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似乎對「贖買論」比較鍾情，在討論改革路徑和手段的過程中，總有人不斷地提出。在「改革共識破裂」，需要「重新凝聚」的當下，又再次有人提出要對特權腐敗和國企改革進行贖買和赦免。
所謂贖買，是指為了獲取既得利益者對進一步改革的支持，減少他們對新體制轉變的阻礙，對他們既已形成的特權進行經濟上的補償，讓他們放棄進一步行使其特權的「權力」，退出歷史的舞臺。
贖買政策上世紀50年代曾被用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民營資本的「充公」，稱為「和平贖買」——允許資本家領高薪，獲固定股息，但將其資產國有化。
後來，在80年代的改革中，也有人提出贖買論，再至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大規模國企改制中，也有人提出。實際上，在這兩個過程中，贖買論不僅是一種理論，在小范圍內也進行了實施。
在經濟學家所呼籲的「現實理性」中，改革不是革命，但改革總會導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而為了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可以從改革後獲得的社會總福利中拿出一部分來補償利益受損者。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改革就很難推進，腐敗和特權就會繼續存在，並導致更多的人繼續利益受損。
但贖買論不管如何解釋，都面臨著一個致命的問題：由誰來贖買，贖買的價格誰來定？為了不至於使這種論調成為一種幼稚的書生意氣，就有必要解決這個疑問。
然而讓人尷尬的是，在現實的改良經驗中，贖買政策並沒有能夠帶來一個理想中的新體制，被贖買者也並沒有退出歷史的舞臺，而是在下一個改革的路口，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繼續阻礙改革。
有一年，我採訪一個曾提出贖買論的經濟學家，曾問過他是否還在堅持「為了推進改革，應該給官員補償」的觀點，他的回答是：要防止補償沒完沒了，官員不斷聚集權力，用反改革的辦法搞到錢了，再讓你贖買，這就不正當了。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是反改革。反改革你給他補償什麼？
事實正是如此，如果由既得利益者來主導贖買政策的實施，由他們來定價，贖買後想達到的改革目標就根本無法實現，反而成為他們要價的籌碼，最後補償和赦免就會沒完沒了。
在國企改革中，曾提出贖買政策，但主導者和定價者是一小部分特權者，它並沒有對所有的國企職工進行贖買，而只是針對一小部分的國企高管進行了贖買，他們領到了高薪和補償，進而同意國有資產的賤賣，官員和高管從中自肥，造成了公平的極大喪失。
可以說，贖買政策本身是沒有公平性的，對於特權和腐敗群體來說，其所得並非應得，本不該補償，由受損的人來補償受益的人，對社會公平和公正的倫理基礎本是減分，而不是加分。如果要以某種妥協來換取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它就不可能不涉及制度的重大轉變。
而如果從歷史「成功經驗」來看，50年代中國的「和平贖買」政策，以及有人曾提到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改革派」對大名、公卿和武士等特權階級的贖買例證，恰恰提供的是贖買政策誰主導、誰定價的另一種答案：那其實是在完成了流血革命（有規模大小之分）之後，由勝利者來實施的贖買。而且，它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的「妥協」。
改革需要獲得民眾的支持和理性，但一個不可繞開的問題是，改革方案由誰設計？權利是否在民眾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