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志的朋友打出橫幅，喊朱承志回家。（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記者庚元綜合報導】湖南維權人士朱承志，將李旺陽被離奇自殺的消息與照片傳到網上後即被失蹤，直到兩個月後的8月9日，傳出朱承志已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更為離奇的是，此時本應出面為朱承志聘請律師的妻子曾秋蓮又下落不明。
前蘇聯，以殘暴著稱的蘇共秘密警察的監控觸角延伸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無數被當局認為不聽話的，進入「黑名單」的蘇聯民眾常常會被莫名其妙的失蹤，有的甚至被秘密殺害。
雖然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秘密警察隨著共產政權的垮臺已經成為歷史，但共產政權秘密綁架與強迫失蹤的做法卻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依然普遍不在，甚至更甚。
民主人士18大前被失蹤
59歲的秦永敏，湖北民間政治學者，因參與籌建中國民主黨等活動，曾在監獄和勞教所裡被關押20多年。今年中共18大召開前夕又被國安人員帶走，此後44天，音訊杳無。12月12日被釋放回家的秦永敏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採訪時證實，10月30日上午9點，武漢市青山區新溝橋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姓萬的主任和武漢市青山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一班人闖進他的家。在沒有出示任何法律證件、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把他強行帶走，帶至離武漢市50公里以外的一個荒島上。
因信仰被秘密失蹤到精神病院
鄺良，曾是重慶萬州區鹽業公司的工會主席，是個縣團級幹部。今年6月28日，萬州區國安利用鄺良的一位警察朋友，邀約鄺良見面謊稱商量事情，信以為真的鄺良欣然前往，在途中遭到秘密劫持。此後兩個多月，家人打聽不到任何消息。兩個月後，才得知他因為修煉法輪功已被萬州公安局勞教一年半，但人卻被關押到萬州區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治療，生命危在旦夕。據知情人透露，鄺良被關在萬州精神病院三樓，每天被強行灌藥以迫使他放棄信仰，那些人稍不如意就用電棍打，十分殘酷。家人諮詢律師，律師說：「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判刑，判刑的就不是精神病人，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表示，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已經成為強迫失蹤的最大受害群體。
維權律師成「被失蹤」高危一族
北京著名維權律師江天勇，2011年2月19日下午4點，在其弟弟家樓下被警察綁架，江律師的母親當時見狀上前理論，綁架者們將60多歲的老太太像拎小雞一樣，給摔到花壇的樹枝上，江律師的弟弟也遭到粗暴對待。此後家人多方打聽無果。4月19日獲釋回到家中後，他一直對他失蹤之事保持沉默。直到9月14日他打破沉默，接受記者採訪時公開他被失蹤60天期間所遭受的精神及肉體酷刑。他說：「你知道中國古代一種酷刑叫凌遲，我就說，我就覺得實際上是思想上的一種凌遲、精神上的一種凌遲，就是一種黑白顛倒的、讓你必須承認這種，鹿即是馬！並且把這個鹿是馬的邏輯說出來、它的合理性讓你去說出來，我覺得這個過程，哎呀！真的太痛苦了。」
除了江天勇外，還有其他如高智晟、唐吉田、劉曉原、楊在新、韋良月、李方平、滕彪、李天天等眾多替弱勢群體維權的大陸敢言律師也都有、甚至多次被強迫失蹤的經歷。法廣曾以「維權律師成高危‘被失蹤’一族」為題對此進行過專門的報導。
訪民上訪被失蹤
新疆農八師石河子市133團一連訪民唐學勤，於2012年11月12日在北京陶然亭橋遭到北京維穩警察的盤查後被強行帶走，從此下落不明。
有媒體報導稱，唐學勤一家在2005年開墾荒地20畝，計畫用於蔬菜大棚。因拒絕133團一連索要好處費500元一畝（共計10000元），從次，唐家就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報復。其後，唐學勤的姐姐唐慧碧的丈夫張廣田被8個人亂刀砍死，一起有預謀的故意殺人案，最後法院為了保護幕後指使者而僅以「傷害罪」輕判了凶手，唐慧碧不服而上訪，結果被勞教。
為了討說法，唐學勤的父母親到農八師上訪，結果兩位老人受到暴力傷害住院搶救，今年1月17日，85歲的父親唐恕德含冤去世。農八師133團信訪主任李浩對唐學勤稱：賠了你的損失我們就沒錢賺錢了，有本事你去北京找胡錦濤、溫家寶吧，最好把天安門炸了。
中國已進入「強迫失蹤」時代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於2006年12月在聯大獲得通過，這是一個將強迫失蹤作為侵犯人權行為予以禁止的國際公約，於2010年12月22日正式生效。
然而2012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卻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73條」。該條規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公安機關可在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將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大陸一些法律學者認為，這一修法，使得「秘密失蹤」合法化，是出於應對民怨沸騰的「維穩」的需要，也是對國際公約的蔑視。由於該修正條款針對的罪名沒有明確的界定，事實上已經成為當局打壓異見人士、維權律師、信仰群體的慣用手段，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強迫失蹤」的時代。
據《維權網》報導，中共18大召開前後，進京訪民「被失蹤」者多達百人以上。幾位躲藏在北京的上訪維權人士，將這些被失蹤的訪民名單和一些反映訪民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的圖片，分別存在了3個U盤中，18大期間，他們冒著隨時被抓捕的危險，前往建國門駐華記者俱樂部及記者們下榻的飯店，幾經輾轉，歷盡艱辛，終於將這份被失蹤訪民名單送到境外記者手中。
社會公權本來應該給人安全感，然而在如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公權卻常常令人心生恐懼。一個公民被公權以黑幫的方式秘密綁架，卻長期不通知家人；一個人並非自殺，卻往往又被公權機關宣布為自殺。公民與公權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卻依然絲毫無礙於被喉舌媒體描繪成「和諧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