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06年年報報導：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邀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中生參與了一期節目。來自美國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國內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等著名大學錄取的優秀學生。
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金錢和美的選項，美國學生幾乎驚人一致地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他們有的這樣解釋，如果我擁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應我就會擁有財富和其他東西。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
接下來的環節是讓中國學生一組，美國學生一組，各組制定對非洲貧困兒童的援助計畫。中國學生滔滔不絕從悠久的歷史講起，歌頌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吟詠茶馬古道……有人彈古箏，有人彈鋼琴，有人吹簫，一會兒合唱，一會兒背誦詩詞，最後對非洲的援助計畫隨便說了幾句，什麼去非洲組織募捐，建希望小學。
現場，有一個留美的華裔作家發問，你們募捐，要我掏錢出來，你的整個援助計畫要打動我才行，我還要知道我的錢都花在什麽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錢是不是都真正發揮作用了。中國的學生對於這樣的問題誰也回答不出來，面面相覷。
當我們的學生吟詩弄賦，而美國的學卻腳踏實地，他們拿出非常詳盡的方案，從非洲的實際情況出發，從食物、教育、飲用水、愛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來很細小的實際問題入手，每一項，做什麽，準備怎麽做，甚至具體到每項的預算，而那些預算竟然準確到幾元幾分。每個人分工明確，又融成一個整體，整個計畫拿來就可以進入實施階段。與美國學生的成熟幹練穩重不同，中國學生完全與社會實際脫鉤，眼光侷限，而且欠缺整體意識，除了才藝展現，就是書本上的知識。
為什麼我們的學生會這樣？也許這個問題能在下面關於中美教育差異的論述中找到答案。
比較中美教育時，我涉及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前者我用美國父母，後者我用美國學校指代。之所以一起論述，實在是因為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響彼此推波助瀾。
我認為中美教育有六大差別。
第一，美國人認為，嬰兒也有尊嚴，所以，他們都對小孩子非常尊重，親子關係上，民主平等。中國家長雖然理論上認同要尊重孩子，平等地對待孩子，實際上更注重仁愛和服從。
我先從一個採訪開始說。
2009年，為了寫關於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家的美式家教文章，我在廣州採訪了前來辦英語培訓班的李陽先生，緊接著飛抵北京，在李陽家裡，和李陽的妻子KIM聊了整整一個上午——那時還沒有發生李陽家暴案，他們夫妻也沒有離婚。但從李陽的敘述中，我知道奉子成婚的李陽，與其是說為愛情結婚，不如說是為女兒結婚。
「美國家長從孩子一生下來就會想，就把他當成一個有人格有尊嚴的獨立生命個體來尊重。我們呢，把幾個月的孩子當肉球，認為孩子兩歲前不會「想」。」這是李陽在接受我採訪時說的。
正因為此，李陽的媽媽和KIM在養育孩子方面，衝突不斷。
一天，李麗吃完飯，離開了飯桌。奶奶忙端著碗追，嘴裡說：「李麗沒飽，再吃再吃。」Kim驚訝極了，說：「媽媽，李麗知道自己吃飽了沒有。」李麗穿了件毛衣。奶奶說：「天冷，得穿棉襖。」李麗說：「不冷不冷。」奶奶說：「你冷你冷，凍病了怎麼辦？」Kim說：「媽媽，李麗真的挨了凍，下次她就不再犯這種錯誤了。」婆婆拿著棉襖就是不肯放下，kim瞪圓了眼睛說：「媽媽，李麗當然知道冷暖。就算她沒有判斷對，凍病了，下一次她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李麗有選擇衣服的自由，你無權干涉她的自由。」婆婆仰天長嘆：秀才遇到兵，不，土婆婆遇到洋媳婦，有理講不清！
李陽對以上中西衝突作過總結：
中國媽媽不相信孩子知道冷暖、知道飢飽，而美國媽媽認為，孩子的冷暖必須由她自己去感覺。如果她的冷暖涼熱都要父母來決定，這個人的生存能力一定很弱。
有些中國媽媽把新生兒當作一個肉球、一個只會吃喝拉撒睡的肉球對待；而美國家長普遍認為孩子從出生那天起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獨立的意願和個性。從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跟她說話，就給她講道理，就把她當成大人來對待，她有權決定自己生活上的事，她有選擇的自由。無論是家長、老師還是親友，都沒有特權去支配和限制孩子的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選擇，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
寫李陽家裡的美式家教這篇文章的那幾天，我一直在思索著中西教育的不同，為了更好地瞭解西方的教育，又重讀了盧梭的《愛彌爾》。
盧梭最重要的觀點是讓尊重兒童，讓兒童自由地成長，按他的天性成長。
盧梭在他的《愛彌爾》裡講了一他永不會忘記的情景：一次，他看見一個保姆打一個啼哭的嬰兒，嬰兒馬上閉嘴不哭了，盧梭心裏想，這個孩子或許長大後有奴性，只要用嚴厲的手段就可以逼著他幹這幹那。可他想錯了，這個挨了打的孩子，憋著一肚子憤怒，連呼吸都呼吸不出來了，小臉都青了。隔了一會兒，他才哭出聲來，那高昂的哭聲，包含著無邊的怨恨和憤怒……盧梭甚至擔心這孩子這樣激動，會不會被氣死。他說：「如果說，我懷疑過在人的心中是不是有天生的正義感和非正義感的話，單單這個例子就足可以消除我的懷疑。我相信，假使一塊火熱的炭偶爾掉到這孩子手上來的話，也許他覺得，還沒有像輕輕地、然而是存心侮辱地打他一下那樣痛呢。」
正認為嬰兒也有尊嚴，所以西方人都對小孩子非常尊重。一個中國學者曾問幾個美國朋友，你們為何能夠做到非常尊重兒童？美國朋友的回答驚人地一致：受了盧梭的影響。
美國父母跟孩子說話總是用商量、建議的口氣，中國父母總是用命令的口氣。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發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會昌說，英國美國的媽媽和孩子說話時，總是以「 DO YOU THINK……」（你是不是覺得）做開頭：你是不是覺得該寫作業了，你是不是覺得該做家務了。
中國的家長對孩子說話常用命令。在飯桌上常看見這三步曲。第一步，溫和的命令：「多吃一點吧。」第二步，嚴厲的命令：你到底吃不吃？！第三步，不吃？找打？！
中國家長對孩子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聽話」。聽話，實質是要孩子服從家長。無論孩子多麼幼小，從生命個體和人格的獨立來說，尊重孩子，也是尊重生命，這是一個哲學態度，而態度決定一切。它超越了教學法，甚至是超越教育學心理學層面的一個哲學範疇。尊重孩子不是萬能的，但不尊重孩子是萬萬不能的。如果讓我說家教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那麼我會回答「尊重」。
有些話雖然不再被奉為天經地義，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年齡、閱歷、體能，更主要的還有孩子是父母的「產品」，未成年子女的撫育者和監護人身份——使「強勢」的父母很難放下「身段」，去尊重孩子，和孩子「平等」。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當面教子背後教妻」。妻子有不對的地方，關起門來再理論，教育孩子則要當眾，這樣的家長才算得是教子有方，至於孩子，那是沒有自尊的，不需要在眾人面前給他留體面的，甚至認為要「棍棒下面出孝子」。——於是，「家長制」也成了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的一個「微縮版」。
——電梯裡有許多人，一個母親帶著3歲的小女孩進了電梯，小孩子嘴裡喊叫著要按電梯按紐，一邊從人群裡往前擠。母親一把扯住孩子，大聲訓斥道：「公共場合，不許大喊大叫，你的禮貌哪兒去了？擠了這位叔叔，向他道歉！」小孩子哇地一聲哭了。
場景二：飯桌上，5歲的兒子嚼東西很響，爸爸厲聲訓斥道：「你怎麼吃東西像豬一樣響？嚼東西不能出聲，這是禮貌！說你一百遍了，就是記不住！」
家長可以教孩子有禮貌，但他根本不用禮貌的態度對孩子，這兩個場景隱含的信息是：我想怎麼說你就怎麼說你，因為你還個孩子，你不值得我像對成人那樣來尊重你。
就算是孩子犯了錯誤，批評當然此時是必需的，但最好不要當眾責備或批評孩子。批評時就事論事，不要挖苦諷刺孩子，不要傷及孩子的人格和尊嚴，不要動搖了孩子「我是好人」的信心。
中國父母對孩子的不尊重，還表現在不尊重兒童的天性，總是把他當成縮小的成人，總是不顧兒童的心理特點，把成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強加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天性是好動的，可是七八節課，將孩子幾乎一整天圈在教室「在中國你恨誰就把誰送到小學」這話有點誇張，但現行的小學教育中有很多違背兒童天性的地方；孩子的天性是喜歡遊戲的，可是沈重得像山一樣的作業，剝奪了孩子遊戲的時間……
「聽話」、「乖」，這是中國家長經常說的話，這是處於強勢的成人要求孩子無條件地服從自己。處於強勢地位的父母，就像殖民者一樣，打著為對方好的旗號，一廂情願地把基督教、英語等他認為好的東西，一股腦地強加在被殖民者頭上。這裡邊的區別只是，殖民者並非真的為被殖民者好，但父母卻是真心真意是為孩子好。
我想起司有和教授對我講過的一個故事。司有和參與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創建，跟蹤研究寧珀等神童，提出了早期誘發理論（見司教授所著的《帶孩子決勝後半場》），並將這個理論運用他自己的家教育中，將一雙錯過了早期教育的兒女培育成才。司有和退休後，時常在國外兒子女兒家小住。有一次住在女兒小春家時，看到小外孫時常跟父母鬥嘴，教育專家就忍不住要發揮余熱，說：「你怎麼不聽爸爸媽媽的話呢？」小外孫大吃一驚：「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話？他們難道聽我的話了嗎？」司有和張口結舌。
美國的親子關係更重民主和平等，中國的親子關係更重仁愛和服從。
我曾採訪過溫州市民余穎。並不是因為余穎的兒子考上了清華大學和劍橋大學，而是因為，余穎真正做到了尊重孩子。她從不大聲呵斥孩子，孩子哭鬧時，她一般採取轉移孩子注意力的方法，比如故意大聲問丈夫，咱家的玩具狗在哪裡？孩子立刻忘了哭，得意洋洋地說，我知道在哪裡！
余穎的一個鄰居有一天苦惱地對余穎說，3歲的女兒跟她走在公園裡，一定要讓媽媽抱。明明出門時說好了她自己走路，媽媽很生氣，堅決不抱。女兒堅決罷走，母女倆就這樣對峙了半個小時，末了孩子大哭，媽媽給了她一巴掌。
鄰居問余穎，遇到這種情況你怎麼辦？余穎說，孩子雖小，也是有自尊心的。我會抱孩子走幾步路，給他一個台階下，然後放下他說，跟媽媽比賽，看誰走得快，或者讓他看花啊草的，轉移注意力。
採訪時，余穎反覆強調說，她最喜歡《聖經》上的一句話，做父母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免得他們失了向上的志氣。我在《聖經》上查到了這句話的原文，還有解釋：惹氣這個動詞有激怒的意思, 保羅對基督徒提醒「為人父母的不要 常常激怒你們的兒女, 不要常講一些話, 或常做一些事使兒女生悶氣。以致他們逐漸對父母生氣怨恨, 以不理不睬 甚至粗魯或悖逆的態度相對。」
第二，美國人注重對孩子自信的培育，教育方法以鼓勵肯定為主。中國的傳統教育是戒尺教育，認為玉不琢不成器，以批評指責為主，不利於孩子自信心的建立。
我的女兒在中國讀中學時，成績一般。到了美國讀大學時，她喜歡在課堂上回答老師的問題，因為每一次回答，不管答得如何，老師總是一臉驚喜：「真是天才！」假如提問，老師一定說會「問得好」。
女兒在國內讀書時，很少受到表揚，所以不免受寵若驚。
無論是中國的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都不利孩子的自信心的建立。
中國式家教，父母對孩子愛之深責之切，批評、指責、苛求、打罵，成了孩子不能承受之重。其實這些都是愛的負面表達。欣賞、鼓勵，讓孩子覺得自己很重要，這是愛的正面表達。「玉不琢不成器」攤開手，打到痛，才能痛改前非。孩子總是被告知，你很差，所以一定要努力。
美國小孩子唱的兒歌是：「我比你棒，我跑得比你快，做事比你好……」而在中國，謙謙君子，不能說我比你好，只能說你比我好。
傳統的戒尺代表了一種權威，一種懲罰式教育，虛心使人進步，良藥口苦利於行，成了中國教育最為顯著的特點，也成了傷害孩子利刃，成了羈絆中國教育發展結不開的解。
至於中國的學校，更是成了培養差生的集中營。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上海闡北第八中學校長劉京海說的。
相比於美國學校照顧多數孩子學習進度、數學物理都比較淺顯的課程，中國同年級的課程要難得多，少數學習能力強的孩子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學生成了陪太子讀書，成了岸上掙扎的魚兒。的確，對於學習速度慢的孩子，學校成了一個痛苦的地方，老師的提問考試的排名，一點一滴地瓦解著孩子的自信心，直到蕩然無存。
教育不僅是培育孩子一種技能，更為重要的是把孩子培育成一個自信的人。鼓勵是培育孩子自信心的最有效的手段，一如指責苛求是摧毀自信心的最有力手段。
中國的戒尺教育和美國的鼓勵教育，是兩種文化的不同，沒有什麼優劣之分。但是，在充滿競爭的時代，的確存在著哪一種教育更能培育出健康人格、更具有奮發向上精神的問題。
正是基於這種共識，當今眾多的教育學者，都在努力糾正傳統戒尺教育的缺陷。無論在家庭教育中風靡多年的周弘的賞識教育，還是在學校裡的推廣的劉京海的成功教育，都是對戒尺的否定。周弘說，賞識你的孩子。劉京海說，成功是成功之母，要讓學生體驗到成功。要求老師對學生要三個相信：相信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願望，都有成功的潛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孫雲曉說，稱讚和訓斥不是教育方法問題，而是教育觀問題：如果你相信孩子，你就會發現她的優點，而你欣賞孩子的優點，這優點就可以成為燎原的星星之火。相反，如果你不相信孩子，你就只會看見他的缺點，而你只盯著孩子的缺點訓斥，這缺點就可能成為阻礙孩子發展的一個頑症。
的確，肯定、表揚與批評、指責，並不是教育方法的問題，而是在於態度：你信任孩子，就能看到他的優點，他有缺點你相信他能改正；如果你不信任孩子，覺得他能力差，不上進，就覺得他處處是缺點。
從教育的效果看，批評指責的效果也不如鼓勵引導。一個孩子在做一件的時候，得到獎勵表揚他就會繼續做下去，還會不停地想做同樣的事情。比如孩子做了家務，得到了表揚，就更有動力做下去。快樂是人發展的動力，要想讓孩子做下去，就要讓他體驗到快樂。
鼓勵肯定比批評指責更宜建立起和諧的親子關係--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這是家教中「師生」關係的極致。親子關係好了，不用家長多說，孩子自然會朝父母所期望的方向努力，父母想讓他進北大，他一定會努力學習；如果親子關係不好，再華美的教育理論，也抵達不了孩子的心靈深處，他會因為抗拒父母而抗拒他們所說的一切。所以，經常有一些老師，像醫不能自醫一樣，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問題就出在親子關係上。好的關係勝過許多教育。
自信是人生的基石。和人正常地交往，需要足夠的自信才能應對；做好一份工作，也需要自信。甚至，寫文章也需要自信——文以氣為貴，氣盛言宜。這個氣，就是著文者的自信。一個過分自卑的人，對於自己思考出來的觀點也抱懷疑態度，這些有沒有道理？值得寫嗎？因為不自信，人們對自己心靈中閃過的微光，往往會將它舍棄，只因為這是自己的東西。而從天才的作品中，人們卻認出了曾被自己舍棄的微光。
在《家庭》雜誌做記者時，我採訪過幾位美籍華人的家教故事，也與他們的孩子做過面對面的訪談。採訪從美國回中國探親的張思珍的女兒劉婷娜時，我很感慨。小姑娘落落大方，言談自如，那是自信的孩子才有的舒展和大方。
記得多前看世界盃足球賽，因為不懂，常常是看到一片歡呼才知道球射進了門，只見人不見球。貝克漢姆在賽場上的英姿並不如他陽光燦爛的笑容更令我印象深刻。那種發自內心的幸福，那無拘無束的快樂，是那樣富有感染力，一如早晨金色的陽光一樣照亮了所有的地方；那是自由靈魂的才有的歡笑，那種自由奔放、沒有任何顧忌的快樂，只在西方人的臉上才能看到，香港臺灣的明星，笑容也好看，只是有一點拘謹,有一點謹慎，有一點心虛，甚至有那麼一點討好，那種笑容是有所顧忌、要注意分寸的笑。
也許讀者會說，自卑也並不是壞事，自卑也是前進的動力。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是在廣州聽周弘的賞識教育課上。當時除了周弘演講外，還請了曉莊中學的校長楊瑞清。楊校長演講時，臉上是有點羞澀的笑，那是一種內斂、含蓄的笑，甚至有一點點壓抑。整整兩個半小時的課，楊校長一直很端正地站在那裡，沒有任何動作手勢，語調變化不大，演講的內容不錯，只是因為有點放不開，讓這堂課少了本應該有的精彩。
要楊校長身上的拘謹是我所熟悉的，我不僅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也可以在周圍很多人臉上看到。它像黑色的衣服一樣尋常可見。這是戒尺教育的產物，這是受拘束的心靈的黯淡容顏。
我在採訪黃痊癒時，聽他講了他是如何意識到自己的批評傷了兒子的自信心。
黃痊癒非常支持兒子踢足球，但像大多數中國家長一樣，總喜歡找缺點。礦礦參加了近百場足球比賽，進了很多球，但黃痊癒的評球仍然全是批評。礦礦開始反抗：「尼克打球時，他爸在台下一直喊‘好樣的’，踢飛了球，‘好樣的’照喊不誤。爸，你從來不表揚我！」
黃痊癒理直氣壯：「美國人家教不嚴，咱還能跟他學！再說了，謙虛使人進步。……」
1999年秋，礦礦考進默樂中學，和同學麥德一起，在校足球隊打前鋒。每次看兒子比賽時，黃痊癒都十分困惑：論速度、球技、身高，麥德比礦礦明顯差一大截，為何兩人的進球數不相上下？原因在哪兒？仔細看了幾場比賽後，他發現兒子雖然技術好，但不自信，一遇到對方隊友圍攻，大概怕失球，立刻把球踢走；麥德卻非常自信，即使對方死搶硬拚，仍鎮定從容，不亂陣腳。為何技術好的礦礦反不如技術差的麥德自信？
黃痊癒還發現，兒子每次搶到球後總是瞄幾眼場外的爸爸。黃痊癒急得直跺腳：傻小子！在這輸贏的關鍵時刻，多少人虎視眈眈地盯著你腳下的球啊，幾秒鐘就會風雲突變，你為何還顧得上分神看爸爸？難道你爸爸就那麼帥？就算那麼帥，打完球再看不行嗎？
比賽結束後，黃痊癒問兒子為何一拿到球就瞄爸爸。礦礦一臉驚訝：「我沒看你！根本沒有！」黃痊癒一怔，心里特別不是滋味。記得幾年前，一個群眾演員站在攝像機前非常緊張，導演一喊開拍，他就不停地瞄鏡頭，導演一連說了幾次「不要瞄鏡頭」，可他還是不停地瞄，還一臉委屈地叫：「我沒看鏡頭！」原來，他特別緊張，看鏡頭只是下意識的動作，自己根本不知道。黃痊癒想，難道兒子一拿到球就想起場外那兩道嚴厲的目光，所以緊張得下意識瞄我？
是啊，中國孩子跟美國孩子相比，最大的區別是，一個很自卑，一個非常自信。因為中國文化總強調要正視自己的短處，美國文化往往更強調正視自己的長處。
此後，再看礦礦比賽時，黃痊癒總是多表揚兒子，即使批評，也是客觀地分析失誤細節，而不是一股腦兒地否定。礦礦的自信心果然大增，進球數大大超過了麥德。
在為數眾多的中國父母認真學習美國人表揚孩子的做法，在周弘的賞識教育風靡全國時，美國人卻突然反省，這樣一味地鼓勵孩子，稱讚孩子是天才的做法，到底對不對？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參加工作走向社會後，發現自己並不如父母所說的那樣「你是天才」，他們接受不了自己只是一粒塵埃的殘酷現實而坐到了心理專家的諮詢室裡。
其實，鼓勵和批評都是教育孩子必不可少的手段，中西家教路徑雖有不同，也很難分出高低，關鍵是度的把握，表揚要適度，要講究方法，批評也要適度，也要注重方法。不管是批評孩子還是表揚孩子，都要有一顆尊重孩子的心，尊重孩子的心理特點，尊重孩子的人格，如此，表揚和批評才會如春雨潤物一樣滋潤孩子的心田。沒有了尊重，表揚是強者的恩賜，沒有了平等，批評就帶了輕慢與不屑
第三，與對孩子的尊重有關，美國人注重給孩子自由，尊重孩子的興趣；中國的父母對孩子的管束更多一些。
我曾向原來在中國的大學教書、現在生活在美國的朋友梁霞約稿，請她談談中美教育的不同，梁霞寫道：
「美國的父母和學校從總體上更尊重孩子個人的興趣和選擇，父母較少替孩子做決定。認為孩子不喜歡的東西是很難學好的。父母盡量為孩子提供機會，嘗試不同的文體活動，比如滑冰、游泳、打橄欖球、踢足球、畫畫、跳舞等等，注意培養興趣，認為只有激發了興趣日後孩子才可能堅持學習並取得好成績。孩子小的時候父母說得最多的話就是「have fun」 （玩得高興）。送孩子上學或彈琴臨別都不忘說一句「玩得高興」。他們認為如果玩得不高興、強迫小孩子做他們深惡痛絕的事情就不會有好的效果。因此父母比較少勉強孩子參加他們不喜歡的活動。從來沒聽到美國父母教導孩子「良藥苦口利於病」、「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的。」
當孩子小的時候，美國父母的管教很嚴厲，要教孩子懂禮貌，學會與小朋友分享及合作等，等孩子稍大時，就放手給充分的自由。比如，當孩子不願意學琴時，比如當孩子放棄學了許多年的美術改學計算計時，美國的父母不會強迫，他們只會聳聳肩，說好吧，你的前途你做主，你有自由選擇的權力。
而中國的父母，當孩子小時候，很容易無原則地溺愛，當孩子大了後，管教卻十分嚴厲。這種管教密不透風，孩子的交友他要管，什麼時間上網他要管，孩子學鋼琴還是學二胡父母要做主，孩子什麼時間寫作業更是天天要管的事兒。
去年，《我在美國做媽媽》（又譯為《虎媽戰歌》）一書在美國的報紙上連載，並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中譯本一上市也引起轟動。虎媽比中國媽媽還中國，所以看一看她的家教，就知道多數中國父母是如何管教孩子的。
蔡美兒對女兒的要求是典型中國媽媽的標準：不准在外面過夜，不准參加玩伴聚會，不准經常看電視或玩電腦遊戲，不准選擇自己喜歡的課外活動，不准任何一門功課是Ａ減，不准在某一天沒有練習鋼琴或小提琴。
嚴厲家教在溫順的大女兒身上效果不錯，但是，一遇到反叛倔強的小女兒露露，立刻失靈。
蔡美兒總是嚴厲命令：「露露，坐到鋼琴前！」「你不能逼我！」「我當然能！」蔡美兒一邊說，一邊抓住露露，摁到鋼琴前。
每當露露三心二意，裝神弄鬼磨洋工時，蔡美兒就說：「我們今天得把這首曲子練好，要花多少時間取決於你。如果有必要，就練到半夜。」不練好這段曲子，就不讓女兒吃飯、喝水甚至不許上廁所。
蔡美兒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要做一個為女兒的未來著想的媽媽，不是要討你們的喜歡。」而傑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孩子的童年應該擁抱快樂。」
在這個家，爸爸比媽媽更受女兒歡迎，因為帶孩子們瘋玩的是他，帶孩子們下棋打迷你高爾夫球的是他，駕車帶孩子去水上公園玩危險的水上滑道的也是他。每一年，傑德都帶孩子去水晶湖度假。
蔡美兒的丈夫傑德反對逼孩子練琴：「孩子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父母也沒有權力強迫她。」蔡美兒反唇相譏：「當初你父母也認為才幾歲的你很有頭腦，把學不學小提琴的選擇權交給了你，結果你選擇了放棄，長大了為此後悔終生。所以，從一開始，我就不給女兒選擇不努力的機會。」
露露九歲那年，有一段時間練習一支叫《小白驢》的曲子。這樂曲非常難，它要求兩隻手精神分裂般保持著不同的節奏。
練習到第五天下午，還是彈不好。露露摔門而去，媽媽把她扯回到鋼琴前，露露憤怒地抓起樂譜，幾把撕扯成碎片！
蔡美兒說：「如果不練琴，就不能吃午飯和晚飯！」
在媽媽的逼迫下，最終，露露氣咻咻地坐到鋼琴前，兩隻手仍然出錯。這時，傑德把蔡美兒拉到一邊：「或許露露根本不具備兩手協調的能力。你能不能那怕是考慮一下這樣的可能性？」
蔡美兒說：「你就是不相信露露！索菲亞在這個年齡，就能彈這首曲子。」
傑德說：「索菲亞和露露是兩個不同的個體！」蔡美兒盯著傑德，以嘲諷的口吻模仿他的語氣說：「這事兒一點都不用你插手，我管到底了。我樂意做那個被孩子憎恨的大惡人，你帶他們去游泳滑雪度假玩遊戲，你可以成為那個被她們崇拜的大善人！」
從虎媽與丈夫的衝突中，我們也看到，美國爸爸更注重兩個女兒的差異性，注重他們是不同的個體，所以不苛求一樣的成功。
在給孩子自由，尊重孩子的興趣上，中美教育之不同，當然可以從崇尚自由、尊重孩子等角度找到原因，但也有育子觀念上的原因。
在廣廣州美國人國際學校高中督導州的美國老師卡爾認為，「虎媽」過分熱衷於孩子在學業才藝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成功。大到孩子靠名校，拿競賽名次，小到鄰居稱讚老師表揚，樂此不疲，為此寧肯犧牲自己和孩子的快樂。
卡爾說，虎媽最大的問題在於，她凡事都非要爭第一不可，無論是對她自己，還是對兩個女兒，她都這麼要求。對她而言，除了第一，其他都是垃圾。這種偏執的想法對她的女兒、對她身邊的人來說都不公平，也不現實，你不可能永遠都是第一。
卡爾說，「虎媽」的心理已經扭曲了。成功是她的心理鴉片。她對成功，尤其是對女兒們的成功上癮了。
我認為，卡爾的評價非常中肯。虎媽在執著於孩子的第一時，比中國媽媽還中國。
的確，中國的父母執著於孩子的出人頭地，不成龍則成鳳。為了將來的成功，今天必須頭懸樑錐刺骨，「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中國父母堅信孩子還小，不懂事，做父母的要為孩子的前程負責。
美國父母對孩子的要求比較低，希望孩子成為一個健康快樂的人，一個能自食其力的人。他們因此很看重孩子當下的幸福，比起將來孩子的出人頭地，他們更願意孩子有快樂的童年。
女兒告訴我，她的美國同學，並不是任何人都想上哈佛，有的希望大學畢業後在社區做個職員，守著家平靜地快樂地過一生。有一位同學的理想是上社區大學，大學畢業後就去教小學，另一外同學希望以後開一個蛋糕店，另一個同學想做旅遊家。總之夢想五花八門，都不是成名成家，而是注重過得快樂。「這種夢想很美國。」女兒這樣總結。
而中國的學生，確切地說中國的父母，都想讓孩子成名成家，都想讓孩子上重點大學。千軍過萬過獨木橋，我們幾十年來都用這句話形容高考。事實上，八十年代初，大學錄取比率只有百分之四，即一百個考生只有四人能大學中專，獨木橋很窄；而現在，高校擴招了多年後的今天，招生人數已達六百多萬，而因為獨生子女政策，考生人數近幾年都年都有所下降，大學錄取學生比率已高達百分之六七十，這時候，還說高考是獨木橋，只能說，父母把高考理解成北大清華等重點大學。
美國給學生以充分的自由，也體現在時間上。在一年中，中國中學生有8個月是上課時間，每天10個小時左右的在校時間。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兒，甚至沒有時間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
美國的小學下午三點就放學，學生每年只有1000個小時左右。上學時間短、課業負擔少，這讓孩子有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也有時間要讓孩子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跟隨自己的興趣去選擇。
孫雲曉認為，如果父母和學校控制了孩子所有的時間，也就意味控制了孩子的生活、快樂和意志，這樣給孩子帶的必然是被剝奪自由的痛苦。連自由都被剝奪的人，你怎麼能指望他獨立有思想，有創造性呢。培育健康人格很重要，一個具有健康人格的人，首先要是一個自由的人。
孫雲曉的女兒孫冉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即使到了高三，如果她說要去看場電影，孫雲曉立即贊同，說生活就應該多姿多采。
孫雲曉認為，一個不能自己安排時間的孩子，怎麼能長大呢？何況女兒有權利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
給孩子自由還意味著孩子的成長以廣闊空間。孩子上小學時，當中國的家長把孩子侷限在課外補習班、拘束在課桌前時，不准孩子看電視、看課外書，不准孩子踢球等，而美國的孩子在讀小學時，父母做的最多的事就是，開車帶著孩子從一個體育場奔到另一個體育場，孩子在場上比賽打球，他們在旁邊當啦啦隊。所以虎媽把中國媽媽稱為功課媽媽，美國媽媽稱為運動媽媽。
大多數美國人的家庭重視孩子的體育愛好和發展，但不以培養運動明星為目的。黃痊癒曾問阿萊希歐博士：「你認為你的孩子中會出現一、兩個運動明星嗎？」 她的回答很簡單：「根據他們的身體條件，根本不可能！孩子參加各種體育運動，對他們的性格，身體，智力，協調能力，都有好處。受益終身。」
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漫漫十六年，中國孩子的生活空間，一直被限於課堂，一直被限於學校的書桌和家裡的書桌。小小的書桌一如小小的鍋臺一樣，是長不出參天大樹的。
孩子健康成長需要廣闊的空間。戶外活動、體育活動、社會活動，不僅能孩子以健康的體魄，而且美麗的大自然能讓孩子的心靈得到自由地舒展、飛翔，各種社會活動則能拓展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瞭解社會增長見識，變得成熟幹練，擅長於與人溝通及合作。
鼓勵個人興趣給孩子不學的自由，與美國的教育資源相對豐富有關；也跟老師的工資直接來源於學生家長繳納的稅收有關。資源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競爭帶來的壓力，因為即使孩子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也基本無礙上個還不錯的大學，找個中等收入的工作。具體來說美國的中小學按人口平均比中國數量更多，班級較小，老師人數相對較多。有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每堂課學生人數最少的只有16人；最多的僅22人。因此老師比較有可能給每個學生更多的注意和關照。因為大學的數量也相對較多（共有3600多所，包括遍佈各地收費低廉的社區大學）而人口相對較少，如果學生的目的不在進入頂尖大學，只求上個一般大學找份工作，那麼學習上的競爭就沒有國內激烈，教育過程就會是相對愉快的。這樣做的弊端就是有些科目比如數學、科學，某些學生認為學起來無樂趣、不好玩，於是就少學或者不學。反之，與美國相比較，中國人口更多，上學就業機會更少，競爭自然也更激烈，如果過多強調個人興趣愛好可能會使一些孩子失去升學的機會。
第四，美國的小學非常輕鬆，高中開始學業緊張，讀大學和讀研究生，因為淘汰率非常高，學業非常重。中國則相反。
在美國，學前班和小學，因孩子小，身心還處在剛發育階段，沒有承擔壓力的能力，所以這個階段的學校學習任務很輕，以玩為主。一位美國小學生告訴我，父親送他上小學最常說的話：「在學校，有高興的事就哈哈大笑；有人追你就快快地跑；有委屈的事就大聲地哭。」跟中國父母說的：「好好聽講，上課精力集中，別搞小動作」不同。
而中學時，美國認認是孩子身心開始成熟時期，學習壓力和授課方法也開始轉變，作業明顯多起來；高中生就被當成成人，壓力真的像小山一樣，授課方式也趨向大學。
我採在訪《人生設計在童年》的作者高燕定時，聊起他女兒高三生活，他說，美國的高三學生，只要想考好一點大學的，也是睡不夠覺。
一張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凌晨4點多學生仍在學習的照片，在網上迅速傳播。照片顯示：凌晨4點的哈佛大學圖書館裡，燈火通明，座無虛席……哈佛的學生餐廳，很難聽到說話的聲音，每個學生端著比薩可樂坐下後，往往邊吃邊看書或是邊做筆記。
美國的大學是寬進嚴出，中國的大學是嚴進寬出。考上大學，混張文憑，萬事大吉——實在的，從小學到高中，一直被應試教育逼得走投無路的學生，一直拼了命學習的學生，有厭學情緒也在情理之中。
孩子在小學階段，正是心理髮育的時期，這時候讓孩子以玩為主，輕鬆快樂一點，有助於孩子健康人格的育成。
心理學家李維榕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論述玩的重要，她說：「不會玩的人，是不懂自由的人。這些人不單對自己有所限制，對別人也會不自覺地扣滿了枷鎖。」
美國心理學家魯宏指出，人的個性，像樹的年輪，是一圈又一圈地發展出去的。嬰兒的一圈，代表愛與享受；孩童的一圈，代表創作與幻想；少年的一圈，是玩及嬉戲；青年的一圈，是情愛及探索；而成年的一圈，則象徵現實和責任。一個完全的人，上述哪一圈都不能少。而事實上，在考試的壓力下，少年的玩及嬉戲，很容易被家長和學校合謀剝奪。理由是業精於勤奮而荒於嬉。
心理學家還做過一個試驗。把一群猴子關在一個大籠子裡，猴子們天性愛玩，你追我趕，嬉戲作惡。另有一些籠子，每個籠子裡只關一個猴子，它們沒有玩伴，只呆呆地枯坐。心理學家發現，那些有夥伴玩耍的猴子聰明活潑，而那些從來沒有玩伴的猴子，長大後非常木訥，甚至失去了求偶及生小猴子的本能。
猴子的玩耍，被心理學家稱為彩排期，其作用是為小猴子鋪路，讓它們順利長成大猴子。
缺乏採排期的孩子，也會變得木訥。事實上，嚴俊升入大學後，與同學們也不大合群，獨來獨往，除了讀書還是讀書，不愛出門，比較宅。
這樣的孩子，他的生活範圍非常狹窄，除了學習，沒有任何生活樂趣。愛讀死書的孩子，大都缺乏靈活性，做事和為人都比較刻板，凡事習慣了以「有用」來衡量，人生非常常無趣。
有一次看電視，見一群小朋友在一齊回答老師的提問。孩子的表情是一樣的，孩子們回答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甚至，連孩子們拉長的慢慢的語調也是一樣的。我的心在那一刻深深地被刺疼了。是誰，是什麼樣的教育讓天性活潑、天真爛漫的孩子，像工廠裡一個模子生產的零件一樣了呢？教育真的是應該塑造嗎？要知道，孩子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不是小樹不是草木，可以任人修枝剪葉……
第五，美國家長重視孩子的生存適應能力，孩子從小要分擔家務，中國家長從不讓孩子插手家務。這導致了中美孩子在生存適應能力上有明顯差距。
還從採訪李陽說起。
因為kim從小對孩子獨立生活能力的培養，當Kim抱著兩歲的女兒回來，當李陽第一次見到女兒李麗時驚得目瞪口呆。晚上，兩歲的小李麗自己安靜地睡覺，不怕黑，夜裡自己開燈去衛生間。早晨醒來，李麗自己刷牙洗臉，自己和穿衣，包括衣服搭配都是自己搞定。小李麗坐在桌前吃早餐，碗裡的飯吃得干乾淨淨，衣服上也干乾淨淨。飯後，李麗坐在地板上看書，看得津津有味，一看就是一兩個小時。其間，她跑過來對媽媽說：「我要喝水。」Kim說：「好的，自己去倒吧。」李陽忙說：「爸爸去倒。熱水會燙著孩子的。」Kim說：「我教過她了，她懂得熱水燙，會小心的。」果然，一分鐘後，李麗自己端著杯熱水回到桌邊來。李陽看了又驚又喜。
又過了一會兒，李麗想喝酸奶。見爸爸媽媽在忙著工作，她就自己提張小凳子，踩上去；從冰箱裡搬出一個盛了12小盒酸奶的紙箱，把紙箱放在茶几上，她開始用一塊塑料刀片劃開紙箱的透明膠；順利打開箱子後，用力把連在一起的酸奶盒分開，拿出兩盒，插上吸管，送給媽媽一盒，自己捧著一盒喝了起來。
李麗6歲時，完全像個小大人了，除了打理自己的生活外，還幫媽媽掃地，帶妹妹，還會做美味的糕點——從和面、揉麵、做蛋糕到烘烤，到香噴噴地端出爐。李麗牌蛋糕，是李陽家中的名點。
李陽的助理看到那麼小的孩子笨手笨腳地繫鞋帶，常常忍不住想幫忙。而這時，小小的李麗和李娜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I can do it.」這是美國孩子常說的一句話。而Kim也總是制止助理幫孩子：「NO，替孩子做她們能做的事,是對她們積極性的最大打擊，也是對她們自尊的傷害。」
中國父母認為知識更重要。Kim最注重孩子生活技能的培育，認為重知識不重生活技能是本末倒置。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說法，教育的目標應該是：教會學生學會生存，學會認知，學會學習，學會與人相處。生存能力排在第一位。
所以，從這個採訪裡我們可以看，西方家長注重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中國家長包辦一切，對孩子是無限責任；在美國，父母對子女是有限責任，父母不會把孩子的事情全部包下來，孩子還必須承擔一些家務勞動。如擺餐桌、洗自己的衣服、剪草坪等。
在衛生間，兩歲的孩子把卷紙抽得很長很長，在飯桌上，孩子把麵包渣掉得到處都是。父母在前面走，剛會走路的孩子搖搖擺擺在後邊跟。這都是非常美國化的鏡頭。美國的父母認為，不能打擊孩子做事的積極性。雖然一頓飯下來，孩子衣服弄髒了，但他們認為，把衣服洗乾淨比重新培育孩子獨立生活的積極性，要容易得多。
在美國，大多數的孩子都有家務活清單。父母們認為，孩子參與做家務，不僅僅是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孩子們更好地體驗自己是家庭一員的感覺，從小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責任心。
有一張漫畫在網上流甚廣，1歲，當中國的孩子認字時，美國的孩子自己扔尿布；2-3歲，當中國的孩子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開始背唐詩時，美國的孩子在做家務，扔垃圾、整理玩具、澆花、餵寵物……3-4歲，中國的孩子學鋼琴舞蹈下棋等才藝時，美國的孩子在做家務，鋪床、擺餐具，4-5歲，中國的孩子在進行各種藝術才能培訓時，美國的孩子擦桌子、收拾房間……8-12歲，當中國的孩子在做怎麼也寫不完的作業時，美國的孩子要做簡單的飯、清理洗手間、使用洗衣機……13歲以上，當中國的學生搞題海戰術時，美國的學生換燈泡、做飯、洗衣、修剪草坪……當然，美國的學生也學習，但同時，家務必須得做。
比起美國家長，中國父母是太愛孩子了，他們以照料孩子的生活為永遠的天職。有相當多的中國父母以孩子學習忙理由，從來沒有讓孩子做過家務。正因此，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一些報導，進了大學的學生不會洗衣服，富裕的孩子，有的讓父母給雇一個保姆；窮一點的，放寒假回假，背了一大口袋臭襪子回家讓媽媽給洗。
美國人注重孩子生活能力的培育，第一因為他們的教育目標非常清楚——將孩子培育成能獨立的人。十八歲就要開始獨立走向社會，大學生即使學費不貴，也一般從銀行貸款，而生活費也大多靠自己打工賺取。
蒙臺梭利在她寫於1948《發現孩子》的序言中寫道：「即使對幼小兒童的教育，也不應該以入學準備為主。恰恰相反，為未來生活做準備才是真正的教育目的。」（《發現孩子》第2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
很多家長抱怨孩子的獨立性差，太依賴父母，就是因為家長不知道0~3歲是培育孩子生活能力的重要時期。培育孩子的生活能力也得從娃娃抓起。在孩子小時候，引導孩子養成打掃衛生的習慣，遠比你替他打掃房間更費事費力，教會孩子做飯，也比你為他做好飯更為複雜更為艱鉅。但是，別忘了，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是為人父母的責任。家長如果永遠做孩子的保姆，就剝奪了孩子成功跨入成年人的生活技能，家長的最終責任是幫助孩子形成生活技能，依靠自己能力獨立生活，獨立走向社會。
美國父母認為，孩子能做的，就讓他自己做，這是對孩子的一種尊重。舉一個西方人對殘疾孩子尊重的例子，也許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個觀點。父母帶著殘疾的孩子去旅遊的話，決不會因為孩子殘疾就幫他背包，要讓孩子覺得自己有能力照顧自己，不是一個需要別人照顧的廢物，這就是一種尊重。
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也是培育他自信心的手段之一。
美國伊麗莎白·潘特利在她的《家庭教育八堂必修課》中寫道：「或許讓孩子量力做一些家務的最大好處是能增強他的自尊心。孩子變得越能幹，他就會越充滿自信。有了自信和所有重要的生活技能，孩子就會變得更堅強，在生活中更加朝氣蓬勃，能夠應對一切生活的挑戰。」
教育家陳鶴琴在他的《家庭教育》一書裡指出，大人替小孩子做事情，其壞處多多。首先，剝奪小孩子肌肉發展的機會。其次，養成小孩子懶惰的性格。小孩子的事情樣樣由他父母替代他做，那他以後就不高興自己去做了。他視父母如奴隸，以為是上帝給他的使者，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推給父母去做。以後他在社會上做事，也成為不盡職的人了。我可以說大多數人懶惰的都是在他們小時候養成的，也可以說是他們父母替他們養成的。再其次，養成小孩子不識世務，不知勞苦的性格。不親自做過的事情，則不知別人的勞苦；不經過許多事務，則不知世的艱難。
我採訪過一些教育家教子的故事，他們是非常注重培養孩子的生活技能的。
著名教育家孫雲曉在接受採訪進說，他常常讓女兒做家務，以培養女兒的勞動習慣。一天晚飯後，他叫女兒洗碗，女兒說：「你叫我洗碗，考不上大學怎麼辦啊？」孫雲曉說：「考不上大學沒關係，碗必須洗。」
孫雲曉這樣要求女兒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讀過一個調查：美國哈佛大學對456個愛做家務和不愛做家務的孩子跟蹤調查20年，20年後發現這些孩子差別很大，失業率是1︰15，犯罪率是1︰10，收入相差20%，而且，愛做家務的孩子離婚率低，心理健康。
孫雲曉要求女兒每次開飯前幫大人拿碗筷，每天把自己的襪子洗乾淨，用完東西要放回原處。
第六，美國教育注重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中國學生重死記硬背。
中國的教育善於給孩子一個總結，把學生教到無問題就好；美國的教育善於給孩子啟發，希望把學生教到能不斷提出新問題，課堂上鼓勵不同的聲音。中國的課堂如果對教師的結論不同意會遭受批評，而在美國的課堂上則受到表揚。
我在網上讀到這樣一個故事。1998年年底，一個美國教育代表團到上海市訪問，希望聽一堂中學的科學的公開課。於是他們被安排到一所重點中學，聽一個特級教師的課。這位老師有很好的教學方法，課堂上除了講解，還不停地提問學生。師生互動，氣氛熱烈。這堂課可謂天衣無縫。可是，當中國的接待著請美國客人談談他們的感受時，他們聳聳肩：既然教師的問題學生都能回答，這堂課還上它幹什麼？
中國的教師通過上課講解，讓學生從不懂變成懂，從有問題到完全弄懂沒有問題，負責任的老師下課時，總是問學生，「都聽懂了嗎？還有問題嗎」，當學生回答沒有問題了，教師就認為大功告成。這種教育稱為「去問題教育」。而美國的老師卻認為，好的老師應該能激發學生的問題，上課前，他們有問題，老師在回答學生問題的過程中，有意通過情景、故事、疑問、破綻等激發學生更多的問題。這是以問題為紐帶的教育。教師並不以知識的傳授為目的，而是以激發學生對問題的深入思考，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特別是形成自己對問題的獨立見解為目的。
與此相關，中國的課堂氣氛比較嚴肅，美式教育則比較輕鬆隨意。中國學生上課以黑板和老師為中心，美國學生圍成一個圈，很隨意的樣子。
女兒給我講過她美國老師的故事。話說有一天，老師一進門，學生們都轟地笑了。原來，大雪天，老師穿了短褲來上課。課講到一半，滔滔不絕的老師突然沒聲音了。女兒有點奇怪，從筆計本抬起頭來，發現老師從包裡掏出一個蘋果，哢嚓，咬了一大口。美國學生見多不怪，幾個亞洲學生忍不住笑了起來。老師一臉無辜，說，這有什麼好笑的，餓了還不讓人吃東西嗎？你們也可以隨便吃。
吃完了蘋果，接著講課。
《新快報》記者賴妍曾採訪過廣州美國人國際學校高中督導和小學教師卡爾·布萊恩和辛迪·布萊恩兩位美國老師。辛迪說，兩年前她剛來廣州教書，班裡有一個轉學生，每次跟她說話都要站起身，畢恭畢敬，嚇老師一跳。辛迪此前從來沒碰過這樣的情況。因為在美國的學校，學生有話直說，不懂就問，不用舉手，更不用站起來說話。
卡爾認為，中西教育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老師在課堂上提一個問題，正確答案只有一個，而老師說的答案就是正確答案，與之不符的回答都是錯誤的。但在美式教育中，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有千百種，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答案，老師會鼓勵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而不是限定他們的思維。
中國的教育重標準答案，這對一定得有標準答案的數理學科沒有負面影響。但是，標準答案於文科卻是致命的重傷。應試教育，注重題海戰術，數理的確需要解題以訓練邏輯思維能力。理科教育不涉及意識形態，相對來說，能健康發展。事實上，論起數理化，中國學生走遍美國都不怕。就如高鋼老師在本書所講，他的孩子到了美國，老師看了他的數學作業，說兩年他不用再學數學了。中國的理科教育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中國學生屢屢在國際數學競賽中拿獎便是證明。
但是，文科做題，尤其是做有標準答案的題，害莫大焉。
文科的標準答案，超乎一般人的相像。我以前在一所大學教書時，每年暑假都參加政治閱卷或語文閱卷，故此深知標準答案是怎麼回事。閱卷前，每一位老師發一份標準答案。選擇題自不必說了，就是論述點，也是按「得分點」給分——比如，一道十分的論述題，分四個或五個得分點，每一個得分點都是固定的幾個字，有了這幾個字，這個得分點就給分。幾個得分點加起來，就是這道題的總分。——不是看你是言之有理，而是看與標準答案是否相符。
閱卷時，有的老師仔細閱讀學生答題的全文，結果速度就很慢。有幾個老師看卷特別快，竅門就在於憑直覺，一目十行，直奔得分點的關鍵詞。大家就說，這麼快速度會不會判分不準確呢？這可關係著學生一輩子的前途呢。結果一核，速度快的閱卷法，比認真讀全文的還要準確。
現在的高考我不知道政治還是不是單獨一張卷子。但是，就是語文，大部分內容也是有標準答案的。
在中學老師那裡，作文的起承轉合引經舉例都是有固定的寫法固定的程序的，比八股文還八股文。
我女兒在中學時，經常向我訴苦，她的作文被老師批評了，說寫法不對。作文竟有對錯，還有寫法？身為記者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老師要求寫一個熟悉的人，女兒寫了自己的小學同學，寫了這個朋友的優點和缺點，老師要求她重寫：「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質。」
後來我採訪徐國靜時，也聊起孩子的作文。徐國靜說，她指導女兒寫的作文，非常漂亮的文章，被老師說得一錢不值。後來讀了鄭淵潔的文章，鄭說他替兒子寫作文，老師給零分。我這才有點理解了中學語文老師的眼光。中學老師有他的理由：不這樣寫作文，作文就得不了高分。
按老師的教法，女兒能不能拿到高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能確定的是，女兒越來越厭惡作文了。
剛才說了作文。現在再談學歷史。關於西安事變，中國學生是背下年代、人物以及事件的過程。
我上高中時，坐在我桌前的男生，他的名字我全然不記得了，有一個畫面卻在幾十年的歲月風塵中一直清晰。天還未亮，教室裡是冬天晨霧裡暈著光暈的燭光，那燭光像湖水一圈圈地漾開，模糊而又清晰。前桌的男生坐在一圈光暈裡，長脖子上頂著一個尖尖的腦袋，縮著背，揣著手，一遍遍地背：「戊戌變法，一九一八」。一直背了十多分鐘。我不知道他記住了沒有，但因為他的聒噪，我至今仍記得變法時間。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美國學生是這樣學西安事變的：假想一下，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歷史接下來會怎樣發展？而且，這叫發散性思維。
這是黃痊癒告訴我的。黃痊癒曾詳細記錄了他兒子礦礦是如何學歷史的。有一次，礦礦的老師亨利克先生給孩子們講了一個故事：獨立戰爭前，美國人民已開始用各種形式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有一天，憤怒的民眾包圍了波士頓政府。英國士兵端著槍圍成半圓形，守在大樓外面。人們不停地向英國士兵扔石頭……混亂中，忽然傳來一聲 「開火」的命令，民眾紛紛中槍倒下。慘案震驚全國！迫於壓力，殖民政府不得不把英軍指揮官推上審判臺。最後，該指揮官被判處死刑。然而，根據記載，這個指揮官至死不承認曾下令開槍。這就成了一個歷史懸案。
「各位先生、女士，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事實的真像到底是什麼？我想我們應該重新開庭來審判這個案子……」
老師巧妙地把歷史引到現實。孩子們群情激昂，全班二十多個孩子都進入了歷史的角色：證人，被告，檢察官，辯護律師，法官，陪審團……
礦礦很榮幸地當上了被告的辯護律師，這是這場歷史性審判的主角，能不能翻歷史的案全憑這位「大律師」了。
我想，如果歷史可以這樣學，那一定很有意思。
除了發散性思維，美國的教育還講究批判性思維。強調的是凡事要經過自己的大腦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
美國的SAT考試，會考數學、批評性閱讀等。批評性閱讀，強調的是，讀任何人的文章，都要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並判斷對錯。正是帶著這種批評的眼光去閱讀書籍，去看報紙、電視，天長日久，美國學生就形成批判性思維，且邏輯思維非常嚴密。我女兒經常向我說起，她辯不過美國學生。比如說，美國的小學都是小班，一般是20個學生，最多不超過30個學生，如果31個學生，那麼就是違法了。小班為什麼好？美國學生會就你的論點提出一大堆問題，比如，你這樣說，有沒有考慮到老師的素質？有沒有考慮地點，不同的洲情況不同等等。而美國學生論述某一個問題時，初聽你覺得豈有此理，再聽，他邏輯思維非常縝密，無懈可擊，還真能成一家之言。
美國從小學起，就訓練孩子如何寫論文，如何到圖書館查資料，如果在文章後邊做索引。而中國學生，知識的學習與學問的研究是分開的，直到大學時，才第一次寫論文。
我曾採訪過美籍華人劉力明和張思珍夫婦。他們的兩個女兒婷娜和穎娜先後考上哈佛大學。
姐妹倆就讀的高中非常注重培育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學校擁有整個威郡地區最強的科學研究項目。婷娜和穎娜在高一時都申請並被選中參與科學研究項目，每兩週至少要花13個小時做科學研究，她們堅持了整整三年，姐妹倆竟然都獲得了全美英特爾科學競賽半決賽獎！要知道，由英特爾公司贊助、久負盛名的英特爾科學獎，是美國公認的「青年諾貝爾獎」，歷年60多位冠軍得主中，有六人獲諾貝爾獎。因此，對獲得英特爾科學獎的學生，哈佛都會另眼相看。
婷娜的獲獎論文是「父母近視以及與視力有關的行為對近視眼形成的影響」。為了這篇論文，婷娜向中學生發出了800多份問卷，經過一番努力，收回了有效問卷289份，婷娜以此為資料完成了論文。她在研究中發現，父母近視、過多的與近距離視力有關的行為以及過少的與遠距離視力有關的行為，是導致近視眼形成的三大危險因素。具備這三大危險因素的小孩屬於近視高危人群。對這一高危人群採用保護眼睛的行為治療，如增加與遠距離視力有關的行為，減少與近距離視力有關的行為，效果可能會最為顯著。
論文最終獲得英特爾科學競賽半決賽獎和全美青年流行病學者競賽決賽獎，同時還參與英特爾世界科學與工程競賽，獲得了行為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二名，為此，麻省理工學院以「Tina Liu」的名字為一顆宇宙小行星（No.23071）命名。當希拉里得知她獲獎時，還特意寫來賀信。
穎娜的獲獎論文是「一種既有效又環保的治蚊方法」。小姑娘以前連蚊子、蜜蜂都分不清，4歲那年回中國，看見蚊子以為是蜜蜂，對舅舅說，小蜜蜂又咬我了！
偶然得知每年有7億人因蚊蟲生病，其中數百萬人死亡，穎娜開始滿腦子想的都是蚊子：嗯，怎樣才能消滅蚊子呢？與其消滅在空中飛的蚊子，不如殺死它的幼蟲容易；蚊子在水裡產卵，雖然在所有的水面治蚊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勞民傷財，不如「誘而殺」：吸引蚊子來指定的地點產卵，然後殺死蚊子的幼蟲。
小姑娘決心找出一種家家戶戶都能使用的、環保的、非常有效的滅蚊方法。足足幾個月的時間，穎娜在家裡後院鼓搗十幾個盆子，它們一溜排開，有兩個分別放了清潔的水和髒水，餘下的盆子，積水里加了樹枝或草，也有的是石頭或沙子……
實驗結果表明，盆中插有枯乾小樹枝的積水，吸引了絕對數量最多的蚊子前來產卵，是蚊子產卵的首選地點。接著，小姑娘又在不同的積水盆子裡添加各種類型的洗滌劑，有的是洗衣用的，有的是洗手用的，還有的是洗碗用的……再試驗每一種洗滌劑的哪一種濃度殺蚊子的幼蟲最有效。實驗表明，低濃度的家用液體洗碗劑最有效，幾乎殺死了積水中的所有幼蟲；進一步的實驗表明，洗碗劑不是通過毒性殺死幼蟲的，而是通過改變水分子的張力導致蚊子幼蟲不能懸在水面呼吸而最終淹死的。而且，一次添加的低濃度洗碗劑的殺蚊效用可以維持長達數週時間。
穎娜的論文獲得英特爾科學競賽半決賽獎後，<世界日報>對她進行了報導。身為科學家的父親，看了兩個女兒的論文也感嘆：「我上大學時的水平都不及我現在讀中學的女兒！」。
婷娜除獲英特爾科學競賽半決賽獎，還獲全美青年流行病學者競賽決賽獎，又獲美國國家傑出才能獎學金……共計33項獎；穎娜共計獲18項獎，包括英特爾科學競賽半決賽獎等。
第七，中國的父母只重智商，美國父母注重培育孩子的情商、重視孩子的領導能力。
看一看美國錄取學生的標準。
其實，每一所美國大學招生標準都不一樣，因為他們各自的標準都要基於能否實現他們的辦學宗旨。比如，哈佛的使命是為了培養在21世紀中能夠改變世界的領導人才。因此，哈佛招生時希望能招到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才華、興趣、背景、觀點和有潛力的人才。
頂尖大學的招生近似於建隊，這建立起來的隊伍必須能在未來為該大學爭光，能帶來長遠的利益——美國大學不僅教學設施好，而且能給為數眾多的好學生提供獎學金，經費的主要來源就是校友捐助。所以，頂尖大學把招收的新生看為是大學閱讀的新投資。因為有那麽多的複雜因素，頂尖大學的招生也就沒有絕對的統一標準。
招生小組首先根據學生的學業成就做第一輪評估，這包括檢查學生的全國統一標准考試成績：如稱之為美國高考的SAT-I或ACT的標准考試、 SAT-II專業考試、所在高中四年所修學科的考試和學業排名、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學術競賽獲獎項目等都在評估範圍之內。
此外，學生在高中期間選的課程難度也在評估範圍之內。一般來說，學生選的課程越難，在高中時的四年總成績越高，在高中的排名越前，在全國統考的各項標准考試中成績越高，通過第一輪評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高達80%的報考學生能夠通過第一輪篩選，而哈佛大學2008年的最終錄取率低達7%。在接下來的評估中，招生小組會審查報考學生在校內外參加了哪些課外組織和活動，擔任什麼職務，做出了何種努力等等。而且招生小組會根據學生本人寫的自我評價和小文章看學生怎麼看自己，根據老師和指導顧問寫的推薦信看別人怎麼看學生，再通過面談人員的評論看學生的臨場表現。這樣，招生小組就根據學生在課外活動上的成就以及個人素質方面的綜合評估來選擇符合他們招生標準的最優秀的學生。
請讀者注意，美國大學錄取學生要看學生做義工多長時間，這是考察愛心，看學生做了有薪工作多少小時——做義工獻愛心機會多多，但是如果打工能賺到錢，說明學生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美國的家長總會要求孩子打工，大冷的雪天，天還未亮，小孩子就要從暖被窩裡爬起來，去送報紙，而他的父親是大學教授或是不差錢的什麼銀行高管。
當然，讓孩子打工，除了為上名校增加籌碼，還有很多原因。首先，父母對孩子是有限責任，就是上大學，父母只出學費一部分。不同於中國的獨生子家庭，一般美國家庭有兩三個孩子，出於公平的原則，家長不可能把錢都用來供一個孩子讀昂貴的私立大學。名牌私立大學，學費一年在四五萬美金，一般父母絕對不會全拿，除非他是華人。所以，美國的學生基本都要靠打工賺部分學費，除非學生想上收費低廉的社區大學。
我之所以把美國學生打工放在美國父母重情商教育這一節裡，是因為，美國的父母認為：打工賺錢，能讓孩子早日真正地走向社會，從而學會與人交流與合作。學校裡都是同齡人，沒有利害衝突關係簡單，打工才能與不同的各色人等交往提升情商。要想打工賺錢，不僅要與同事與老闆基本融洽，也得有能力讓顧客滿意。比如在飯店端盤子或在超市做收銀員。美國父母非常看重這種與人交流、合作的能力，認為一定要從小就開始培育，情商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就像我們現在重視早教——當然僅限於是背唐詩學認字的智力教育——從三歲開始一樣，美國父母相信情商比智商重要，相信情商要及早開始培育，等一個孩子超過18歲了，性格定了型，與人交往的能力基本是什麼樣兒就是什麼樣了。至於學知識，聞道有先後,啥年齡也能學。
打工還能培養孩子的理財習慣；還能讓孩子忙碌起來，又是上學又是打工，每天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效率高；還能培養孩子的敬業精神。對工作對的熱愛和投入,也要從小就培育.
當然，美國的孩子都去打工,也與高考壓力不大有關。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想上名牌大學，孩子們放學或假期都有時間打工，而中國，高考像山一樣，孩子就是睡夢裡也都在寫作業，哪有時間去打工？當然，美國也的確為中學生提供了許多打工機會，而我們沒有給中學生除學習外的任何機。
美國大學在錄取學生時，非常注重學生是否有領導能力。
我在採訪張思珍時，她很感慨地說，剛到美國時，對美國人與人交流的能力她印象非常深刻。開大會時，幾百人的場合，一個普通員工可以站起來發言，侃侃而談，像跟家人說話一樣從容、自然。他覺得非常震撼。而來自中國的科研人員，很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不少都是「敏於行」「訥於言」，就因為不能有效地與人交流，很難進入領導階層。因了老一代移民的這份集體痛楚，他們夫婦非常注重培育女兒與人交流的能力。
假日開家庭派對，有很多夫婦帶著孩子來劉家，他們就把接待小朋友的任務交給兩個女兒，要求她們組織小朋友遊戲，還要讓小朋友吃飽喝足。一旦小朋友有什麼問題，女兒要自己解決。派對結束後，兩個女兒爭著向爸爸媽媽報告，誰把誰打哭了，誰搶了誰的玩具，她們又是通過什麼措施把哭的孩子逗笑了，等等。媽媽邊聽邊點評，這樣就提高了孩子待人接物的能力。
飯桌上，張思珍常向女兒傳授與人溝通的技巧。婷娜升學時遇到了一點問題，升學指導老師又極忙，張思珍就跟女兒討論用什麼溝通技巧，才能讓百忙中的老師重視她反映的問題。正因為時時注重溝通的技巧，女兒被人拒絕時，從不抱怨對方。一次，婷娜申請加入一個俱樂部未獲批准，她對媽媽說：「可能跟他們沒溝通好，所用的方法沒有充分展示出我的長處。有機會再去與他們溝通。」
口才好才能與人有效地交流。一次，在父母的鼓勵下，婷娜參加「青年政府（JSA）」組織的演講競賽，題目是「阿拉斯加的石油該不該開採」。她在家裡預演講了好幾次，每一次爸爸媽媽都認真提意見：「太快了！」「表情不夠豐富！」婷娜演講獲獎了，他們跟女兒一樣激動。
劉力明和張思珍鼓勵兩個女兒參加各種組織活動。有兩年的時間，婷娜擔任JSA東北州的發展部部長和她所在的高中JSA俱樂部的副總裁。JSA是讓中學生來模擬政府運作、學習辯論技巧、鍛練他們領導才幹的一個組織。JSA也要通過演講競選，角逐「州長」、「副州長」、「市長」等職位。作為發展部部長，婷娜負責在各中學發展分部，並為分部從學校那裡爭取到財政支持出謀劃策，父母常常為她的「出謀劃策」出謀劃策。
2006年和2007年，姐妹倆先後榮獲美華協會頒發的「高中生傑出領導才能獎」。劉力明夫婦出席頒獎大會時，很多家長們圍住問他們：「一年才有一個人得獎，怎麼年年都是你的女兒？怎麼教育的啊？」
「你看穎娜領獎時講話，面對三四百人，落落大方、笑瞇瞇的，也不用講稿，還講得生動精彩。口才怎麼那麼好啊？」此時，真是做父母最幸福的時刻！
中國一般不太允許小孩參加真正的社會活動。但在美國小學生一旦走進校門就開始真正參與社會活動了。
結束語
中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不同，可以在文化、育子觀念、教育體制等方面找到解釋。
從文化上說，美國人更注重個體，中國人更看重家庭和集體，忽視個人價值，強調家庭和集體。比如美國夢的含義是，每一個移民來到美國都有機會追求自己的成功，只要你肯努力。美國提倡的愛國是，每一個人實現美國夢了，美國也就強大了。而中國夢的含義是，國家好，民族好，然後個人也就好了。殊途同歸，都有道理。
美國人更傾向於把每個人看成獨立的個體，那麼，孩子是獨立個體，父母也是。父母不會為孩子犧牲自己的一切，該度假時度假。跨國婚姻中，常見這樣的場面。美國丈夫與中國妻子正在吃飯，躺在嬰兒車裡的孩子哇哇地哭了。妻子立即要去抱，丈夫說：「孩子哭一會兒沒什麼，你吃飯是更重要的事兒。」
與美國父說母對孩子的有限責任不同，更注重家庭的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地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事業和幸福。如果孩子大學畢業仍不能自立，仍要啃老時，他們仍默默地繼續盡著無限期的責任。而在美國，親子關係在孩子超過18歲後變得鬆散，孩子以花父母的錢上大學為恥辱，當然，也幾乎沒有孩子與父母同住，父母養老全靠養老保險。
不要說我們中國不重視孩子的品德教育，學校裡也開思想道德教育課，但是，與美國對孩子的愛心教育始於蜂鳥不同，我們的教育則講愛祖國愛黨，這對於小學生來來無疑對牛彈琴。關於這一點，高鋼老師在書裡詳細論述了。
本文開頭說到中國學生在智慧、真理、財富、權力四項，毫不猶豫地直奔權利和財富，這是社會風氣所致，也與學校的教育有關。
本來，中國私塾教育是很注重道德教育的，尊師，教敬父母。父母在不遠遊。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有一些東西沒有傳承下來。經過文革，傳統的道德底徹底走向消亡，我們現在的學校，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現代科學樣樣俱全，但現代教育的精神諸如師生平等，諸如精神獨立學術自由，獨立的批判精神，全然沒有學到。
在現在的學校師，傳統的尊師主以及師生親密關係不復存在，但是，老師對學生的嚴厲管教卻繼承了下來；師生之間平等的關係也沒有從西方學到。在高考指揮棒下，師生被功利捆幫在一起。學生的分數高考的成績與老師的工資掛勾。這樣急功近利的老師和學校，能培育出胸襟寬大、有家國情懷的學生！
說到教育體制，很多人就控訴應試教育。以至於我日前參加一個討論戶外教育的沙龍時，一開場，主持人先聲明說，大家不要控訴應試教育，否則就成了開不完的訴苦會了。
那一種教育都要考試，美國的大學每星期都考試，考試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考試本身沒有錯，關鍵是，考試考什麼，怎麼考。中國的高考之所以廣為家長所詬病，就是因為這種考試越來越僵化，成了比清代八股文還有糟糕的考試。
而這樣僵化的考試，與中國高校、中學的僵化的學校管理模式相關聯，成了無法革除的癥結。
中國的大學，是與官僚體制捆幫在一起的、僵硬的行政化的管理制度，全然沒有引進西方現代大學的管理機制。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我最近讀民國的書，發現民國時的大學徹底引進了西方的現代學校管理制度。校長沒有行政級別，由學校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命。而現在的大學卻是正部級副部級，校長是高級官員。大學徹底喪失了在學術在思想上獨立之精神民主之風氣，成了完全行政化的教育體制。
由這種死氣沉沉，全然沒有民主與自由風氣的大學，用高考招生的指揮棒指揮中學，能把中學引到好的境地？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美國的中小學是怎麼管理的。
首先美國的中小學生一般採用就近入學的方式上學，如果想上好的公立學校，父母就要在好的學區買房或者租房，只有這個學區的居民才可以在本區免費入學。換言之，只有住在好學區的居民才有權力享受好的公立學校的教育。公立學校的經費來源除了政府撥款，主要是本學區居民每年繳納的財產稅：包括房屋財產稅和汽車財產稅等。全學區居民每年財產稅的絕大部分由財政部門撥給本區教育局做教育經費。因此好學區多數是在居民收入較高、教育水平也較高的地區。學校的教育經費多，社區環境好，意味著教師工資高，加上學生來源好，自然就能聘用到較好的教師。最好的學區小學老師的教育程度平均是碩士以上，甚至還有博士。每個學區視居民的多少，建立數目不等的中小學校。學區的教育理事會（Education Board）由所在區居民投票從居民中產生，是個介乎諮詢與監督之間的機構，雖然沒有直接行政權，卻有權決定任命誰為學區行政最高負責人，在經費問題上有否決權。每隔四年，學區都會重新投票選舉教育理事會成員，願意從事這項公共服務的小區居民都可以報名參加成為候選人。投票採用差額選舉的方式進行。這時候，居民不少人都在門口草地上插了支持某候選人的牌子，那景象跟選總統、選參議員一樣熱鬧。鄰居之間意見不同也不介意，各造各的聲勢。另外每所公立學校都有家長聯合會(PTO)，負責協調家長與學校的關係，平衡各方利益，監督學校工作,部分參與教學管理並協助組織教學與課外活動。
除了公立學校以外，還有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的經費是學校自己籌集的，學生入學一般經過篩選，每年的學費大約在15000美元以上。從宏觀上看，美國學生的家長作為納稅人有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學校管理的權利；學校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機會與家長的經濟地位緊密相聯。沒有錢在房地產較貴的地區買房、租房的人就很少有機會在好的公立學校享受免費教育，當然就更難享受私立學校的教育機會了。
我的結論是，要改變中國的教育，先改變中國中學和大學管理體制。如果大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依附於官僚體制，那麼，在這樣的奴才大學的引導下，中學及其高考生，只能做奴才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