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爺是地主——看鄉村是如何消失的
63年前的那場風暴是空前絕後的，它掃蕩了這個有著千百年儒家傳統的東方國度，所到之處的社會被無情地摧毀。所有的人彷彿一夜之間便「幽靈」附體，就是一個閉塞的鄉村也在咆哮著的強權和暴力面前在劫難逃，所有的角落都在醞釀著一種無中生有的仇恨，而這種仇恨浸洇漫漶的結果是以家族、親情、倫理、道德構筑的鄉村社會徹底解體，世俗的鄉村從此成為歷史雲煙。而雲煙消失之處，一輪太陽冉冉升起，它的光線在沒有世俗的大氣遮蔽下，灼熱的紫外線無情的烘烤著鄉村的大地，傳統的鄉村充滿了狂躁的理想和可怕的暴力，物質上的匱乏和精神上的顛狂成了鄉村的雙重風貌。
這是一個閉塞貧瘠而又民風淳樸的東北山村，它位於醫巫閭山脈中段的。在這個十里長溝的狹長地帶，清代的柳條邊緣山而過，低谷是亂石滾滾的河灘，在高深谷間由於雨水的侵蝕和河流的沖刷，縱向形成幾條沿溝谷走向的帶狀的階地，階地的下麵點綴著稀疏的人家，他們大部分都是清朝開放邊禁後從關內湧入的難民，經過了數代的繁衍其異姓間的通婚，形成了一個以家族為核心，以親緣為紐帶的世俗化的鄉村。儘管這裡自然條件惡劣，生活異常艱苦，但卻民風淳樸、怡樂安然，彷彿一個無所不在的規則在主導著這個村莊的脈搏，左右著這裡的人情世故。但這一切都在旦夕間改變了，而改變的由頭居然是「解放」。當然，這種解放的結果就是，一年多後，在這個荒涼僻靜的山村裡，出現了一個地主和兩個富農，更有大尾巴中農數戶。而這個唯一的地主就是我那教私塾出身的姥爺，文雅的稱呼叫外祖父。
禍福總是在旦夕間。考察一個人的命運總是離不開時代的底色，這對生命來講是無情的，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個體生命的刻度簡直是微乎其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生命旅程恍若孑孓一樣短暫，還沒有來得及回味，就行色匆匆地離開了塵世。姥爺是他家的六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因在山外的私塾裡念了幾年書且頗有天資，自幼便識文斷字，成年後就應然地成為了這個山溝裡的教書先生，年復一年地教著那些稀稀拉拉的學生。儘管過去的先生是不收錢的，只是根據條件收些糧食等實物，但姥爺因為繼承了家族的家產，日子過得還是相對殷實。因為教書的原因，自家的土地不得不僱人耕種。一向節儉勤勞的他儘管扶養了7個孩子，但生活卻是景景有條，鄰里關係也處理的有板有眼，就是現在在世的老人們提到他，也還褒揚不已，事實也是這樣。但世事弄人，因為鬥爭的需要，姥爺自然就是當之無愧的「土包子地主」，為革命祭旗就成為了他的宿命。在這個物質極端匱乏而精神卻異常顛狂的年代，窩棚、醬缸和菜園成了鄉村人的「吉祥三寶」，除此之外人們一無所有。
農家的菜園是不允許小孩子們擅自進入的，因為那是一家人的命運所系。母親有個規矩，那就是掐蔥葉必須從下面開始，而且不許超過上面的三個葉子，因此，在小時候，我們印象中沒有吃過鮮嫩的蔥葉。只所以如此，是因為大蔥和大醬是農家最基本的副食，這在現在來講簡直是無法想像的。彼時，餓著肚子搞鬥爭則是鄉村生活的常態。最不可思議的是，一個9歲的玩童為了報復和自己打架的孩子，把一張寫了「打倒某某某某」（當時的太陽）的「反標」扔在了對方的腳下，最後被老師糾出，因事關重大，從大隊、公社、縣革委會經過層層上報，最後被扔進監獄。但終歸是不諳世事，經過家人村幹部和村民的死保，才不得不拘留了事，但反革命的罵名卻留了下來，他也不得不輟學放羊，30來歲還沒有成家，只是後來哥哥死了，才和嫂子草草成婚，也算沒打光棍。我上學時已經是74年，那時鬥爭的火藥味已經稀薄了許多，但當時的景象還是永世難忘的。記得在一次修梯田的會戰中，勞動的間隙開展了一次批鬥會，被斗者戴著高帽，掛著「牛鬼蛇神」的自牌子，在它的面前是一個婦女在指著鼻子在叫罵。原來，被斗的是女人的姐夫，因為小姨子家辦喪事，請他紮了紙人紙馬。不想此事被人揭發，也就有了這場被安排的「罵」。一個小小的鄉村，就被「紅流」折騰得雞竄狗跳，親緣倫理都要首先服從於「太陽」的旨意，這真是匡古未有的人倫慘劇，何況這還是後文革朝代。由此觀之，文革及以前的時代悲劇應該是罄竹難書的，這一點，從近幾年披露出的史實上可以說是毫不為過。
對現代人來說，姥爺一詞是充滿溫馨的。但在童蒙未開的時代，它對我而言卻異常的生疏，已至於從來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姥爺家僅距離我們幾里遠，他經常在路邊割馬蓮草，因為用它可以擰成旱煙繩，姥爺是種菸的好手，這也許是他當被成為地主的一個原因。每當秋季，我就看到一個穿著粗布衣服的花白鬍子老頭蜷曲在路邊勞作，終於有一天，那是我小學一年級放學的時候，他對路過的我說：你知道嘛，我是你姥爺。這句話至今還直入骨髓深深地刺痛著我，讓我回望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當然，我是幸運的，我只趕了一個邊。我現在想，如果張宏良孔慶東們有如我的經歷，他們斷不會對那個時代有什麼好的印象的，也正是當時有了過多的張宏良和孔慶東，才讓這個時代無情地輾壓著人性，已至於這種殘忍堅守了30來年，這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僅憑他們那沒有把門的那張嘴，想必不在監獄也好不到哪裡去。
當然，母親是經常去看望姥爺的，但總是要避開大家的眼睛。因為是地主，它就是罪人，就是反動的和被孤立的，儘管他只是憑著自己的雙手過得寬綽一點。只不過那時我很小，母親也有意避開我們的緣故，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姥爺也怕我們吃他的「鍋鉻」，儘管成分不能溯及外孫，但影響還是異常可怕的，畢竟當時的孩子都想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當我真正理解了姥爺的真正含義時，已經是「太陽」落下去的那年，那年的秋天，80來歲的姥爺在去往集市賣煙的路上摔在路上，從此再沒有睜開眼睛。我真不知道姥爺在人生的最後20多年中經歷了怎樣的一個心路歷程，但從一個私塾先生到地主的身份跳躍是突如其來的，這種心理想必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往事並不如煙，一切都恍若昨天。歷史不僅是現實的延續，它更為現實打下了強烈的烙印，使現實不可逆轉地朝著另一個方向奔跑。
63年後，紅色狂飆刮過的鄉村已經脫離了它的原始形態，本應該在鄉村佔有一席之地的世俗的孔子早已經被淡忘，被權力強行地擄到了首善之區的廣場去維持秩序，鄉村的文化基礎和道德倫理在權力的圍剿下已經蕩然無存，只留下一個沒有靈魂的空架子，供人們瞻仰，變成一個人們探幽懷古休閑的場所，這無疑是對文化傳統和社會風俗的殘酷破壞，因此，我們聽到了余英時先生發出了「待回頭，收拾舊山河」的吶喊。但這種破壞是不可逆轉的，何況，在一聲高似一聲的「加強社會治理的科學化水平」的口號下，這種努力已經變得希望渺茫了。因為在官方的語氣中，治理與控制的內涵和外延是全覆蓋的。「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做為具象的鄉村依然存在，但做為歷史傳承的精神家園，它已經從此成為逝去的記憶，權力的力量已經深入到鄉村的每個家庭和個體，它那種自生性的穩定結構和社會形態已不復存在。但這種外部力量的控制讓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從此消失，整個國家處於一種無社會的狀態，這意味著權力對鄉村改造的失敗，它最大的損失是一種社會和文化上的雙重浩劫，遠比「破四舊」的危害要大，這絕不是故弄玄虛聳人聽聞，因為社會文化的重建是漫長的過程。
當權力已經深入到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時，它就成為了權力永不言棄的基本單元，這是統治的需要，也是穩定的需要，當然更是權力覬覦權利的需要。因此，鄉村自治只是個遙有可及的夢想。在強權力、無社會的時代，鄉村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它的溫馨與淳厚只能穿過歷史與我們相遇了。當然，鄉村的重建是歷史的必然，余英時說：「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大課題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上重建民間社會。使一個比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漸實現。這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嚴重的挑戰，我們簡直不能想像這一重建工作將從何處著手。」由此看來，並不僅是鄉村，我們還面對著社會重建的宏大工程，這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未來的鄉村究竟是什麼樣子？在社會控制已經精細化到一定程度時，這當然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只能禱告上蒼，願天祐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