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七章 混沌的政治
——命運在謊言和無知中蹣跚
在拉薩大昭寺廣場巡邏的武警（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淨化政治，是歷代理想主義者追求的目標之一。然而，迄今為止，政治多數時間內都在表述骯髒，而中共極權是骯髒至極的政治存在。在這個政治體中，聚集了陰謀、謊言、背叛、偽善、凶殘等等人性最醜陋的因素。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近現代經典，卻在古東方文化之冠中國，以中共極權的名義，獲得最強悍而血腥的生命形式——這個事實構成東方文化近現代失敗的鐵證，而且是最具悲劇性的證明。
中共極權將漢文化摧殘殆盡，變中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和政治殖民，同時，也把西藏的命運推向前所未有的大劫難。中共使西藏成為當代的一個重大國際政治問題，而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則是西藏問題的根源。那麽，中共對西藏的政治意圖究竟是什麼？或者說，西藏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對於這個歷史早已回答的問題，人類卻似乎並不完全清楚。不同立場的人們從不同角度所作的回答，釋放出混沌不清的信息。甚至這
一屆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員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像達蘭薩拉暮霧中的樹影一樣模糊。
西藏是世界的制高點。不需要別的，僅僅「制高點「這個概念，對於人類就具有某種神秘的、超越理性的誘惑力。雖然航空航天技術的發展，已經給人俯瞰地球的視野，不過，佇立在地球的高度之冠，瞭望世界——這個意境仍然會激起征服的野心。
西藏是最具戰略價值的水源地。東亞大陸、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半島，以及中亞的部分地區，所有偉大的河流都以西藏高原的萬座冰峰為源流。可以說，西藏是蒼天賜給人類的水庫。據傳言，印度的甘地夫人曾講過，人只要有陽光和清水就可以生存。如果是這樣，人類儘管無法征服太陽，但只要控制了西藏，就意味著控制了數十億人的一個生存要素即水源。與之同時，西藏蘊藏的富饒的自然礦產資源，也是引發覬覦之心的重要原因。
地球的制高點和蒼天賜予的水庫，這兩個因素是中共控制西藏的實用主義的原因。不過，中共對西藏的實用主義考慮，並非造成西藏問題的政治原因。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達賴喇嘛同中共簽署「和平協議」，實際是西藏人意志的一種表述：只要能夠保證西藏作為藏人心靈的家園和文化祖國的地位，佛心慈悲的藏人願意為避免流血而作出政治的讓步。
西藏青年會會長次旺仁增曾對金聖悲說：「中共統治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為，就是西藏復國獨立的理由。除此之外，西藏復國獨立不再需要任何其它的理由。」 次旺仁增，這位出生於美國、足跡從未踏上過西藏土地的藏人，不僅用簡捷的語言說出西藏復國獨立的理由，而且也說出了西藏問題產生的本質原因——中共在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為。中共的所作所為以一句話概括，就是用鐵血強權在西藏推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統治，對藏人實施文化意義上的種族滅絕，即消滅藏傳佛教和藏族的其它傳統文化精神。
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這是問題的要害。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精神的首要特徵在於，通過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從精神上奴役人類並征服歷史命運。中共虔誠地繼承了西方極權文化的這個基因。中共的政治意圖，並不是像希特勒滅絕猶太人那樣，從生物學的意義上滅絕藏人，而是要滅絕藏人的文化存在。事實上，即使一個漢人同情支持西藏的自由和文化存在，也會受到中共的迫害，甚至監禁和屠殺；即使一個藏人，只要背叛民族文化傳統，支持在西藏實施共產黨文化的政治殖民統治，也會被中共暴政視為「同志」，並獲得高官厚祿的賞賜。
如果說希特勒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那麽，中共暴政就是文化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中共暴政比希特勒仁慈。且不說滅絕心靈比滅絕肉體在生命哲學的意義上更殘酷，因為，人的本質在於心靈，僅就生理學範疇內的屠殺，中共暴政也為西方極權主意文化書寫出史無前例的凶殘。中共信奉國家暴力，信奉國家恐怖主義。在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的過程中，對於忠實於心靈家園的人，中共總是毫不猶豫地運用鐵血強權進行大迫害。而藏人從整體上又恰是一個忠實於心靈的族群。於是，中共大規模屠戮藏人的反人類罪行和藏人的浴血的苦難，就都不可避免。
中共對藏人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的天性，構成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中共暴政必須在西藏堅守極權統治的政治需要，則使西藏問題成為一個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死結。
「六. 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為讓歷史盡快淡忘他和中共暴政血洗北京的反人類罪行，推行鼓勵人民瘋狂追求物慾的國家政策。鄧小平，這個出身於黑社會世家的精明的老政客，十分清楚人性的弱點——只要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他們就不會再以良知的名義記住「六.四」之血。鄧小平果然成功了。中國人迅速墮落為只能聽懂物慾召喚的動物，並不再有興趣關注中共暴政的罪行和他人的苦難。不過，鄧小平或許沒有想到，墮落得最迅速，腐爛得最徹底的，首先是中共官員群體。現在，中共的千萬貪官污吏已成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經濟犯罪集團；中共官僚集團也墮落為實施特務統治的政治黑手黨。中共官員比任何人都瞭解中共暴政的腐爛、墮落和凶殘。他們最大的恐懼在於，他們的反人類和反社會罪行有一日會受到歷史性的審判。因此，中共官僚集團唯一的政治意志就是用國家暴力、謊言和物慾誘惑，來維持極權專制。對於罪行纍纍、血案如山的中共官僚集團，極權專制是最後的立足點，退一步就會落入歷史的深淵。
胡錦濤以及其他中共高官，多次在不同場合公開宣稱，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是中共的「核心國家利益」，原因也正好在於此。臺灣之所以被中共列為其「核心國家利益」，是因為臺灣自由民主化對於十五億中國政治奴隸的示範作用，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潛在的致命威脅。所以，中共一定要用「統一」的名義，滅絕《中華民國》的主權，通過控制併進而消滅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來清除對它的這個致命的政治威脅。西藏被中共列為「核心國家利益」則是因為，在各個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文化性種族滅絕的正義事業中，藏人的抗爭最具精神的能量，最頑強，最卓有成效，同時，西藏自由運動也受到廣泛的國際關注。如果西藏自由運動獲得成功，不禁會激勵各少數民族的自由運動，甚至可能引發中共極權專制在中國的全面崩潰，所以，中共不僅不會允許西藏自由——無論以高度自治的形式自由，還是以復國獨立的形式自由——而且追求在國際政治範圍內摧毀西藏自由運動。
中共暴政已經制訂出明確的戰略規劃。按照這個戰略規劃，中共將在二零一二年晚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或者用統戰的方式，或者用軍事的方式，實現對臺灣的政治控制。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後，立即開始最終解決西藏問題的進程。所謂「最終解決」，在國際政治上的目標就是迫使印度驅逐西藏流亡政府，從而使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為實現這個目標，中共首先將採取強烈的外交措施，甚至通過在各條大河的上游建高壩，控制印度水源的方式，施加壓力。如果這些方法不能奏效，中共會發動對印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實現其政治意志。對印度軍事行動的最後期限為二零一五年。
極權政治的生存，事關中共權貴階層的生死榮辱，所以，中共暴政不可能同意任何西藏自由的方案——無論是高度自治，還是復國獨立。因為，西藏的自由必將合乎邏輯地成為整個中國自由的先導。西藏問題由此成為死結。解開這個死結只有兩個不能共存的方式，一是藏民族文化和西藏自由運動一起，被中共暴政扑滅；一是中共暴政如前蘇聯共產帝國那樣徹底崩潰。藏人自由實現的唯一可能，就在於中共極權暴政被釘入鐵棺，沉入大海；藏人的自由同中共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勢同水火。屬於藏人命運的自由的星辰，不可能在中共極權政治鐵幕遮蔽的夜空中升起——這是一個宿命。
金聖悲心系荒野，意在天外，情歸落日，本對政治不甚關注。然而，他年輕時代的諸多酒友同學，皆成中共高官，所以，中共政治內幕常通過各種途徑為他所瞭解。正由於此，他對藏人的自由前途極感憂慮。憂慮主要不是因為中共暴政的陰險、凶殘和偽善，而是因為本屆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一個本該對中共的政治戰略具有洞察性理解的群體，實際上對中共的瞭解連隔著鐵皮搔痒的真切性都沒有，更談不到洞若觀火。
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政治意志的象徵。如果它的官員對於中共暴政滅絕西藏自由命運的政治本質懵然不知，就意味著藏人的流亡之路又一次走上了鋒刃；夜不能寐時，金聖悲常聽到危險在叩擊藏人的命運之門。
把藏民族的自由命運寄託於同中共暴政的政治談判——這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不瞭解中共的一項表現。中共戰略性的政治目標在於消滅自由西藏運動。之所以還要同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是試圖實現下列戰術性設想：其一，製造中共有通過對話解決西藏問題意願的假象，欺騙國際輿論，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共暴政摧殘藏民族人權的反人類罪的抨擊。其二，在藏人的自由運動中播撒對中共的政治幻想的種子，以緩解藏人反抗暴政行為的強度。其三，拖延歷史進程。而拖延歷史進程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按照中共的戰略安排，要先解決臺灣問題，然後解決西藏問題，所以，臺灣問題解決之前，中共需要在同西藏有關的問題上拖住時間的腳步；其次，中共要勒住時間的韁繩，是在等待達賴喇嘛圓寂。尊者一旦圓寂，中共將用本質上反宗教的鐵血強權，推出作為他們政治代理人的「達賴喇嘛」，就像他們已經在班禪大師圓寂之後所作的那樣。
中共的談判是一個政治陰謀。對此，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唯獨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懵然不知。他們把自由西藏的前途置於同中共的談判桌上，等於把藏人延續了半個世紀的英勇悲壯的流亡之路，引入絕境死地。
每逢想到藏人同中共談判的情形，金聖悲的意識間都會浮現出一個場景：幾隻憨頭憨腦的氂牛，誠心誠意地同一大群狡詐肥大的耗子商量，試圖說服耗子退出草原，不要破壞氂牛賴以生存的草場。根據金聖悲的理解，除了一些已經被漢人教壞的藏人之外，藏民族是世界上最真實的族群，真實得如同荒野上的岩石和花草。藏人同中共的談判實質上就是世界上最真實的人，被世界上最狡詐、虛偽、陰毒的動物欺騙的過程——欺騙的效應不僅作用於參加談判的藏人，而且還誤導西藏的命運。
金聖悲並不是從一般意義上否定藏人同中共的談判。真實的人在不瞭解真相的情況下是朦昧的，但是，一旦瞭解真相，真實的人常比虛假者更聰明，因為，真實的人有理解並講出真理的能力和勇氣。只要西藏流亡政府洞察中共暴政滅絕西藏自由命運的政治意志，並把談判過程當作向世界揭露中共反人類政治意志的機會，談判就有利於西藏的自由。令金聖悲扼腕長嘆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指導下的談判，對於藏人仍然處於不明真相的朦昧狀態中。只要西藏流亡政府還把同中共的談判視為西藏獲得自由的政治途徑，甚至最重要的政治途徑，這種談判就只能依照中共滅絕西藏自由運動的政治軌道運行。而每進行一次這樣的談判，都意味著把西藏的命運向歷史的斷崖推進一步。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人狹隘化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這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對中共暴政缺乏基本瞭解的第二項表現。達賴喇嘛的中道哲學是源於古老佛學的生命哲思。從中道哲學中湧現的中間道路，是尊者慈悲的佛心，為消弭漢藏之間的仇恨，從千年歷史的大視野審視藏人的自由命運，所作出的政治選擇。中間道路的指向是歷史大視野中的中國，即超越中共暴政的中國，而中間道路變成藏人命運的通衢大道，又以未來的自由中國為合理性前提。
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對中共本質的無知，竟轉化為對中共的政治幻想。達賴喇嘛歷史大視野下的中國，被他們具象化和狹隘化為中共政權。如此一來，西藏文化的摧殘者，中共暴政，竟被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視為西藏自由的希望。真可謂荒謬絕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觀念的大荒謬，至少可以表述如下。
數千年前，睿智的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基本分類，即良法和惡法。在這位法學先哲看來，良法才與人的自由和正義的秩序一致，才具有應當被遵守的道德理由。惡法則違背正義理性，沒有資格成為人的行為的規範者。依據現代法的精神，體現主權在民原則的政體的法律，才屬於良法。中共暴政極權專制，一黨獨裁，其法律必然是體現中共權貴獨裁意志的專制惡法。此種專制惡法是法的異化，違背「法是關於正義的學說」的天性，因此是非法之法。更重要之處在於，中共的專制惡法構成半個世紀以來中共屠殺、迫害藏人的法律依據，而憲法則是專制惡法的萬法之王，萬惡之冠。中共憲法在本質上以滅絕自由為原則。現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卻要在專制惡法之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中，尋求西藏的自由。這就如同讓無數思想犯在中共鐵牢佈滿血鏽的陰影中尋求自由一樣荒謬。
據說，西藏流亡政府的本屆首相桑東仁波切，組織人員翻譯中共關於少數民族自治的法律法規，作為理解中共對待藏人立場的法律依據。看來，首相需要理解一個基本事實：中共有兩套法律，一套法律是公開宣布的，一套法律是實際執行的。公開宣布的法律主要職能是欺騙世界和中國人，以及各少數民族；實際執行的法律往往並不公開宣布，它的主要職能是依照官權的意志，維護中共極權專制的體制。按照中共公開宣布的法律去理解中共，同按照騙子製造的偽善謊言去理解騙子一樣愚蠢。
更何況，中共憲法序言中也用毫不含糊的語言規定，所有中共管轄下的人們，都必須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指導，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僅這兩項象徵中共最高法律意志的原則，就足以說明，在中共法律之下，不可能存在使西藏獲得自由的自治狀態，西藏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藏人只是中共的政治奴隸和精神奴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政治專制和精神控制，而沒有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是關押自由心靈的法律鐵牢，正是西藏不自由的法律原因。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向中共憲法索要以高度自治為標誌的西藏自由，是在向中共憲法索要它根本沒有的東西。那就如同虔誠地蹲在牛屁股下，等待牛拉出金元寶來一樣無知而可笑。連青海湖裡的小蝦都知道他們不可能成功，然而，他們卻似乎不如小蝦聰明。
在金聖悲遇到過的男人中，藏族男子的笑屬於最生動的人類情態之一：藏人笑起來時，眼睛就像波濤動震的大海，而燦爛的陽光就在萬頃波濤之巔閃耀。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卻彷彿為胡錦濤臉上那永遠不變的塑料花般的笑容而著迷，他們竟然相信胡錦濤和平、理性，有理解西藏自治訴求的可能性。這種對胡錦濤的政治上的單相思，正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不瞭解中共的另一個證據。
如果說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的數年間，曾將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之門推開一條狹狹的縫隙的話，那麽，隨著胡耀邦受到整肅，這扇門已經砰然關死了，而僅從個人經歷就可以作出判斷——胡錦濤是釘死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之門的最後一根鐵釘。胡錦濤能在千萬中共狗官中成為問鼎最高權力的凱旋者，不只在於他安邦治國無術，奉迎阿諛無可匹敵，更在於他的陰毒狠辣。他登上中共權力之巔的兩個重要的階梯，都由藏人的血染成猩紅。
一九八九年三月，胡錦濤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親臨街頭，指揮軍警屠戮藏人。三月藏人喋血成為「六.四」北京屠城的先聲。屠夫總是相信血手。「六.四」屠夫鄧小平由此對胡錦濤信任有加，從而為他出掌中共最高權力奠定了基礎。這件事舉世皆知，然而，另一件對於胡錦濤政治命運至關重要的事，卻不為公眾知曉。這件事就是主持鴆殺班禪大師。
胡耀邦失勢之後，中共立即調整和強化對西藏的統治權術。當時，中共要求班禪大師公開聲明，對抗班禪喇嘛，從而撕裂藏人的民族意志和情感——一個精神分裂的藏民族，當然有利於在西藏實施極權專制。但是，班禪大師不僅拒絕了中共的要求，而且希望達賴喇嘛返回故鄉。藏人中，達賴喇嘛的精神權威如金日在雪山之巔照耀，班禪大師的聲望則如皓月臨空。那一個時期，經班禪大師摩頂的藏人，達三百五十餘萬。
中共為此極端恐惶。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一旦協調行動，西藏的自由運動勢將再次強烈震撼中共的極權專制。一九八八年夏末，中共最高層作出謀殺班禪大師的秘密決定，並指令由西藏自治區書記胡錦濤主持謀殺計畫的具體實施。一九八九年元月，班禪大師在西藏講法過程中猝然逝世。據知情人透露，崩俎之後，班禪大師怒目瞪天，現大威德金剛狀；體色烏黑，如經火焚；面若紫檀，鼻孔流血，顯系被鴆而亡。
班禪大師辭世不久，原來在大師身邊工作因而可能知道死因的一些人，也相繼離奇死去，例如大師的表弟葉雄仁波切、曾擔任大師內勤護衛的大師的姪子瓊增等；另外扎什倫布寺主持兼班禪靈童認定小組組長恰扎仁波切，以及為班禪大師沐浴遺體的工作人員等人，一直都受到中共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實際處於軟禁之中。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當初胡春華任共青團西藏委員會副書記，曾積極協助胡錦濤謀害班禪大師，這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胡春華在西藏快速陞官，其後又被培養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二零零八年河北省的毒奶粉事件後果嚴重，震驚全球，影響惡劣，儘管中共內部有人要求懲處時任河北省長的胡春華，但是，由於協助胡錦濤謀害班禪大師，為中共立下弒佛的巨大「功勞」，臭名昭著的毒奶粉省長胡春華不僅安然無恙，而且調升，成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謀殺班禪大師的陰謀對外不可能公布，不過，在中共高層官場中已經不是秘密。一位西藏公安廳的高級官員數年後乘酒性對人說：「班禪壯得像一頭氂牛，就是老天想讓他死也不可能。這個世界上只有共產黨想讓誰死，誰就活不成… … 而且，班禪也招人恨——他反對在一個湖上修水電站，說是會毀壞自然生態；那個水電站工程已經承包出去了，他非要反對，斷人家的財路，所以，也有人願意幫助他去死… … 。」
另外，胡錦濤對班禪大師女兒的關心也出乎常情。他甚至要求中共統戰部門，把動員班禪大師女兒回中國到清華大學讀博士，當作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中共相關工作人員對此頗有議論：胡錦濤中年時就被嚴重的糖尿病閹割了性能力，他對班禪大師女兒的關心顯然不是出於傾慕少艾之意，而是因為做賊心虛，試圖把班禪女兒控制在身邊，以防不虞。看來，即使是心如腐肉的唯物主義者，也會由於弒佛之罪而夜半輾轉反側。
胡錦濤不可能不知道，假如西藏實施真正意義上的自治，自由意志就會依據正義的邏輯運行，而不再受強權控制；正義的邏輯必然要求對胡錦濤屠殺藏人和弒佛的反人類罪作出公正的審判；如此一來，胡錦濤將從中南海豪華宮殿中的專制者，淪為牢獄鐵窗後待死的囚徒。面對這種情況，不知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以什麼為依據，相信胡錦濤會和平、理性地讓西藏獲得高度自治的自由。金聖悲不禁有些疑惑：這些官員頭顱裡裝的是智慧，還是劣質酒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