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前有一系列異常的預警數據，但上頭沒有重視。地震發生後，毛第一時間給災區送去10萬紅寶書，當作精神食糧。同時拒絕一切外來援助，沿途派解放軍武裝把守，不准災民逃離。有無數的人，沒有殞命於天災，卻硬硬地死於人禍。《掩埋》此片在香港獲獎，國內卻仍是禁片！
「掩埋」，兩個字的片名，疊印在刻滿遇難者姓名的紀念牆上，顯得樸素、沈重又刺目。
這是一部用口述方式拍攝的記錄片，敘述者大都是親歷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科研人員。所有人的講述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當年慘絕人寰的災難，並非完全沒有前兆，也並非完全沒有預報。《掩埋》既是對歷史的一次追訴，也源於在「5•12」汶川地震之後的一些來自民間的質疑。作者王利波將其命名為《掩埋》，並非僅指被坍塌的建築物掩埋了的同胞的生命，更是指被主流話語掩埋了的一些事實。「記錄片應該和我們當下真實的生存環境發生關係」，王利波帶著自己的現實困惑並以記錄片為工具去尋找答案。
《掩埋》的源頭是寫過報告文學《唐山警示錄》的河北作家張慶洲。王利波從接觸張慶洲及其著作開始，順籐摸瓜，逐一採訪了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人物。一類是當時在北京從事地震預測工作的科學家，如黃相寧、耿慶國、汪成民。另一類是當年在京津唐渤張一帶的基層科研人員，包括時任青龍縣科委的王春青。因已去世而未出鏡、以錄音方式出現的有時任青龍縣縣委書記的冉廣岐，以及唐山地震辦公室的主任楊友宸。所以，這部記錄片的內容非常紮實，有著大量的親歷口述、以及當時的文件和數據圖表。
這部記錄片的力量來自於受訪者面對鏡頭說話時的歷史現場感，彷彿是在面對歷史做出他們的證言。王利波用了最基本的手法去組織素材，即用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去剪接，中間以黑底白字的字幕來隔斷。就是這種最簡單、質樸的方式，卻讓觀者在觀看時產生一種驚心動魄的感受。時間在一次一次觀測、統計、匯報、會議中流逝。開始以年計，接著以月計，然後以日計，最後以小時計，儘管畫面的剪切很平靜，但這種倒計時的方式，令觀看者感受到絕望和憤懣—因為悲劇性的結局已經不可改變。基層地震觀測人員展示了當年水氡變化曲線圖、土應力變化曲線圖、磁偏角變化曲線圖，這些本可以挽救生命的科學數據，本來有可能是避免災難最有力量的數據，但在事後顯得尤其冰冷。
「沒有能和老百姓打一聲招呼」，這是北京市地震隊的耿慶國最為痛心疾首的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無力感。震前幾天他回父母家吃飯，對他們說：「27號前後可能會有地震，我肯定很忙回不來了，你們聽政府通知，如果沒有政府通知，就裹著被子在床上晃吧，70多歲了跑也跑不動。」27日傍晚，根據各種數據和異象，他預感到已經臨震，就跑去打電話想給單位匯報，卻被電話那邊警告，不許製造「緊張氣氛」。
作為一個冷靜的觀眾，也應意識到受訪者的侷限：由於缺少受訪者反覆提及的當時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梅世蓉教授等主流地震界人士的現身說法——對於獨立記錄片的拍攝而言，這種缺席是可以理解的——造成了《掩埋》在科學上的片面性。影片中提到的「青龍縣奇蹟」，也需要更詳盡的論證。而對地震是否可測，影片中的「非主流」地震專家們的回答是：發達國家不走預測之路，而走抗震之路；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落後無法走抗震之路，才走預測之路。但是，主流地震界認為，以目前的科學水平，不可能準確預報出地震三要素「時間、地點、震級」。亦有人認為，「1970年代是中國最狂熱重視地震預測的時期，而《掩埋》主角們正是這段歷史的兒子，而他們的悲劇性在於以為自己代表科學，與政治相爭，而實際上是一種執著，與科學相爭」。
儘管如此，我個人認為《掩埋》這部記錄片的出現，並不是追究唐山地震中誰該擔當責任，也不是要探討地震是否可以預測、概率是多少，觀眾也不必輕易就此做出判斷。
作者最終抨擊的是災難背後的一些欺瞞行為。影片中一位老地震專家說：「人人都有對自然災害的知情權。」這句話在災難頻發的今天擲地有聲。
只有對各種災難的成因與後果有更公開地討論、更透明地公布，只有我們最大限度地面對事實，才能在下一次災難來臨時減輕生命的損失。導演王利波的創作動力，正是一個普通公民在不容置疑的時代尋求「真相」的渴望與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