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資水平的大幅攀升以及人們對中國農村勞動力儲備正在枯竭的擔憂，已經向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發出了警訊。
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孟昕對中國農民工勞動力的詳盡調查卻顯示，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孟昕2012年調查的結果剛剛出來，《中國實時報》欄目便趕緊找到她，並以吊銷她的城市戶口相「威脅」，要求孟昕將她調查報告的主要結論透露給我們。對孟昕的訪談內容做過編輯處理，以便更簡明扼要。
《中國實時報》: 請和我們談談你的調查情況。
孟昕：過去五年中，我們這個考察中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遷移情況的項目一直在關注著這一過程中發生的變化。
調查在九個省份的15座城市進行，這些城市既包括廣州和上海等中國主要的出口地區，也包括成都等中國內陸地區的大城市。我們調查了5,000戶向城市遷移的家庭。
《中國實時報》：2012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的工資增長速度出人意料地出現了下降。
孟昕：過去五年中，農民工的工資出現了大幅增長。2008至2012年期間，工薪階層每年的月工資和小時工資增幅分別為12%和14%。2010至 2011年期間，實際小時工資增幅甚至更高達23%。
但在2012年，工資似乎不再以這種巨大的幅度增長。2011至2012年期間，實際小時工資增幅只有3.7%。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經驗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資在2012年只增長了1.7%，遠低於2011年的23%。
《中國實時報》：你認為工資增長幅度為什麼會下降得這麼厲害？
孟昕：2010至2011年期間的工資增幅高得不同尋常可能是一個因素。有證據顯示，這一非常高的增長幅度可能並非單純是一種市場力量推動下發生的現象。
在我們抽樣調查的那些城市，2010至2011年期間最低工資平均增長了19%左右。在那些位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平均最低工資的增幅甚至更高。
這可能顯示，許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來干預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近年來，更加發達地區的城市一直在談論提升當地經濟在產業鏈上位置的重要性，並試圖縮小當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規模。
或許，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決定不直接出面挑選哪些產業可以繼續留在當地，轉而以最低工資標準為政策手段，推動低工資、低附加值產業離開當地。
當經濟狀況良好時，政府干預可能會更加有效。當經濟狀況不好時，市場力量將起主導作用，地方政府認真執行勞動法的可能性會降低。這或許是2012年工資增幅出現下降的原因。
《中國實時報》: 我們聽了太多有關工人短缺的話，但你的調查結果卻顯示，中國有大量處於工作年齡的成年人依然生活在農村。
孟昕：自從2004年以來，有關中國城市缺乏農民工的報導一直不絕於耳。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已經沒有剩餘的農村廉價勞動力。但我們卻從自己的調查數據中發現，2010年只有約25%的農村戶口勞動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們在城市居留的時間也相對比較短，約為七至九年。
這是因為農民工在享受城市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方面存在制度性限制。當農民工想要結婚生子時，當他們失業、生病時，或者當他們需要照顧上學的孩子或父母時，他們除了返回家鄉別無選擇。
如果假設農民工享受城鎮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的限制被廢除，同時假設農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時間因此增加一倍，任何所能想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都會消失。
《中國實時報》：鼓勵農村居民遷居到城市意味著必須改善農民工不易享受城市服務的現狀。從你的研究結果來看，這方面有何進展？
孟昕：情況正逐漸好轉。擁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比例從2008年的11%增加到2012年的21%。擁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險的農民工比例分別從2008年的13%、18%和17%增加到2012年的27%、31%和23%。
然而，在城市工作的絕大多數農民工仍然沒有任何保障。此外最近幾年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佔比似乎出現大幅下滑，從2010年的66%降至2012年的59%。
《中國實時報》：農民工和擁有城市戶口的工人所拿的工資一樣嗎？
孟昕：農民工工資總是要低一些。按每小時工資計算，2009年農民工平均工資只有城市戶口工人的45%。
這種狀況在過去15年沒有得到改善。我發現在1995年時，上海農民工每小時工資只有城市戶口工人的50%。到了2009年，上海農民工的每小時工資僅為城市戶口工人的40%了。
《中國實時報》：有什麼證據表明農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時間延長了嗎？
孟昕：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城市工人在十八九歲或20歲出頭開始工作，然後在五十八九或60歲出頭退休。所以一個城市工人一生大概工作35到40年。
然而，由於存在遷居限制，農民工目前平均在城市工作八到九年。我們的數據顯示，農民工在城市逗留的平均時間從2008年的7.8年提高至2012年的8.9年，五年時間內增加了一年。所以說，農民工留在城市的時間的確延長了，但這一變化還是太慢。
在城市逗留的時間延長不僅增加了城市急需的勞動力供給，也對個人的生產力和工資有利。我們假設其它條件不變，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時間每增加一年，他們的工資能上升2%。有證據表明，在過去24年來這一比例的加薪每年都會發生。考慮到當前農民工在城市的平均逗留時間為九年，這意味著人力資本出現了大量浪費。
《中國實時報》：想要改變這一現狀，中國新一屆領導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孟昕：這些政策已經存在好幾年了，但執行起來卻非常緩慢。主要原因在於在政治和經濟上有很多複雜因素。
例如自2008年以來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項新的法律，要求所有僱主為農民工繳納醫療、失業、工傷和養老保險。
這一政策應該由當地政府強制執行，但地方政府這樣做的動力不足。強制執行這項政策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會明顯增加，這對當地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反過來看，如果有辦法規避，僱主不太可能為僱員支付這些費用。
當前的財政制度安排也不合理。在中國，中央政府通過法律、闡明國家的政策意圖，但執行政策並為其買單的卻是地方政府。
因此，有必要對當前的公共財政體制進行重大改革：要麼集中財力用於社會福利體系，要麼大幅增加地方政府能夠調配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