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球的運動，取決於十四億人的能動作用的合力。沒有一個人的作用是徒勞的。中國這個球的運動的方向和速度，取決於十四億人的各種能動作用的總和，或者說，總矢量。十四億人，有的起積極作用，有的起消極作用。合作是一種作用，不合作也是一種作用，用手、用腳，用口、用筆、用網路，投資、撤資，都能起作用。維權，維穩，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不作用也是一種作用，叫做惰性，──客觀上幫助著起一種維持現狀的作用。
「正邪」的法律含量及其純度：合法=「正」，非法=「邪」。據此：要求中國共產黨立即撤銷政法委並宣布公檢法穿一條褲子為非法；立即廢除由宣傳部檢查書報的非法制度；立即廢除與國家選舉制度和國家公務員法相牴觸的「黨管幹部」的制度……
一，十八大文件的矛盾
十八大結束了，一切都不在意料之外。
十八大公布的基調，有「亡黨亡國」的盛世危言，也有「三個自信」的莊嚴篇章。中國的現狀，包括崛起之類的大成就，和亡黨亡國之類的大問題，都是現制度的產物。在謀求解決大問題的同時要求非堅持大制度不可，是矛盾的。
中共的大決議大文件歷來是矛盾的集合體.許多法學家、社會學家、邏輯學家早就一再指出過這一點，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文件中的這類矛盾，反映著它的歷史和現實。它過去代表窮人，現在其中許多人已經遙遙領先，先富起來。它過去長期進行非法鬥爭，現在力圖利用法律的工具。它必須團結黨內左、中、右各種力量。對社會上的貧、富、貴、賤各色人等，它也必須分門別類發出統戰號召。面對危機，需要務實；囿於積習，難免陶醉。文件中的矛盾也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固有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列、斯、毛對馬克思學說的誤解和改造。文件中的某些矛盾可能出自政治上的考慮，包括它心裏非常想做的事和嘴上不得不說的話，例如「裡子」和「面子」之類的矛盾。要求黨的文件沒有矛盾是不切實際的，七大文件的主題，即新民主主義，就是矛盾的大集合體.八大文件如果沒有大矛盾，也不會有毛劉矛盾和文化大革命了。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文件，同樣具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即所謂「兩個基本點」。有人以為兩個基本點是趙紫陽的觀點，那是誤解。兩個基本點不屬於趙，而屬於鄧。它的創造者和所有者都是鄧小平，趙只是發現者和敘述者。起草十三大文件過程使我略知甘苦，也常常因此汗顏。我沒有本領在文件中觸動「四個堅持」，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虛化」，使它儘可能具有觀賞性。
我也沒有本領寫清楚開放和改革，至多隻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實化」，講些當時認為能夠操作的事情。如果把十三大文件寫成不是「兩個」而是「一個」基本點，大概通不過，最後的結果有可能是另請高明，重起爐灶，那麼也就不是大家已經看到過的十三大文件了。
二，面對矛盾，當然各取所需
矛盾客觀地存在著，無所謂「好事」「壞事」。一種人是有義務服從領導的老百姓，一種人是有責任落實文件的幹部，面對著大文件的大矛盾，兩者都面臨著「怎麼辦」的問題.出路何在？我看唯有選擇。
選擇就是各取其所需，絕對不是「各取其所不需」。難道方針政策也可以各取所需嗎？可以的。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就是各取所需。鄧小平就是只取他之所需的大師。他左右開弓，想左就左，想右就右，忽左忽右，出神入化。他時而用矛，時而用盾，拿出改革開放以緩解民眾的不滿，高舉「四個堅持」以維護黨的權力。前者還能使他得以超越比他資格更老的黨內元老；後者還能使他得以廢黜比自己更得民心的新領導人。最早發現並且指出鄧小平一年左一年右的領導藝術的，是政治上極為敏感的鄧力群先生。不過，鄧小平未必一年選擇一次。隨時隨地作選擇，什麼有利就選擇什麼，這是鄧小平的選擇。
趙紫陽學習鄧小平。趙紫陽當然知道鄧有兩個基本點，但是，作為趙，遠遠不如鄧小平靈活。趙只會把改革開放握在手裡，天天落實；同時把四個堅持經常念在嘴上，常常讀.趙只知道應該如此一以貫之。他沒有學會翻雲復雨。這也是選擇──趙紫陽的選擇。
鄧小平和趙紫陽都在各取所需：鄧的選擇是唯我所欲。趙的選擇是唯民是從。他們兩位確實有區別，區別主要在此。
無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他們的選擇都很慎重，很沈重。
鄧小平是黨魁，是權力擁有者，他必須為權力而選擇，為確保黨的和自己的權力而選擇。好比打橋牌，出什麼牌啊？先出哪張後出哪張啊？一著不慎，全軍覆沒，不容易啊！
趙紫陽不是黨魁，只是一位工作者。為了民眾，也為了執行黨的文件，他必須工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集體通過的文件中明明存在著與法律相牴觸的內容，這就迫使他選擇：選合法，不選非法。在諸多合法的選項中，有的確實對民眾有利，有的與其說有利於民眾，不如說更有利於黨和政府，這又迫使趙非選擇不可──在選擇中盡力保護民眾的利益，唯民是從。如果不合法，站不住腳.如果不仔細體察民意，老百姓一定失望。
趙紫陽在幾個重大問題上所作出的人所共知的選擇，沒有一次是輕鬆的。作為旁觀者，以後如果有機會，我也許會談談我個人的一些觀察，但那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鄧小平和趙紫陽是大人物。大人物面臨選擇，非大人物──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幹部──何嘗不然？當了個幹部，例如薄熙來，你如果熱衷於謀私，黨的文件中的矛盾無疑能夠經常幫助你的非法行為「合法」化，幫助你徇私枉法，營私舞弊。須知在文件內部固有的合法和非法的選項中選擇非法，在私利和公益的選項中選擇私利，那是容易得很的唻，薄熙來們就是如此這般快快活活地飛黃騰達起來的唻。
如果有志於在共和制度下做合格的公務工作者，或者自願獻身成為公共知識份子，那就當然對薄熙來之流的選擇不屑一顧，轉而採取全新的價值取向。這同樣是重大選擇，其意義，其沈重，未必亞於任何大人物的選擇。
三，在各取所需中追求自由
講到普通老百姓的選擇，如在共和制度下，那是最輕鬆愉快的了。美國總統的任何一個選擇總是艱難的，因為他必須時時刻刻仔仔細細和選民「對表」。而美國公民的選擇則是自由的，甚至是隨意的──想我之所念，做我之所願，訴我之所求，哪一個美國老百姓會傻到去和總統「對表」或者「站隊」？
我們中國人，沒有美國公民的自由，卻有服從黨的領導和反對自由化的義務。能選擇嗎？能自由嗎？
如果十八大文件是鐵板一塊，如果十八大文件全部都是和憲法及法律及公益相牴觸的，就取締了選擇的可能。現在好就好在它是矛盾的集合體.大矛盾為大家提供著各取所需的大自由。
但違法是禁止的！文件諄諄訓誡人民，並曉以「正路」「邪路」的大義，用心之苦，溢於言表。在明確了「正邪」的法律含量之後，公民和黨都有權作出選擇。
以我之見，「正邪」不應該具有《太上感應篇》的特徵，它的法律含量及其純度應該達到百分之一百。一句話，合法=「正」，非法=「邪」。我不是法律專家，更無權充當黨的文件的解釋者，但在誠懇歡迎社會賢達對我批駁的同時，我深信我的上述判斷是駁不倒的。
因此，我自己的選擇是：要求中國共產黨立即撤銷政法委並宣布公檢法穿一條褲子為非法；立即廢除由宣傳部檢查書報的非法制度；立即廢除與國家選舉制度和國家公務員法相牴觸的「黨管幹部」的制度；立即撤銷在國務院各部門中設立的黨組，因為這些黨組正在起著干預國務院總理依法領導其所屬各部的作用。
一句話，作為公民，我要求共產黨從此走正路，不再走非法的邪路。
我的上述要求以專文發表後，曾一度有大陸網路轉載，感謝讀者，立即得到了萬人點擊。但又迅速被刪.刪是不合法的。本文歡迎轉載.如蒙依法不刪，我一定會表示感謝.
總之，中國共產黨想必有走正路的義務和責任。中國公民則人人都有走正路的自由。凡是合法的事情，只要自願，人人可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大概是十八大文件的真諦，我認為。
四，中國是個運動或不動的球
幾年前有本暢銷書《他改變了中國》。他是老核心。一個人，再偉大，居然「改變了中國」？恐怕言過其實，靠不住。
中國是個球。這個球處在現實的三維空間中運動或不動。向左？向右？向前？向後？向上？向下？朝什麼方向以什麼速度運動？還是乾脆不動？誰有權力有智慧作得出這樣或那樣的規劃？
中國球的運動，取決於十四億人的能動作用的合力。
龔自珍有雲，九州生氣恃風雷。這風雷，就是十四億人的能動作用。能動還是不能動，是不一樣的。什麼叫能動？十四億人，在合法的道路上，各自本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各取所需，各說心裏的話，各做自願的事，就是能動。農民工，失業者，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苦主，宗教信仰和民族自治權的維護者，現實的和歷史的各種冤假錯案的受害者，環境和生態的保護者，仗義執言的公共知識份子，反壟斷者，無法按照同一規則進行公平競爭的人，包括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一直到法官和其他一切有執法之責的公務員，只要人人維護自己的權益，人人都是推動中國的能動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薄熙來們，傷天害理的無法無天者，腐敗者們，他們也是能動的有生力量，也在起作用。十四億人，有的起積極作用，有的起消極作用。合作是一種作用，不合作也是一種作用，用手、用腳，用口、用筆、用網路，投資、撤資，都能起作用。維權，維穩，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不作用也是一種作用，叫做惰性，──客觀上幫助著起一種維持現狀的作用。
沒有一個人的作用是徒勞的。中國這個球的運動的方向和速度，取決於十四億人的各種能動作用的總和，或者說，總矢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