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到滎經縣，調查滎經慘案，20多天，跑了8個鄉的8個鄉鎮、15個村莊，採訪了滎經慘案倖存者83人。
我將整理並陸續發出採訪記錄，爭取在年內出版《大飢荒死難之最：滎經慘案倖存者圖集》。
石明香原滎經縣寶峰公社聯明生產隊社員。滎經慘案中一家5口，餓死、因飢餓致病死4口，剩下她為孤兒。
1959年9月，滎經縣「更大躍進」運動中，刮起反「瞞產私分」的「十二級颱風」。她父親石炳陽為聯明生產隊隊長，因報不出公社領導認可的「高產」，受到批鬥，並打入伐木隊「勞動改造」。1959年底，餓死於伐木隊，時年60多歲。1960年~1961年，其50多歲的母親、和兩個弟弟（一個10歲、一個12歲）餓死。
石明香在數她家死亡人口
剛收到滎經朋友發來的一篇文章，好慘！特發出在本博，與朋友共享心酸！
為了老家的那塊田地王文燦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們從縣城搬回老家黑羊壩，為的就是保住高粱灣河對門的小堰頭那三畝貧瘠的河灘田。
三十多歲的他們，幾年都總是種不好莊稼。耕田耖耙時，只聽到腳下嘩嘩的石頭聲，泥腳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蟲害，靠的是打蟲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桿，上面夾著一張蓋有大紅印章的寺廟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說是害蟲就死了。到頭來還是病、成光樁樁。
欠收還是欠收，只有邊邊角角收點糧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遠。周圍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連草都長不好，收穫前常被鳥獸等動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數都是些雞腦殼。那時只有靠農家肥，到頭來還所收無幾。
人們常說「養兒養母，做莊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樣，其結果也就不一樣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無災害的30%到50%，最好時也沒有超過70%到80%。
實在交不夠糧食
一九五四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同時把農業戶口和城鎮居民戶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後的二三十年間，農業戶口想轉為城鎮戶口，比登天還難。兩種人群明顯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鎮戶口享受著旱澇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糧供應，而佔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糧稅負擔逐年加重。上邊規定的公糧購糧任務卡得相當嚴，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緊。
每年縣上派出許多幹部到農村基層，與當地的鄉村幹部一起，對各家的田地進行估測評定產量，從那年起評測的產量總是比實際收穫高得多。
一天，一個臉上長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幹部，來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後都叫他巨麻子。他跨進門檻站在搭腳石上，左手叉在腰間，凶巴巴瞪著眼睛，狠狠地說：「三天之內必須把通知上的公餘糧交清，不得少半斤四兩，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來，邊吼邊罵。我醒來嚇得直哭，七歲的弟弟和三歲的小妹，在被窩裡不敢出聲，父（王懷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話，巨威風得意的樣子，哪裡肯聽，後來叫父親和我把剩下的一點點糧食全部背到開善寺倉庫，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親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還未交夠的交清。天哪！哪裡去找糧來交？整到下半夜父親才回來。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後日子怎麼過？
開頭每人還吃到一個不大的爛玉米饃饃，烏黑的沒有粘連，拿在手中就垮。母親對我們說吃得下去嗎？父親不說話，一聲接一聲的嘆氣。我的淚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輟學了。
未經審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個晚上，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來叫父親到張底下張趙氏家去一趟，語言有點沉，說完立即就走了。父親預感一定有事情要發生，母親就叫我一同去。
一進張趙氏家屋裡，昏暗的油燈下是一張恐怖的臉，屋裡就三個人，靜得可怕，連呼吸都聽得見。隔了一陣子，那人說話了，我嚇得渾身直抖，什麼也沒聽清，後來尿也流在褲子頭。多一夜才和父親回到家。除了小妹睡著了，其餘的又哭到天明。後來才知道那天晚上給父親定罪，是說實話的罪，並戴上了壞份子的帽子。
此後，父親經常給鄉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來喊去的。不管颳風下雨都必須按時送到。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遠是四岩溝、虎崗村的各個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時會被雨淋熄。我替父親送過三次，一次是父親發高燒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後山背煤炭，扭傷了腳開不得步。還有一次是被鬥爭回來，睡了兩三天，確實走不動。在勞動的過程中，髒活苦活難活就留給他。
「三面紅旗」下，大戰鋼鐵時，有個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裡是烈太鄉最高最遠的山上，回來都半夜過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著雨，說煉鐵爐上沒有燃料了，又強迫他去關王坪背黑炭（路過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嗎？
隨時都會被人整的年代，鬥爭一天比一天加劇，整人的花樣不斷的翻新，世道為什麼這樣瘋狂與恐怖？前程渺茫，讓人感到沒有一點希望，留給我們家的只有失望與絕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過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與人鬥，其樂無窮」刺激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間，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聽到母親說，你父親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磚瓦廠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幹活的蔣松廷沒有來，父親便問：「今天老蔣怎麼沒有來？」當天晚上便遭到殘酷鬥爭與毒打（說他盼望著蔣介石歸來）。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認就狠狠地整；說是坦白從寬，若違心地認了，就是真憑實據，整得更凶，特別是「三面紅旗萬歲」時期，一回家就見到母親哭。不斷的難以承受的勞累和被鬥，致使父親身上的舊傷痛還沒有好，又添新的傷疤。這使我不願回家，星期天和上學外的早、中、晚課餘時間，我一空就去幫人家擔水做炭巴，或到東方公園木材公司撈木頭。有時背百貨到石滓鄉，當天又背山貨回城，或到煤廠用雞公車推炭掙錢。
我在學校欠了一筆伙食費，學校給我一張助學金申請表，叫我拿回公社蓋公章，公社副書記王秉才接到表，惡狠狠瞪了我兩眼，在表上寫上「壞份子子女，決不解決」，還痛罵了我一頓。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時節，我好久沒回過家，家在五八年強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來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裡要辦醫院，又被攆到銀匠鋪最破的兩空小屋。面積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濕，光線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見已折磨得不成樣子的父親，我的淚水奪眶而出。住地離管理區（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個田，約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聽到父親那撕心裂肺的叫聲時，我們的心在流血，母親的淚干了，精神也快崩潰了。
後來聽到一位同我年齡相當的表姑說，整你父親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幾個黑心的積極份子，還親自動手。在長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張方桌，方桌上面擺上一條晃動的長板凳，然後把父親弄上去跪著，頭上還頂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頓毒打，然後再重來。從那天後，我就再也沒回去過。最後見到父親時就是慘死的那一幕：
當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親死訊，我立即從學校趕回家（學校離家約七、八里）。家門小半開著。那間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張簡陋的床和一條桌子，基本上就沒有多少空間。靠牆的火爐子，已經好久沒有使用了（因不准誰家燒火生煙）。一個盛水的沙鍋也是空的，家裡凡能下肚食物，連豆粒大的東西也一點都找不到。父親已經死去幾天了，頭搭在床邊上。
我走進隔一層壁頭的另一間，母親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叫了一聲「媽」，我從來沒有過的那種傷感，和著辛酸與淚水淹沒了我（每當我想到此，特別是用筆寫到這裡的時候，傷心悲痛和淚水也同樣一湧而來）。
母親輕輕挪動一下，我用耳朵貼近她的口邊，聽到她說：「你伯伯（父親）好慘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頭，剪了好幾次都沒有斷，叫喚得好凶，最後叫不出來了，卻過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們幾娘母都沒有見到過。白天逼著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鬥。隔了這樣遠也聽到他挨打叫喚的聲音。最後一次是被兩個人架著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來，倒在門檻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沒有吃過一點好東西了。」
走到父親身邊，他鼓著眼睛，頭斜在一邊，舌頭大半截掉出嘴來，我隨即反覆向下抹閉他的雙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狀，我流著淚喃喃地說：「伯伯，你解脫了，放心去吧！」然後用力撬開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線線還未斷的舌頭塞進他的口中，擺正了他那已經輕得多的遺體。
第二天，請了王文壁大哥簡單做了個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來幫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後來「農業學大寨」又把他的墳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這麼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