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餘波未了,「境外勢力」仍在關注。中國經濟會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出路嗎?
在南周事件中,傳言高層認為此事有「境外勢力」參與。《澳門日報》發表文章談論「審查和境外勢力」。作者凌谷認為,「境外勢力」是一個奇妙的概念,這跟「人民的敵人」一樣,「是個幻化無窮、適意隨心的代詞,指誰打誰,讓人百口難辯。在國內官方用語中,'境內'指中國大陸領土,不含港澳;'境外'指中國海關關境以外,包括港、澳、臺及中國領土之外的世界。所以,港澳居民是屬於'境外人士',如果說了讓當權者不高興的話,就是'境外勢力'了。」
文章指出,諾貝爾文學得獎者莫言認為,所有國家都存在審查制度,它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直接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作者認為,"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的羅生門,也是境內、境外之別的冷笑話。」「悲哀的是,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後,在中、高級公務員的家屬都移居海外多年之後,還視‘境外勢力’為洪水猛獸。這正是這個過時的審查制度造成的嚴重思覺失調。」作者呼籲,「有良知、有魄力的政治家深知審查制度是麻痺社會自我修復能力的毒藥,敢於迎難而上,解除這種可笑可怕的制度。」
南周事件的意義
知名時評人梁文道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說,關於《南方週末》的一切紛擾,至此畫上句號。報紙照樣出刊,撤走一個本來就由上頭派駐下來監管大家的總編,其他員工不被追究。在他們最後發出的聲明裡面,儘管始終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鮮明曝露了監管審查的存在。但是,他說,「以我對國情的認知,這簡直可以說是個令人喜出望外的‘階段性勝利’了。」
對於這場抗議的意義,梁文道認為,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時代的變化。在這場六四以後未曾見過的媒體公開大攤牌行動裡頭,我們可以看見各地媒體或隱或顯的聲援,網路上從豪商明星到一般網民的表態,乃至於直接走上街頭而無所畏懼的市民百姓。即便對掌權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太過鮮明的民心風向標。」其次,它給當事官員一個教訓,「一方面,上頭不想風波擴大,於是不願擴大打擊範圍。另一方面,這大概也給了其他地方宣傳官員一個教訓。我不肯定此後媒體形勢會不會好轉,但至少有個希望。我肯定宣傳官員更不好當,要怎麼把握才不會出事呢?」
臺灣學者、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在臺灣《蘋果日報》上撰文指出,《南方週末》可能是中國媒體自由的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不論結局如何,到底中國發生了幾十年來最重大的言論自由運動。因為離奇,有人認定必是中國高層權鬥暗潮洶湧。林濁水指出,「先不論這是不是真的,最值得關心的是《南周》和《炎黃》的憲法夢是不是習的憲法夢──這才是最關鍵所在。」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沒有人的答案是保險對的。一種說法是,「《南周》、《炎黃》都強調分權是自由主義的民主,但習演講卻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集中制,這兩種價值觀南轅北轍,更何況他既在其他場合肯定毛,又說任何改革都不能和過去一刀切」,「那麼多人卻只能那麼不民主心態地把成敗放在習一人身上,而親切、強烈儒家道德意識的他,思想卻那麼的莫測高深,於是期待憂慮兼而有之之餘,只好嘆息,華人的民主路雖誘人,卻注定坎坷。」
中國經濟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
《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經濟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作者劉罡指出,「學術界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投資太過依賴,這種局面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因此必須扭轉中國經濟的失衡局面,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問題是,中國的投資增速和消費增速並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若降低投資增速,則消費增速也很有可能同步下降,這樣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部引擎將同時熄火,中國經濟勢必走入死胡同。」
劉罡說,「中國主要依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但如果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在第一位,著力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今年以來的情況已經充分證明,這種局面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更加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可能反而會以更快的速度衝進死胡同。」不調結構是等死,調結構是「找死」,中國經濟難道就沒有生路了嗎?有人獨出心裁地為中國經濟指出了一條「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出路,走先發展後改革的「鐵道部之路」,用快速發展造成的既成事實來「倒逼」體制改革。劉罡指出,「要判斷這一理論正確與否,不妨先看看中國鐵道部能否在大建高鐵的帶動下實現扭虧為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