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一步斯大林化，也就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建立，卻受制於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對華政策是不確定的。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斯大林認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化中國是將會威脅到他的統治，這一點似乎主導了斯大林的思想。在莫斯科舉行的兩國領導人會面期間，根據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的記述，毛澤東自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羅斯主義」，因為斯大林自己對這一主義的表達「比俄羅斯人民自己還要強烈得多」。
斯大林對中國同志的政策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政策，這一點並不是什麼秘密。例如，斯大林並不想與「新中國」簽訂一項正式條約，因為他很滿意與國民黨已經簽訂的條約。而在與國民黨簽訂條約時一起簽訂的特別協議，則給予蘇聯在中國東北旅順軍港駐軍、管理大連港和共同擁有長春鐵路30年等諸多特權。斯大林只有在1950年l月初獲得消息說英國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他才改變了立場，於該年2月14日與中國簽訂了一項新條約。
中蘇正式條約簽訂帶給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喜悅很快就消失了，這是因為斯大林一直急切地要控制毛澤東的政策和新中國的經濟。在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前夕，兩國代表所達成的一系列秘密附加協定揭示了斯大林的真實意圖。
這些秘密協定中的第一個協定同意俄羅斯人—不包括非俄羅斯的其他外國人—繼續保有其在中國東北和新疆的特權。斯大林甚至想和中國這些邊疆地區單獨簽訂貿易協定。這樣做將會加強蘇聯的控制，但這一想法遭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強烈反對。根據另外兩個協定建立的四個合資企業將為蘇聯剝削中國的經濟資源。而新的中長鐵路協定作為中蘇條約的補充，則更使中國人感到沮喪。
斯大林對中國事務干涉越多，他的慾望就越大，他對毛的懷疑也相應增多。他很難掩蓋對毛的不信任。赫魯曉夫後來回憶到，斯大林在和毛會談後以相當不欣賞的口氣講到毛。赫魯曉夫寫道，「斯大林在談到毛時，讓人感覺他是在說某種自大傲慢的人」。斯大林甚至曾經公開向毛挑釁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儘管毛澤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他卻有民族主義的情緒。」斯大林還說在中國有出現「中國鐵托」的危險。而毛則只用一句話來回答斯大林：「這裡所說的與事實不符。」但是為了嘗試打消斯大林的疑慮，毛要求斯大林派遣一位「蘇聯同志」去檢查和編輯毛的著作。他的真實含意是讓斯大林信任的某個人來親眼看看中國是否在真正地實踐馬克思主義。毛後來不止一次地說，只有在中國軍隊介人朝鮮戰爭之後，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之後，斯大林才最後將「半心半意的鐵托這個標籤」從毛的頭上移開，並開始相信「中國共產主義者並不傾向於美國人，中國革命不是‘民族共產主義’」。但是這一看法也許並不真實。斯大林1951年派精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蘇聯專家尤金到中國來審查毛澤東。尤金回去之後，斯大林當著幾位政治局成員的面問他：「好的，他們到底怎樣？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嗎？」(斯大林特別強調了最後一個詞兒)尤金理所當然的回答道：「是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同志。」根據尤金的說法，克里姆林宮的老闆斯大林總結道：「很好！我們可以安靜一下了。沒有我們的幫助，他們已經自己成熟起來。」
毛澤東自己後來回憶了許多斯大林對他不信任的例子。與斯大林的霸權主義與教條態度交織在一起，斯大林的不信任使得莫斯科的領導人為了減緩中國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限制了對中國的援助。當然，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蘇聯的戰後經濟情況也很可能不允許斯大林這樣做。但是，所有已有檔案資料都證明，是政治動機而不是經濟動機，使得斯大林決定限制對中國的援助。斯大林這樣做僅僅是不想讓中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根據前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康斯坦丁·科瓦利的回憶，斯大林在和周恩來談判時就很清楚地表現了這一點。在1952年8月到9月間舉行的雙方談判中，當周恩來建議「你們要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而我們也會幫助你們建設一個共產主義蘇聯」時，斯大林並不支持周恩來的建議。
斯大林也不支持中國要在l951—1953年間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要求，因為他認為這不現實。1950年2月14日兩國協定所規定的蘇聯對中國的財政援助，僅僅是年利率為l%優惠利率的3億美元的5年貸款。這筆貸款的確是毛自己在西柏坡與米高揚的會談時要求的。毛認為「現在和將來幾年借的少要比借的多好」。但是同樣真實的是，斯大林為了己方的利益也並沒有提供更多貸款。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人不得不使用蘇聯貸款來購買蘇聯的軍事裝備，這種貸款的使用方式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因為這筆貸款的最初目的是為瞭解決中國國內經濟問題，而在朝鮮問題上，中國人認為他們是在履行他們的「國際義務」。
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l953年3月初，蘇聯政府只正式同意幫助中國建設和重建中國設計的147項企業中的團項，而且並不急於實施這些協議。這些計畫的執行陷人了官僚機構之間的互相推誘之中。事實上，斯大林拒絕了中國提出的所有要增加蘇聯援助的請求，堅持要求中共領導人不要加快他們的現代化。l952年9月3日斯大林在與周恩來舉行的會談中，雙方討論了中國的1953—1957年五年計畫草案。對於中國共產黨人急切地將年工業增長率定到20%，斯大林並不滿意。他不能接受這一增長速度，因為根據官方統計，蘇聯在其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經濟增長率只達到了18.6%。斯大林建議周恩來將中國的增長率降低到15%，只同意將年增長率即%作為保留上限。1953年2月初，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馬克西姆·薩布羅夫將蘇聯專家對中國一五計畫的意見轉達給李富春，後者作為中國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當時在莫斯科參與同蘇聯的經濟談判(為了這次談判，李從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這10個月中一直留在莫斯科)。薩布羅夫按照斯大林的考慮，建議中國同志將工業年增長率降到13.6%—15%之間。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這一點，並由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薄一波、鄧子恢和高崗在2月23日將這一決定通知李富春。最後，中國將一五計畫的工業年增長率定為14.7%。
1952年10月蘇共十九大召開期間，斯大林與作為中國政治局成員和毛澤東的副手的劉少奇舉行了會談。莫斯科再次表現出它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所持的謹慎態度。當時，斯大林堅定地反對中國在10到15年的時間內實現農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想法。這一想法是在劉少奇對莫斯科進行訪問的前一個月，毛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並由劉少奇在向斯大林匯報中共中央當前政策時提交給斯大林。根據蘇聯大使瓦西裡·庫茲涅佐夫的日誌記錄，1953年11月初劉少奇向他回憶說，「斯大林同志建議他不要急於建立農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因為中國的現狀要比蘇聯集體化時期的情況要好得多。」劉少奇將斯大林的意見傳回了北京。
但是，毛澤東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盲目聽從斯大林的建議。l949—1953年間，毛竭盡全力加速中國的斯大林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雖然國民黨殘餘部隊被驅逐到臺灣，但國內戰爭仍在繼續。與此同時，1950年之後，共產黨人忙於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權。由於農民仍然很消極，共產黨領導人派遣了專門的黨員積極份子工作隊到農村去。這些工作隊人數每年約有30萬人，他們負責建立農民協會，配置新的權力精英，並嚴厲地打擊「地主」和「富農」。司法程序被簡化了的群眾公審在許多村莊舉行，其結果往往是死刑。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死或者送到勞動營。無論共產黨官方宣布的政策是什麼，事實是中國富農的數量急劇下降。農村的權力和事實上的經濟特權被轉移到了共產黨精英的手中。
城市的富人也遭受到了同樣的命運。l951年12月，中共發動了嚴厲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反對官僚腐敗的三反運動和反對私營商業的五反運動。緊接著這些運動的是很多公審大會。
知識份子也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目標。1951年在中共的發動下，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以對電影《武訓傳》的爭論為藉口，一個學術爭論很快就變成一場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意識形態討伐。之後又發起了思想改造運動，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作為這種運動的第一個，展現了中國意識形態的恐怖模式，而這種模式又將在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樣的角色。根據一些估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中，有超過400萬「反革命分子」被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