政黨政治到非政黨政治，馬克思設想，會有一個過渡時期，這時有必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正因為是針對過渡時期，而且很可能是一個不長的過渡時期，考茨基不覺得它有多麼重要，甚至稱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提到的"一個詞"，同樣，普列漢諾夫則根據實際發展變化，認為這個過渡很可能轉瞬即逝，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自然也就消失了。
但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完全背離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它的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將那個過渡階段，視為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時的專政，也就無可避免地從工人階級的階級專政，蛻變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而且，共產黨本身也在蛻變，從代表工人階級掌權、為人民掌權，轉變為它自己永久掌權，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戰它的永久專政。
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及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階段上，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專政，逐漸發展為當今的憲政體制。所謂"資產階級專政"乃隱藏在政治力量的對比之中，且受到體制進化的制約，也受到經濟變化的影響，不能不發展變化。
相形之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
習先生承認，"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還辯解"這不能說不改革"。這沒有絲毫的道理。很明顯，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全球化的潮流面前，死抱著共產黨一黨專政不放，無可爭辯地表明，它只是共產黨的一黨之私，與所謂信仰，所謂道路、理論、制度，所謂歷史規律，根本扯不上什麼關係。
有意思的是，習先生借用古代中國失國君王之妃的詩句，慨嘆偌大一個蘇聯共產黨"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垮臺、解體的命運。這位中國共產黨新任總書記看來氣魄不小，他要喚起中共全黨的男兒之氣，或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歷史規律抗衡。其實，習先生應該看到，在歷史規律面前，在歷史潮流面前，順應而行方為正道，"沒什麼人出來抗爭"，才比較明智。
習先生覺得蘇共解散時"竟無一人是男兒"是悲劇，那麼，他不妨想想，當中共全黨跟隨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改造，進而大反"資本主義復辟"，掀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狂潮，將無數的男兒女兒，包括女黨員張志新迫害致死，那數十年裡，中共之中有幾人是男兒？他也不妨再想想，在當今龐大的中共黨政官僚機器之中，難道為其黨員的男兒之氣留下了絲毫的生存空間了麼？
曹孟德對自己的對手不乏尊敬，他稱劉玄德與他自己同為當今英雄，慨嘆"生子當如孫仲謀"，那麼，習先生不妨放下架子，對戈爾巴喬夫，對蔣經國，學學他們的男兒之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