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廣州公安局副局長因為抑鬱症而自縊,貼一段舊文作為評論。
循著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們會發現各類疾病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和體制因素，社會身份的單一使得底層民眾往往成為最脆弱的患病群體，個體權利的貧瘠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濟渠道，醫療體系的沉痾往往讓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倫理的失守使得社會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問題不斷堆積。這一個個病患者所構成的底層社會的悲慘畫面，和所謂的中國奇蹟圖景擺在一起，構成一個極有力度的意象對比，讓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分裂的中國。
當然，這種分裂僅僅是表面的，事實上所有的光環下面都掩蓋著破敗，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社會的各種病症也以複雜的方式交互感染。當民間社會長期被公共權力壓制，公民社會無法正常成長，也意味著公民社會無法通過新聞輿論，社會組織和政治參與等方式對公權力機構進行塑造，構建一種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而缺乏約束，公共空間就變成權力擁有者恣意的舞臺，權貴和官僚的驕橫跋扈就應運而生，長此以往，他們在另一種社會病理意義上，成為了一類典型病人。
某種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幾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現有的體制，不鼓勵真話，官僚之間沒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在私下場合，很多官員都能把體制之病說得頭頭是道，而在公開場合，他們被迫一本正經的扮演體制辯護士的角色。每年總有不少官員因為真真假假的抑鬱症而自殺，跳樓，或者被休假式治療。這其中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因為腐敗東窗事發，部分官員選擇自殺，當局為了掩蓋醜聞，而宣布其是抑鬱症患者；另外一類是的確是因為環境壓力大，精神緊張，導致抑鬱病爆發。無論是哪種狀態，官場抑鬱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場的畸形生態和權力對官僚形象的虛飾。
2012年官場中最戲劇性的劇本自然是薄熙來王立軍等為主角的重慶大戲，這場跌宕起伏的大戲給我們提供了多個觀察中共高層生態的視角。不過一個容易忽視的視角是，幾個當事人某種精神上的病症。因為長期不受約束的權力滋養，同時又害怕失去權力的緊張，薄熙來，薄古開來，王立軍等似乎都有某種躁狂和神經質的性格傾向，他們關係混亂，行事乖張，進退失據，對政治規則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畏，他們的形象和一個正常社會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具有的那種謙卑，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把他們形容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並不過分。
根據大陸《南都週刊》的報導，薄谷開來要求王立軍設局謀殺英國人海伍德，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兒子薄瓜瓜，而當時重慶公安副局長郭維國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但是雖然如此，一個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還是在當地主要公安官員的安排下發生了，接下來是一系列的掩蓋和不同利益方的訛詐，這一切，直到王立軍潛逃美領館，才徹底引爆。
從重慶事件來看，即使這些官員個體一個個都是人格健全人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總體上已經變成一出瘋子和狂人的遊戲。毋庸諱言，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體制，體制既給社會底層帶來大面積苦難，同時也讓權貴和官僚階層成為權力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