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麥德林市植物園入口處的環形展館，由建築師洛倫佐·卡斯特羅設計。
麥德林，哥倫比亞。
如果你去問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有什麼實例可以證明公共建築和公共空間具備讓一座城市重新煥發生機的力量，他們的回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都會是這裡。
二十多年前，這裡是帕布羅·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城市，最糟的時候全年殺人案發率每十萬人為381起。這個比率要是放在紐約市，相當於一年內有將近32,000人被殺害，一個完全不可想像的數字。
然而這座有350萬人口的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近年卻搖身一變，成了醫療和商業中心，旅遊業蒸蒸日上，公民自豪感通過公共建築和廣場的建設得到增強，並在高效、整潔的地鐵和電車系統中得到突出體現。地鐵將富人區和窮人區串聯起來，刺激了民營經濟發展，儘管它的造價引起了哥倫比亞國內其他地方的質疑，但在麥德林市民的眼裡，地鐵是大家共有的一個民主新生的象徵。有一次我在早上的高峰時間搭地鐵，看到人群給拿著拖把和水桶的清潔女工讓路，讓她擦地板。
那天晚上我的目的地是座落在陡峭山腰上的一個貧民窟，那裡的敵對幫派至今還會向越過無形邊境線的無辜闖入者開槍。市政府最近安裝了高度約400米的自動扶梯，高達700萬美元的造價引發了許多爭議，還不能和市內其他交通網路連通，但這裡的1.2萬居民原先要面對的相當於30層樓高的恐怖山路，現在被縮短為5分鐘的電梯傳送。我喘著大氣徒步往上爬，一路上看到荷槍實彈的士兵從我身邊經過，遛達著上山的媽媽在破舊的台階上歇腳，騎著三輪腳踏車的小孩兒順著陡坡往下衝。我來到一座顏色鮮艷的煤渣磚房，樣子破破爛爛的，趴在山巔俯瞰著腳下大片大片的鐵皮房子和露天排水溝。
這裡就是松巴塔(Son Batá)——一群從哥倫比亞喬科地區移民到這裡的黑人青年創辦的文化組織——的大本營。推廣喬科音樂和舞蹈的松巴塔，是麥德林的另一個公共項目的受益者，即「共享預算」。這裡的居民投票決定將一筆政府撥款用於增設學校、診所和大學獎學金。松巴塔就是靠這筆撥款聘請了音樂老師，添置樂器，還在它的總部新建了一個錄音棚。幾位樂手帶我去施工中的錄音棚看看。從另一個房間傳來音樂聲，悠揚的音符在市區的上空飄蕩，融化在夜晚溫暖的空氣裡。
此行本想看看麥德林的那些高屋建瓴、美輪美奐的新建築，結果同時也看到了有待完善的那部分。雖說還是不算低，但殺人案發率現在每十萬人已經不到60起了。建築顯然不是案發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這兩個因素之間是存在關聯的。放眼全球，那些趾高氣昂的建築人一門心思鑽研著形式的實驗，就好像美學和社會行動這兩大現代主義命題彼此是毫不相干的。麥德林證明它們有關，而且理應有關。無論是在這裡還是別的什麼地方，建築都是社會和經濟生態大環境的一部分，不這樣想，就等於將自己置於奢華、空洞的象牙塔裡。
麥德林的變革其實不像新建築的吹鼓手們描繪的那般美好，它既不順利，也不簡單。人們一般會把功績歸在塞爾西奧·法哈多(Sergio Fajardo)身上，這位建築師的兒子是該地區的地方長官，2004年到2007年任市長期間做了許多有遠見的工作。他力主推進了一項議案，利用基礎設施和引人注目的建築來促進教育和社區的聯動發展。
不過早在法哈多先生秉政前，城市的轉變就已經埋下伏筆，有精心指定的規劃原則，有特赦組織和反恐計畫，有德國人和聯合國發起的社區活動，而哥倫比亞政府也為瞭解決貧困和犯罪問題制定了建築干預方面的政策。
麥德林之所以顯得突出，跟它在都市文化方面的強勢有關，現在這一點幾乎已經成了城市名片。新任市長阿尼拔·加維裡亞(Aníbal Gaviria)花了一個小時向我描繪他的夢想，要把穿過市區的那條擁堵不堪的主幹道填平；沿著山腰建一條電車軌道，抑制貧民窟的擴張，軌道沿途用公共建築來形成綠化帶；對麥德林河進行治理；加大市中心密度——都是些聰明的、有公共意識的改進舉措。在這個國家裡，相對良好的經濟形勢給許多前瞻性的規劃項目提供了支持，好像每一任市長都得拿出一大堆的建築和基建計畫來似的，否則就有可能被人扣上短視或沒前途的帽子。
通過加維裡亞、當地設計師、商人以及社群領袖們的描述，我對這座城市的印象是，暴力問題——目前看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小規模販毒活動引發的——依然嚴峻，革新的成果尚顯脆弱。麥德林人對未來、對輕鬆的解決方案是心存疑慮的，在他們看來，建築就是建築，只是其中一面而已。與此同時，他們也看重公共建築和新的公共空間對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好處，認為在城市改造策略要有做長遠打算、立足於社區的智慧。
「一種整體推進，」亞歷山大·埃切維裡(Alejandro Echeverri)，當年法哈多麾下負責城市改造的其中一位高級建築師，是這樣闡述這種哲學的。
我是從波哥大出發到這裡來的，那裡的改造項目開始於1990年代末——和1992年奧運會前開始改造的巴塞羅那差不多——為麥德林的復興創造了條件。但是現在的波哥大日子不好過，那個著名的快速公交系統承受了幾倍於先前的壓力，居民對未來的信心一落千丈。
相比之下，麥德林還有堪稱死忠的地域歸屬感可以倚仗，還有自1930年代發端的一種優良的現代主義建築傳統，有一群得到了超常規的培養和提拔的年輕建築師，本地產業界也有志於促進社會繁榮——其中為首的是全市頭號企業：國有公共事業公司E.P.M.。
要想理解麥德林的建築復興，不弄清E.P.M.——麥德林公共公司——在中間起到的作用是不行的，這家公司承擔了全市的水、燃氣、環衛、通訊和電力供應。依照法律規定，它必須向所有房屋提供清潔的水和電力，即便是那些非法的棚屋，這點和波哥大不一樣，那裡條件最差的居住區連最起碼的便利設施都沒有，而麥德林是有一張安全網的。
不僅如此，E.P.M.的經營收益（每年約4.5億美元）會直接用於建造學校、公共廣場、地鐵和公園。麥德林市中心最漂亮的廣場中有一個就是E.P.M.捐助建造的。在東北區的貧民窟，E.P.M.出資在山頂叢林裡建了一座公園，並安排他們自己的電車來承擔到市區之間的交通。
費德裡柯·雷斯特雷普(Federico Restrepo)曾在E.P.M.主事，後來成為法哈多先生手下的一名城市規劃師。「在我們的設想裡，一切都是關聯的——教育、文化、圖書館、安全、公共空間，」他還告訴我，2002年這裡只有不到20%的學生考試成績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到2009年這個比例已經超過80%。
「顯然這不只是因為我們建設和改造了學校，」他說：「你必須提高教學和營養的品質，和建築結合。而從大局看，政府的目標應該是讓富人和窮人在教育、交通和公共建築上得到同等待遇。這樣你才能增強歸屬感。」
當然，歸屬感不是隨隨便便往老百姓頭上一放就行了的；還要通過一些細微而關鍵的方式來重申。在麻煩不斷的13區，「非暴力革命」(Revolución Sin Muertos)——不久前由當地一些反感黑幫文化的嘻哈青年創建的組織——的兩名成員領著我做了一次塗鴉之旅。在一個人頭攢動的街角，人稱「狗子」的基賽諾(Daniel Felipe Quiceno)和「AKA」阿爾瓦萊茲（Luis Ferando Álvarez）指著一幅壁畫告訴我，上面的四個人是他們的成員，被當地黑幫殺害了。「非暴力革命」在13區的很多地方都畫了壁畫；有時候當地居民會附上他們自己的標語以示支持。阿爾瓦萊茲先生說，壁畫能幫助人們抒發心裏的苦悶，宣告他們對此地的所有權。
前進是艱難的。離開聖多明戈區那些先進的新廣場、圖書館和電車站，翻越東北區的一座座小山坡，很明顯可以看到變化是劇烈而又細微的。埃切維裡先生和我約好早上在一個電車站碰頭，帶我乘車去東北區貧民窟看看。
「在法哈多來之前，我們就已經在考慮用電車改造周邊地區了，把電車站當作這些地方的神經樞紐，」他回憶道：「這些地方一向都是很有活力的，但跟城市沒有建立聯繫。」
我們的車經過大片的非法房屋一直往上開，各電車站沿著山腰上構成了一根商業開發的中軸線。我們在這個一度連警察巡邏都要小心翼翼的地方下了車，經過一些餐館、學校和服裝店，徒步走到了熱鬧的廣場，而後又來到西班牙圖書館——新麥德林最顯眼的標誌。
「這是播下了一棵信任的種子，」埃切維裡這樣形容這個經過改造後的居住區：「實體的改造主要是在公共空間上，但這只是個開頭。」他提醒我，言下之意是目前的發展還趕不上貧困的擴散。埃切維裡先生說，經常會有人到這個日新月異的地方來拍照，報紙上那些頭版報導都是好事，但無意中也導致一些官員更傾向於把注意力放到別處去，做一些政治上沒那麼複雜的項目。
他帶我參觀了投資400萬美元建造的西班牙圖書館：這三幢彼此相連的巨型石頭房子座落在450多米高的峽谷頂端，由天賦過人的波哥大建築師馬讚蒂(Giancarlo Mazzanti)設計，已經成為一個社區中心和城市象徵。它的外表給人留下極好的印象。
但裡面的問題很嚴重。整座建築是一個懸浮在外層的混凝土心牆包裹的鋼架結構方塊，外立面貼覆了黑色石磚——方塊裡面是更多的方塊，分別是閱覽室、一個兒童保育中心、一個禮堂，還有其他一些設施。整個工程粗製濫造，內部導向混亂，空間讓人感到壓抑；傳音效果糟糕，窗戶數量不足。
馬讚蒂設計的另一個圖書館要更出彩，但沒那麼吸引眼球，那就是位於拉德拉的萊昂·德格利佛圖書館，它也由三個建築組成，不過是三個建在石板基座上的懸倉，彼此之間有很好的連通，像一把扇子貼在山頂。屋頂相連的部分是和隔壁的一個公園聯繫在一起的。觀景視野非常棒。閱覽室和兒童遊樂區有一覽無餘的大窗戶。
埃切維裡帶我下山，來到東北區的另一座貧民窟安達盧西亞。以前這個地方盤踞著相互敵對的幫派，中間隔著一條被垃圾堵死的小河，如今這裡建起了一個綜合體育中心和一所學校，還有新的人行道，中高層的住宅樓，河上新架了一座橋。新開了幾十家商鋪。我去的時候看到男人有的在烈日下鑽到車底修車，有的喝著啤酒閒聊；放學回家的孩子懶洋洋地走著，站在橋上吃冰激凌。馬路上熙熙攘攘。
我在這裡遇到了正趕去上班的戈麥茲(Mateo Gómez)，這個20歲小夥子在市中心一家本地啤酒廠工作。他告訴我，電車把他的通勤時間縮短了一半，從兩個小時變成一個小時。
「西班牙圖書館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他還說。「不像以前那麼抬不起頭來的。不過我們還是缺文化空間，圖書館太早關門，局勢還不是很穩定。」
從東北的山區出發，我一路上又看了麥德林的一些新建築，其中多數在植物園的裡面或周圍。植物園曾經是麥德林的中央公園，後來因為太過危險而被關閉。有一陣子是打算廢棄這個園的。十來年前，多虧了當時的園長維里拉(Pilar Velilla)，再加上法哈多先生的支持，這個地方被挽救了回來。
埃切維裡在植物園的街對面設計了一座極富動感的科技博物館和一個公共廣場，植物園也經過了精心的整修，拆除了牆壁，入口處增建了一座精美的環形展館，由洛倫佐·卡斯特羅(Lorenzo Castro)和維雷茲(Ana Elvira Vélez)設計。
在最初聘請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另一座展館的提案被否決後，當地舉辦了一個競賽，旨在提攜麥德林自己孕育的建築設計青年才俊。最終獲勝的JPRCR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是雷斯特雷普）和Plan B建築師事務所（梅薩[Felipe Mesa]和貝爾納爾[Alejandro Bernal]）提出了「蘭景園」(Orquideorama)的方案，這是一個高20米的木質網狀罩蓬，懸在一片格狀庭院上空。它包含10個六邊形的花-樹構造，會收集新鮮雨水，像蜂巢一樣把它們匯聚到一起，形成了蘭花和蝴蝶保護區的安全屏障。這個罩蓬起到了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同時也是一道美麗風景。
然而最令人讚嘆的建築還是要屬幾個街區開外一個大垃圾場旁的文化中心，名叫「摩拉維亞」。這個中心是哥倫比亞建築大師薩爾莫納(Rogelio Salmona)生前最後幾件作品之一，一個類摩爾式的設計，有著精煉的簡約、通透、低調和開放性。這裡的負責人、藝術家烏裡韋(Carlos Uribe)帶我參觀了蜂窩式的地下排練廳、舞蹈工作室和露天劇場，兩側有低矮坡道的圖書館和庭院提供了人們迫切需要的安全感，是一處迷人的公共空間，在老師的看護下，孩子們在一個讓人想起阿爾罕布拉宮的噴泉裡嬉戲玩耍。
出於安全考慮，當局最近開始把垃圾填埋場一帶的居民轉移到城市邊緣的新居住區裡去，這個做法可以理解，但從城市規劃的角度是極其欠考慮的，因為遷徙會導致居民離開他們的工作，割斷以薩爾莫納的建築為核心建立起來的鄰里關係。
「當然，我們會繼續改善學校和街道的條件，」麥德林市長加維裡亞先生對我說：「但同時我們也要照顧好山和河流，這些地方在我們眼裡就像紐約的那些河流和中央公園一樣。」
這段對話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提出填平主幹道、在山上建有軌電車這樣的規劃議案，從政治上講要比去治理一些痼疾更容易一些，市政府在房地產政策上還是要保持警惕。離開之前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一座由1930年代的鋼鐵廠改建而成的漂亮建築——和8位年輕的建築師見了面。「我們在社會性住房、混合居住區的問題上還是考慮得不周詳：」建築和城市空間事務所合夥人穆爾西亞（Verónica Ortiz Murcia）對我的看法表示贊同。
「年輕一代的建築師普遍認為自己在這裡不容易找到機會，」另一位建築師奧爾梯茲(Catalina Ortiz)說。卡米羅·雷斯特雷普(Camilo Restrepo)和岡薩雷斯(Alejandro González)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他們的懷疑態度大概是我在麥德林見到的最令人振奮的一面了。畢竟這座城市在大踏步前進，用銳意新潮的建築充當催化劑。然而這裡的青年建築師提出的方案還要更有創造性。他們理所應當地認為他們的工作既是對形式的創新，也要擔負起建築行動的人道主義使命，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相比之下包括老一輩建築師在內的一些人關心的只是做出引人注目的建築，用來放在時髦雜誌的封面上。
在這座已經為更廣泛的平等做出過艱辛努力的城市裡，年輕一代身上散發著的不知疲倦的能量，讓我們有理由相信變革仍會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