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該採納一種新的方式來影響中國的未來政治：解釋民主會帶來具體的益處，例如更平衡的增長、穩定和個人安全——甚至對於共產黨高官而言。這一基於結果的論點將會獲得許多中國經濟和知識份子精英的認同，可能會有機會影響習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多年來，西方領導人訴諸道德辭藻，引述人權的普適性和對獨立自由的渴望，推動中國更大的政治開放度和民主化。五月，國務卿希拉里為其幫助中國活動家陳光誠的決定而辯護，她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繼續期望中國能承擔保護普世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國際義務。"但是在中國，甚至連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精英也不認為這會有利於他們或者國家；飽受馬列主義薰陶的中國領導人就更加不相信這一套了。
其原因是兩者之間巨大的價值鴻溝。中國人對"權利"的概念很功利主義——他們尋求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與西方對權利的觀點不同，後者認為這是保護對少數失去公民權者的侵蝕。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北京知識份子也承認，陳光誠和其他異議人士的想法在中國13億中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回應。
美國應該採納一種新的方式來影響中國的未來政治：解釋民主會帶來具體的益處，例如更平衡的增長、穩定和個人安全——甚至對於共產黨高官而言。這一基於結果的論點將會獲得許多中國經濟和知識份子精英的認同，可能會有機會影響習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但是首先，我們有必要澄清一個廣為流傳的迷思，中國目前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幫助了中國的增長。的確，在過去30年間，中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上億人口脫離了貧困，但是我們必須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待這一成績。一個原因是，後毛時代的領導人將如此多民眾脫貧，只不過因為毛導致這麼多中國人貧困。（1979年，中國共產黨顯示出不尋常的坦誠，它自己公開承認中國人均消費在1957年到1978年間停滯不前。）第二，貧困線一般定義為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生活水準超出這條線是一種改善——但不是富裕。基於世界銀行2008年提供的數據，中國人口大約30%，或3.9億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按照這一測算，中國貧困人口比率與宏都拉斯相當，而後者並未經歷類似中國GDP的飛速增長。
此外，中國過去60年代增長尚不能比肩其鄰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成功的經濟體都在東亞：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這條東亞成功定律有三個例外：中國、北韓和蒙古。前兩國由共產黨領導，而蒙古自1924年到1993年間是共產黨國家。因此，合適的問題不是為什麼中國在過去30年間成長如此迅速，而是與該區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為什麼還這麼窮。
無論如何，中國1978年以來的增長絕非前無古人。在1912年到1936年間，中國工業經濟擴張迅速；估計年增長至在8%到13%之間。彼時的中國與如今不同，私營產業在經濟增長中承擔領導角色。許多銀行為私人所有。政治控制嚴苛，但是比不上現在的極權政府。這一增長的時代並不是被當時制度內生的弱點所終結，而是被日本1937年入侵和隨後的內戰中斷。
今天很多人聚焦於摩天大樓和高檔汽車，中國的經濟成長在上世紀80年代最令普通民眾受惠，當時中國政治最自由。在那個年代，三位改革派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不僅僅推行經濟改革，還啟動了意義深遠的政治改革，包括幹部任期制、黨政分開、開始農村選舉。回到彼時，中國沒有如今這樣巨大的不平衡。當年的消費佔GDP比率為50%，按照中國標準，與今天的35%相比要高。中國的匯率高估，每年錄得貿易逆差。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增長，特別是中國的8億農民收入增長在80年代實質上超過了中國的GDP增長。那時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增長可以兼得。
然而，中國在過去20年的GDP增長不再惠及普通民眾。用中國GDP數據來診斷中國經濟的健康有點像從飛機上窺探一座建築物內部；你需要近距離研究真實情況。檢視生活標準是瞭解一個經濟體是否健康的更好方法。例如，中國總能耗2009年超過了美國，但是中國家庭在這一能源爆炸性增長中僅扮演次要角色。人均電力佔總電力消耗比例在2001年達到峰值，大約14%（相比之下，美國的比例約為38%）。剩餘部分為工商業用電。
將這些因素理順：2009年，普通中國人個人用電量是普通美國人的8%。這與人均GDP的20%相去甚遠。中國消耗了很多電力——中國人沒有。
通過更深入的研究，我們發現，過去20年間，中國人均家庭每年收入一直落後於GDP增長2到3個百分點。今天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無疑比1976年毛逝世時要好些，但是更多的GDP增長流向了政府和企業，而不是普通民眾。
從結果導向來看待民主，這無關怎樣更快驅動GDP增長，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地進行分配。一個不受限制的政府會竭盡所能——攫取增長的收益。根據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的計算，中國政府2007年的收入是1995年的5.7倍；而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而同期農民收入只有區區1.2倍。今年，當一些地方政府由於經濟放緩而面臨財政短缺，據報導他們在"預征"2013年的稅收。
無代表的稅收是竊取國家資源的方式之一；腐敗是方式之二。一些分析家們相信，中國人容忍腐敗，以換取快速的經濟增長。這有點像在說紐約人容忍桑迪颶風。快速增長表面上維持著穩定，但這並非因為政府獲得了中國人民的默許，而是因為它加強了專政工具。中國政府現在的國內維穩支出已經超過了軍費。
但是一旦經濟增長放慢，這一資金模式隨即土崩瓦解。世界上沒有國家能夠僅僅靠壓迫維護真正的社會穩定。真正的穩定來源於參與政治、公民事務和決策，來源於對經濟、社會、政治機會和產出的廣泛共識，來源於社會如何分配。兩個字，民主。
如果希望中國走向政治開放，其精英必須相信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事實上的確如此）。西方可以開始指出，中國蹩腳的司法制度甚至危及有權有勢的人。黯然下臺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1998年著作一本書，其中，她批評美國法制過度保護被告權利，不如中國審判制度快刀斬亂麻。今年8月，經過一天作秀式的審判，谷開來因謀殺一位英國商人被判處死緩。當快刀斬到她的脖子上，我們可以假設她大概希望司法過程能慢一點。
不僅僅是薄熙來和谷開來：中國的一黨制對其自己的許多精英而言過於殘酷。在過去20年間，中國4個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3位黨委書記（北京、上海和重慶）被貶黜或被判刑。自1949年到2012年，共產黨有六位黨委書記。三位突然被趕下臺；一例明目張膽地違反黨自己的程序，一位死於軟禁。兩位毛欽定的接班人死在任上：劉少奇被折磨而死，用假名火化；林彪試圖逃亡蘇聯，死于飛機墜機起火。鄧小平的一個兒子被推下樓房，高位截癱。2007年，一位人大副委員長，一位高院法官和一位藥監局局長被判死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斥著暴力和專制，為其自己所不齒。限制黨的權力不應該被理解為弱化組織的零和遊戲，而應該看作是限制黨傷害自身能力之道。
中國政治精英暗中理解民主提供財產和人身安全。當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薄熙來驅逐，他並未轉向中國司法部，而是向成都的美國領館尋求幫助。其他中國精英將家人送到美國學習定居，以分散個人安全的風險；他們難道不想在家門口得到更多安全嗎？如果想要在中國看到民主，它必須能惠及中國最有權力的階層。別無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