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政權為何會落入波爾布特這樣的人手上在國際社會上至今是一個值得爭論的話題，但美國在其中無論如何都是脫不了干係的。當時美國正忙於越南戰爭，美方對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自然是不滿的，且當時的柬埔寨已成為北越的庇護所，於是在69年3月起，美國便派飛機轟炸柬埔寨本土，且暗地裡扶植了親美右翼勢力郎諾發動政變，廢黜西哈努克，而在1973年對柬埔寨領土的大規模轟炸中更是造成了數萬名群眾的死亡，柬埔寨領導人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本身都是一些民族主義意識很強的人，中學便開始參加反法鬥爭，家庭富裕，法國留學，在激進思想的搖籃法國接受共產主義，加入法國共產黨，有優越的背景最後確選擇共產主義思想注定了他們的追求或多或少帶有理想和虛幻的色彩。美國的強行轟炸犯了眾怒，導致柬埔寨的平民，僧侶，甚至是右翼政府的官員轉向了高棉政權。
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後，便一刻也不停留的進入他們改造社會，建設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的模式當中，事實上紅色高棉沒有經驗，也不準備管理大城市，因為在他們看來，城市是資本主義罪惡的象徵，它會腐化群眾和幹部，要想建設出理想的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於是在勝利後波爾布特便宣布全國取消城市，城鎮人口必須往農村遷移，但當時紅色高棉給出的理由是美軍轟炸在即，市民必須前往農村避難，三天後即可回家，遷移的市民恐於美軍的轟炸，因為對他們來說，美軍轟炸並不陌生，於是只能聽信於這樣的謠言，因是暫時避難，並沒有充足的物質準備，這些人並不知道紅色高棉正準備在柬埔寨推行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左的路線，波爾布特等人想要在經濟發展落後的柬埔寨跳過所有實行共產主義的中間過渡步驟，直接建設一個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社會，於是在三天後，200萬人口的金邊只剩不足三萬的居民，只有一家商品，沒有小汽車，人人均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兩三萬人死於遷移的途中。
紅色高棉隨後廢除了宗教，醫院，學校，法律，貨幣，郵電通信，解體家庭，禁止商品交易，甚至是以物易物的原始商業模式都被禁止，人們被強制生活在農村合作社裡，衣食住行家庭生活皆被強行設定在一個模式下。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他們把從城市遷移到農村來的市民劃為「4月17日人」，而把根據地的農民劃為舊人，後者實行對前者的監督教育，看起來像是後者奴役前者，但在處處皆有組織的情況下，這些舊人也跟市民一樣，是被奴役的對象，被擺弄的棋子。除了這種劃分外，他們還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力者和候選者，候選者的意思便是權利不完整者，之後又從這兩者中進一步分為一級完全權利者，即親友中未有人為郎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人，二級權利者，即親友中有參加革命的又有人在郎諾政權下服務的人。除此之外，舊政府官員，軍人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知識份子，僧侶都是重點的改造對象，紅色高棉在全國建設嚴密的監控網，不易改造的則會被人體毀滅，更有甚者，連戴眼鏡的人都被當做知識份子予以消滅，到最後，全國只剩不到10個專業人才。在經濟上，紅色高棉在廢除了各種經濟行業之後準備建設一個以大米生產為主要基礎的農業大國，並靠大米出口建設經濟，紅色高棉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之後又宣布了四年計畫，而那些從城市遣送而來的4月17日人則被當做無償的勞動力在柬埔寨西北地區的主要產糧區開墾荒地和修建水渠，大量勞力因過度勞累飢餓，疾病而死，紅色高棉往往把勞力的減少視為階級敵人的有意破壞，於是乎又在內部進行大清洗，把被懷疑的4月17日人處決，而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者，即農民，4月17日人的監督者，在國家進入瘋狂的狀態下也成了驅使的對象。「一些倖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週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
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地點，這在奪權之前便實行了，奪權之後，全國強制推行了各種合作社，男女強制勞動隊，一個家庭裡的成員會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到各種不同的組織裡去，未成年子女與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准結婚，組織安排婚姻，婚後夫婦分開居住，禁止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勒令僧侶還俗，寺廟用作倉庫，不設正規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只能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人們被禁止自由出行，就這一點，毛主席有十分「獨到「的結論：人怎麼能隨便走來走去呢。吃飯的時候統一到公共食堂吃飯，至此，私人空間被消滅殆盡。很有意思的一點是，紅色高棉把解體家庭當做是他們其中的一個偉大成就，但同樣是他們，把自己的家庭結合得最緊密，舉個例子，紅色高棉西南區領導人獨腿塔莫，因血腥清洗而有屠夫之稱，他把自己家庭幾乎所有的成員都安排進了西南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Kak區的書記。
「長期以來，該時期的死亡人數統計一直爭議很大，波爾布特臨死前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說是80萬，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數據是70萬，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萬，耶魯大學大屠殺研究項目在對紅色高棉執政前後人口統計以及執政前連年內戰造成的傷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進行謹慎的研究後，認為死亡人數當在170萬左右，佔該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這其中柬埔寨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寮國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1978年秋，就在紅色高棉還剩不到三個月的壽命的時候，黨內醞釀過實行改革，改革的地點從教育開始，幾百名從西方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在經歷過清洗和屠殺之後只剩下不到十五人，這些人接到命令去辦一間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學生，但有材料顯示，4月17日的子女仍舊沒有入學的權利，他們還考慮過恢復使用貨幣，以求能帶領柬埔寨走上改革開放，但此時柬埔寨人顯然更願意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能讓他們免於死亡，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不給柬埔寨人以生的機會，自然也別指望柬埔寨人給你重生的可能。紅色高棉的下場告訴我們，獨裁終究會被唾棄，獨裁者即使未被審判，也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