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誤導的「十一五」、「十二五」規劃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堅持計畫生育的基本國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如果用「面向過去」的眼光，那麼人口政策不一定會調整，因為「十八大」報告只是重複了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的內容：「控制人口總量，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穩定低生育水平」，「堅持計畫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
類似的觀點也出現於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穩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堅持計畫生育基本國策，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但是整個「十一五」期間，「現行生育政策」沒有得到絲毫的「完善」。
「十一五」和「十二五」兩次五年規劃之所以如此雷同，是因為是根據同班人馬（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的「論證」。「十一五」規劃是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蔣正華、宋健和徐匡迪為正副組長，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的論證，他們認為：
一、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總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並穩定至今。全國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按此預測，總人口將於2010年、2020年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2033年前後達到峰值15億人左右。
二、目前生育率反彈勢能大，維持低生育水平的代價高，必須創新工作思路、機制和方法。建議「十一五」期間應保持政策穩定。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已經證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論證」已經破產。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而不是1.8；2010年底總人口只有13.4億，而不是13.6億。
「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報告的「人口均衡發展」是根據由2010年7月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80多名專家參加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的論證，他們認為：
一、預計「十二五」時期的出生人口數量會多於「十一五」時期，「十二五」期末人口總量將達到13.9億左右。
二、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未來30年還將淨增2億人左右，人口峰值將在2033年將達到15億人，人口總量的持續上升造成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
根據他們的預測，中國人口在2015年將達到13.9億（2010年底人口為13.4億），意味著2011-2015年這五年年均增長1000萬。他們的結論剛出來，我就在博客文章中認為他們的預測又將破產。
中國年增人口幾乎直線地從1987年的1800萬下降到「十一五」期間的600多萬。並且隨著育齡婦女在2011年後開始快速下降，每年出生人口將不斷減少（「十二五」的出生人口怎麼可能比「十一五」多？）；而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卻在快速增加（已經由1980年的626萬增加到1990年的763萬、2000年的813萬、2011年的960萬）。因此，「十二五」期間平均年增人口將在「十一五」的600多萬的基礎上繼續下降，怎麼可能有一千萬？
國家統計局《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已經將「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的報告撕成了碎片， 2011年只增加了644萬人（沒有1000萬），年底總人口只有13.4735億人。
即便假定2012年、2013年年增人口與2011年一樣為644萬（事實上會更少，因為育齡婦女更少、死亡人數更多），那麼2013年底人口只有13.6023億。2013年就開始「完善人口政策」的話，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那麼2014年、2015年需要增加2977萬人才能讓2015年的總人口達到13.9億。由於每年死亡上千萬，意味著這兩年需要出生5000多萬（生育率需要在2.4左右）。那麼即便2013年停止計畫生育，才能勉強讓總人口在2015年達到13.9億。
而要達到「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所預測的2033年達到15億人口（人口均衡發展），需要讓2014-2033年生育率穩定在2.2以上才行。那麼即便2013年停止計畫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也是不可能的。
300多人參加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和80多人參加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核心成員其實都是一樣的：國家計生委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蔡昉領導的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翟振武領導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李建民領導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蔡昉、翟振武、李建民都是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而會長則是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由於人員一致、思維方式一致，一再得出相同性質的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們影響決策的能力卻超強，將他們的結論納入了「十二五」規劃。
二、被誇大的「補償性出生高峰」
「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是在2010年7月召開的，當時「六普」還沒有開始。2011年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普查結果也還沒有公布，因此全盤採納了「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的建議（建立在「生育率在1.8以上」的基礎上），包括「穩定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規劃的目的是「控制人口總量」，指導思想與「十一五」 都是「人口控制」而不是「人口發展」。
2012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六普」的結果，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六普」和《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共同宣布「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的結論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堅持「穩定低生育水平」，那麼將是歷史大笑話。因此「十八大」報告沒有採納人口學界的「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結論，而是說「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 人口政策「完善」到什麼程度才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2012年10月26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了《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該報告是李建民等「國內20多位頂尖人口學者歷經兩年的研究」的結論。他們認為如果全國同時放開二胎（「同放二孩」），頭幾年總和生育率會超過4.4，總人口會在2014年突破14億，在2021年超過15億，在2044年達到15.35億頂峰，到2050年還有15.19億。他們建議分步放開二孩（「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區和嚴格執行一孩政策的農村地區即刻放開二胎；第二步，全國全面放開二胎。到2020年後才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即便是「分放二孩」，總和生育率也將在2014回升至3左右，在經過四年的小幅波動以後開始下降，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他們的建議在貌似開明的外殼裡包藏者非常保守的內涵。根據李建民等人的預測，「同放二孩」後頭幾年生育率會超過4.4，意味著每年出生4700萬，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共補償性出生1.2億；即便是「分放二孩」，頭四年生育率也波動在3.0，出生人口也有3200萬，是2010年的2.3倍，共補償性出生1.0億。根據這種預測，決策層根本就不敢「同放二孩」，連「分放二孩」都會猶豫不決，更不會停止計畫生育了。
其實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億多人，即便停止計畫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預測的那樣補償性出生上億人，更不會達到李小平所判斷的「多出來幾億人口」。
如果2013年調整政策，由於懷孕週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後。如果2000年後就停止計畫生育，當時想補生的婦女在2013年基本上喪失了生育能力（2000年的30歲婦女到2013的時候已經43歲了），因此大致可以認為2013年後的補償性出生孩子的母親是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生育的婦女。如果2000年後沒有政策限制的話，根據社會發展水平判斷，中國的生育率也將從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那麼2013年0-12歲（2001-2013年出生）人口應該有2.43億。
而根據「六普」，2010年的0-9歲人口共1.46億；假設2011-2013年出生人口與2008-2010年一樣多，為0.45億，那麼2013年0-12歲人口共為1.91億。也就是說，2001-2013年被政策限製出生的孩子共有0.52億人（2.43-1.91=0.52），這是理論上的補償性出生人數。
被政策限制的婦女很多已經喪失了生育能力，相當部分也沒有了生育意願。餓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將三天的食物一頓吃下去。新疆建設兵團以及湖北省長陽、五峰兩縣放開二胎後，都未曾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
一戰時，法國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年的1.45，戰後儘管鼓勵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率平均為2.50，只是恢復到正常水平，戰爭少生的226萬孩子並沒有被補生出來。英國和德國由於沒有鼓勵生育，戰後的年均出生人數還恢復不到戰前水平，更談不上補償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馬年」少生的孩子也沒有被補生出來。
中國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於營養不良導致月經失調，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說，在「大躍進」後會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別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說，「大躍進」少生了2318萬，只在1963年補生了592萬。
我根據育齡婦女結構、各年齡段婦女已生孩子數、年齡別不孕率、絕育手術數、生育意願（包括高中普及、大學擴招的影響）進行了詳細分析，判斷中國停止計畫生育後最多補償性出生3000萬人，只相當於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補償性出生。這3000萬即便全部在一年內成功補生，加上「非補償」生育，2014年總出生人數也只有3500萬，略多於中國1963年（3000萬）、1990年（2800萬）和印度現在的水平（2700萬）。中國的醫療、嬰兒食品和服裝等行業的彈性很大，足以應對補償性出生高峰。
事實上，想補生的婦女即便還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經是高齡，不是想懷孕就能馬上懷上的（有些需要幾個月，甚至超過一年），生理的差異就可以將補償性高峰分散。並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計畫生育，也是在「兩會」之後，那麼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況，即便補償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擠在這兩三年（有些夫婦還會觀望幾年，才會下決心懷孕），因為在正常情況下，也有婦女是在35歲、甚至40歲後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婦女還有部分會在2018年後才「補償生育」。因此，即便在補償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難達到中國1990年和印度現在的水平。
李建民等人既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核心成員，也是「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的核心成員。他們的建議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他們將補償性出生人數誇大了幾倍（大大誇張了對社會的衝擊力）。人口政策調整後衝擊（對醫療、教育、民眾心理）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廣人稀的農村多生一些人根本沒有影響，為什麼還將農村放在第二步？目前生育意願已經很低，放開二胎和停止計畫生育所造成的補償性出生高峰相差不大（在城市更是如此），為什麼不徹底停止計畫生育？也就是說，放開城市，不如放開全國；放開二胎，不如停止計畫生育。
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政策都是被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牽著鼻子走。他們一方面誇大人口預測，一方面誇大補償性出生高峰，一方面又降低「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所需要的生育率。全世界都知道要實行人口均衡發展就必須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中國需要在2.3左右）；但是中國「多數人口學者所接受的生育率」卻只是1.6。現在他們又想將他們錯誤的觀點塞給新的國家領導人。
三、停止計畫生育是對歷史和人民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產生了中共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習近平當選為總書記。習近平堅定並富有親和力的就職演說，展現出了大國領袖風範。新人新面目，這是一個敢於行動的領導集體，他們應該不會再拘泥於政策連續性，而會面向未來、向歷史負責。
習近平說：「近代以後，我們的民族歷經磨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自那時以來，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在這個過程中，也是中華民族人口佔全球比例不斷下降的過程，從1820年到1950年，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已經從37%下降到22%，經濟佔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而同期發達國家人口卻增加迅猛，英國人口從2124萬人增加到5013萬人，美國人口從998萬人增加到1.52億人，俄羅斯帝國/前蘇聯地區人口由5476萬人增加到1.80億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人口也快速增長，從1870年的3444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萬人。英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發生了鴉片戰爭；俄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失去了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
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950年之後，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下降的勢頭得以遏止，到1980年仍然佔全球的22%。1950-1980年繁衍的6億多人口，奠定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繁榮的人口學基礎。由於有充足的勞動力和智力，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產基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但是由於計畫生育，中華民族目前面臨空前的危機。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0-14歲人口只佔全球的12%了。如果繼續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差不多減半），那麼中國人口到2100年只有極端老化的4.6億人（只佔全球5%；中位年齡高達59歲），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這樣一步步淪落為無足輕重的小民族。中國經濟佔全球比例將不斷下降，國際戰略地位也將快速下降，民族復興成為空談。
習近平說：「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那麼首先必須恢復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讓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除了立即停止計畫生育外，還必須調整經濟政策、改變城市規劃，「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提高老百姓的養育能力，任重而道遠。
習近平說：「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習近平知道孩子是民族的希望，關心孩子們的成長，體現出負責的大國領袖的作風。《周易》上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尚書》等古文獻，「帝」和「天」是通用的，皇帝自稱天子。在甲骨文裡，「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萬物之功，故稱為帝。可見最高領導（帝）的首要職責就是鼓勵生育，人丁興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補償性出生高峰的三千萬孩子，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這些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李建民等人的「分步放開二胎」的觀點與「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是一脈相承的，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生育率只有1.18，為什麼到2012年計畫生育還沒有廢止（損失了數千萬人口）？這筆帳暫時沒人會算，但是歷史不會忘記這筆帳的。是由人口學家承擔，還是由政治家來承擔？是將學術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還是將政治危機淡化為學術危機？
如果採納李建民等主流人口學家的觀點，等於全盤接受了過去十多年沒有停止計畫生育的政治包袱，今後人口政策很難輕裝上陣。這也符合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利益：先鼓勵人口學家提「二胎過渡」方案（以阻止停止計畫生育），今後再以「自主生育」為由反對中國出臺任何鼓勵生育政策，那麼中國大陸的生育率將沿著比臺灣、韓國更低的路線走（2010年分別只有0.895、1.22），即便沒有計畫生育，也足以讓中華民族繼續萎縮。
對這份錯誤的政治遺產，中國新領導為什麼一定要繼承？從歷史角度看，停止計畫生育是下屆政府最應該率先打出的一張王牌，既是功垂千秋的歷史性政績，也是對前任負責。
中國人口危機已經危重，靠簡單包紮（各種二胎過渡）是無濟於事的，而需要緊急手術（果斷停止計畫生育）。人口政策需要「猛回頭」，不是「慢慢游」。
果斷地與過去錯誤的人口政策決裂，有利於輕裝上陣，及時出台積極的人口發展政策，恢復民族的持續發展能力，讓「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才是「合格的歷史答卷」。
来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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