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下了，之前對此事幾乎不敢表態的媒體看到了痛打落水狗的機會，於是我們見到了「衣冠禽獸」、「滿嘴馬列滿腹盜娼」的評論。如果中央不決定拿下衣俊卿的話，估計媒體是根本不敢吱聲的吧。』
看了原山西師範大學副教授常艷的《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實錄》，感覺這是一份很好的中國學術圈研究材料。由於女性的矜持和弱勢地位的緣故，這樣的材料在中國比較少——尤其是以女性的角度來寫的此類文章；而涉及到學術圈的交易內部和細節的，更是少之又少了。身為副部級高官前途無量的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和極力希望通過各種手段鑽營到編譯局的常艷可謂是各有所圖，走在一起直如水到渠成。
單純的作為一個被潛規則的對象，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下，常艷的故事並不新鮮，況且她的遭遇也遠遠談不上悲慘。比如最近網路上報導的裸替女的故事，那些年輕的女子毫無尊嚴的穿梭在各個劇組之間，為了生存和機會在大庭廣眾下用最短的時間脫去身上所有的衣服，接受形形色色男人的目光的侵犯。而一張更讓人震驚的照片是：在被劇組的導演潛規則完之後，導演氣定神閑的躺在床上用手機拍下彎腰穿衣服的全裸臀部，此時裸替準備匆匆穿衣離去，可能是奔向下一個劇組，也可能是回到那個狹窄而又潮濕的「家」。和這些隨時被不同的人潛規則而又無法確定獲得回報的裸替相比，常艷有穩定的工作、相對較好的家庭，甚至是被潛規則，她也有選擇的餘地。常艷在文章中多次表達了對衣俊卿的羨慕，而且潛規則的過程中幾乎可以說是常艷主動，衣被動。
常艷的故事之所以能夠吸引我，是因為學者袁劍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在這個案例中再一次觸動了我（大意）：在中國，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商業精英的相互交易和妥協，造成了中國老百姓被欺凌的現狀。在中國，獨立的學術幾乎已經消失殆盡，獨立的學術人格當然也已經蕩然無存。為政治研究、為政治學術、為政治代言是建國後學術的習慣性思維，這也是為什麼建國後大陸土生土長的科學家從來無法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中國的科學研究，幾乎都是先預定好目標，然後再從各個角度為這個目標尋找理論支撐。在這個問題上，錢學森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也是最不應該被忘記的一個例子：正是由於錢學森對畝產萬斤的「科學」佐證，才進一步催化了大躍進運動的發生。
常艷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章中也提到如果要在中央編譯局落實到處室的話，就到馬基處（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馬基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很難說是一門科學，而研究的情況如何、成果如何，則是更加主觀。此類所謂的學術研究，除了在某個特定的政治場合被用於政治交易或陳列之外，幾乎別無其他用處（正如常艷在文章中提到她的《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理論》一書，書店裡一本訂數都沒有。）
當今中國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政府就大張旗鼓的進行了對學術的打壓和收買：對於不聽話敢於發表不同政見的進行打壓，對甘心為奴為婢的進行收買和獎勵。經過這麼多年，知識份子終於損失了最寶貴的獨立精神，完全成為了政治的附庸，唯當局馬首是瞻，置民生民意而不顧。如號稱「上訪者絕大部分都是精神病」的北大教授孫東東之流俯拾皆是，不可枚舉，對知識精英的收買和降服可謂是大功告成。而知識份子為商業機構背書的更是數不勝數，如聲稱白酒塑化劑無害的北大李可基之流充斥於大學裡，學問暫且不論，事實罔顧，只看利益和金錢，這就是當今中國學界的真相。用奴婢來形容這些專家學者毫不為過。
袁劍在文章中曾經提到，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商業精英之間的互相質疑和論戰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如果三者利益高度一致，那麼毫無疑問的是這三者會傾盡全力確保三個利益集團的共同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普通人民的利益受侵害最嚴重的階段。環顧當今中國，恐怕不幸被袁劍一語成讖。
再看常艷和衣俊卿的畸形關係，簡直正是當今中國學術依附政治的絕佳寫照。
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常艷的弱點在於其對政治和官場的茫然無知，同時患得患失、缺乏情商、不通世故、舉止失措。這樣一個姿色尚可，在漫長的求學生涯中被灌了一腦子陳舊腐爛知識的女子，如果滿足於留在大學教書的話，最多也就是一個大學版的少婦白潔，給校長吃吃豆腐或潛規則一下，在學校混個一官半職終此一生。可她卻非常不自量力地看上了中央編譯局，並且想通過身體交換一個編譯局的職位並可能有政治上的企圖。從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到，常艷完全不具備對官場的基本瞭解，也完全不知道其間的爭鬥和利害關係，從而在各個場合情緒失控、大哭等等。這個副教授缺乏社會生活的基本常識，以為既然貢獻了身體就應該得到顯而易見的安排和待遇，甚至堂而皇之的將自己和一把手的肉體關係告訴上級，三十幾歲的人，十幾歲的情商，這也算是中國教育失敗的另一個例證吧。
從網上消息的逐漸封鎖和中央編譯局網站的情況來看，常艷的奮身爆料顯然不會有任何效果，既不能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同情，也不能拿到更多的利益，白白做了他人的談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