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誦毛語錄的女孩（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澤東有句名言：「八億人民，不鬥行嗎？」大寨的陳永貴沒有上過學，高深的東西不懂，但是斗是知道，於是「斗」字成了大寨的「萬好之源」。陳永貴曾說：「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當時大寨有一首詩：「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鬥，大寨人的脾氣就愛鬥，七斗八斗不停休。」大寨村有個嬰兒，剛一週歲，不會說話，但已經有語言反射：父親對他一說「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父親一說「恨恨劉少奇」，他就咬牙做出痛恨之狀。地方報紙報導這個鬥爭神嬰，將其譽為大寨人鬥爭精神之一斑。
一天晚上，全生產隊男女老少集中在村祠堂裡評工分，評分前要由公社駐隊幹部帶頭學習毛主席語錄。那天駐隊幹部忘了帶報紙，便隨手一指牆上的毛主席語錄說：「我們今天就念這個！」文盲鄧六叔一看牆上的紅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說了一句：「寫得這樣馬虎，一個都認不到。」眾人哄的一下笑起來了。那牆上的語錄是村校美術老師按照毛的草體字原樣畫上去的，當時全國都這樣做，文盲鄧六叔不知道這個情況。有人告訴鄧六叔：「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寫的呢！」鄧六叔不以為然，還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麼都好，就是這手字寫得太潦草了，讓我們沒文化的貧下中農看不懂。我們要給他老人家提提意見，請他老人家寫工整點，讓我們貧下中農看得清楚！」眾人開懷大笑，駐隊幹部臉色卻早已變成豬肝色，怒指鄧六叔的鼻子吼道：「你這是什麼態度，膽敢惡毒攻擊我們最最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眾人肅靜下來，駐隊幹部不依不饒，雙手叉腰，突然站到記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員同志們，剛才鄧老頭對毛主席的惡讀攻擊你們都聽見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是要我們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鄧老頭就是混在我們貧下中農隊伍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鄉親們趕緊求情，說鄧六叔不是階級敵人，而是世代貧農，只不過是喜歡開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隱藏的反革命。可是這些話都沒用，第二天縣公安局開來了吉普車，把鄧六叔帶走了，還順便把村裡的幾個老地主也一同帶走，說他們是同夥。鄧六叔天天被提審，可是實在交待不出什麼，兩個月後只得把他放回來，而反革命的帽子還戴著。
1967年，全國家家挂毛澤東像，《毛主席語錄》人手一冊。一天早上，小學生王同學正在大院的公廁解手，聽見小夥伴喊他上學，便匆忙起身，大聲應答著跑了出去，絲毫沒有覺察褲兜裡的紅寶書不慎滑出，落入茅坑。不一會兒，有人發現茅坑裡有一本《毛主席語錄》，立即向派出所舉報。民警立即趕來，王同學被叫回。十歲的孩子被單獨隔離談話，讓他承認故意把紅寶書扔進茅坑。孩子雖小，但父母從不教他撒謊，堅決否認故意。民警進一步詢問老師和鄰居，調查其家庭政治背景，其父是老八路，根紅苗正，沒什麼污點，最後民警告訴學校，給王同學記過一次。事後，王同學為了加入紅小兵，去新華書店又請回一本《毛主席語錄》。可是沒有用，因為有前科，他加入紅小兵的迫切願望始終沒有實現。
陝西省鳳翔縣范家寨有個嵇根醜，與老母親相依為命。根醜運氣不錯，當兵很吃香時當了兵，不久還入了黨，當了班長。他夢寐以求的是能當上排長，排長與班長雖差一級，卻是軍官與士兵的分界線，士兵服兩個兜，一當上排長就能穿四個兜，四個兜是幹部服，當上幹部，後半輩子就不愁了。可是根醜是個老實人，此後一次次提幹的機會都從他眼皮底下溜走了，自己毫無辦法。那些比他表現差的都提拔了，惟獨他，年年受表揚，年年原地不動，還是班長，只有幹活的份，沒有提拔的命。根醜心裏雖窩火，卻不敢流露出一絲一毫不滿，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運的人。1972年，根醜復員了，政府對復員軍人有安置政策，可是三年過去了，也沒人安置他。那些比他復原晚的，因與大隊幹部沾親帶故，或因心眼靈活，靠手榴彈（酒）、炸藥包（點心）和二十響（煙）之類開路，陸續都安排了，惟有根醜，依然戰天鬥地，奮鬥在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那時一個勞動日的價值只合六分錢，陝西最便宜的羊群牌香菸一盒九分錢，勞動一天還買不到一盒最便宜的香菸。根醜家底薄，一年勞動所得甚至連買返銷糧的錢都不夠，哪有錢送禮。有一年春節，根醜想給老娘買半斤肉，可是沒錢。根醜絕望透了，從此性格變了，愛發脾氣，動輒上火，故意找幹部的茬。隊長派工挑水抗旱，根醜一根扁擔挑兩個墨水瓶來了，隊長一見就來氣：「根醜，你這叫抗旱？」根醜振振有詞：「毛主席說了，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隊長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終於有一天，隊長忍無可忍，大罵根醜，根醜也爆發了，掄起鐵锨將隊長打傷。公安來人把根醜帶走，關進牢裡，根醜認為沒什麼大事，關幾天就出來了。提審時，牢房外高喊「稽根醜，出來」，牢房內根醜可嗓子吼唱秦腔《紅燈記》裡李玉和的唱詞：「獄警傳，似狼嚎，我邁步出監。」結果出乎根醜的預料，他沒有被判傷害罪，而被判破壞毛主席號召農業學大寨罪，刑期五年。寶雞地區軍分區政委兼寶雞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知道了，發出指示：「這個案件不同一般。這傢伙曲解毛主席語錄，為自己的反動行為作掩護，污蔑大好形勢，審訊時還說農民吃不飽，糟蹋樣板戲中李玉和的形象，這是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我看要判處死刑。」槍斃嵇根醜那天，幹部、社員奉命去縣城觀看公判大會，參加大會的給記半天工分。
福建一位果農向人傳授嫁接技術，被人檢舉，說是與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糧為綱」唱反調，煽動社員走歪門邪道，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被送進學習班。
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從長沙回到家鄉道縣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正趕上道縣大屠殺。其父蔣勛，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道縣一中校長，因出身不好，此時被開除回家，與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次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裡面。蔣曉初以為自己是大學生，毛澤東思想學得好，就跑到大隊部宣傳毛澤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思想，試圖說服那些已經瘋狂的幹部，結果立即被關起來。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蔣曉中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鐵砂，但還沒有倒下，仍然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民兵聶某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蔣曉初的頭顱，接著又砍下弟弟蔣曉中的頭顱，兄弟二人的屍首都被踢進河中。
1964年社教運動期間，湖南道縣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的社員都不對書記何代余提意見，只有貧農何代井站出來給何支書算賬，還打了他一耳光，何代余殺了自家一頭豬用於退賠。1967年道縣殺人風一起，何代余書記覺得報復何代井的機會來了。他在大隊幹部會上說：「搞階級鬥爭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幾個四類分子，那些一貫調皮搗蛋的壞傢伙也要幹掉他個把子，讓毛主席的光輝徹底照耀我們吊高樓大隊！」何書記能說會道，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好，用得活，懂得飯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個一個打。他先安排何代井出面請求消滅四類分子，何代井不願意幹殺人的營生，何代余語重心長地批評他階級立場不穩，屁股坐歪了，與他一同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彷彿煥發了青春，提著明晃晃的馬刀，村裡村外趕著去殺人，一時成為令人矚目的殺人英雄，出盡了風頭。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差不多殺乾淨了，上面傳話來了：禁止濫殺。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隊民兵營長和革委主任開會，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何代余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拚命，就想出一個智取的辦法。那天中午，有人通知何代井去大隊部分花生和紅瓜子。何代井早早來了，坐在大隊部的門廊裡抽煙。何書記一聲令下，三條漢子衝上來，一頓扁擔打斷了何代井的手腳，然後立即召開群眾大會，當場宣布何代井打人殺人，連小孩也不放過的種種惡行。群眾義憤填膺，一致喊殺。人們趕來一頭雄壯的牯牛，用一根粗索子套住何代井的雙腳，倒掉在牛背後，把何代井拖到兩里路外的尖尖嶺上。到了尖尖嶺，何代井渾身皮肉全被拖爛，十幾個民兵又用鳥銃對著他打了一陣。
一個姓羅的農民，撕了《毛主席語錄》給兒子擦屁股，被人舉報，說這是對無產階級大法寶的極大的蔑視，屬於嚴重的惡毒攻擊，關進翠屏山專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號號子。
任毅是在江浦縣永寧公社插隊落戶的南京知青。1969年夏初，任毅在門上貼出兩句毛在不同場合說過的彼此矛盾的語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表示對上山下鄉的不滿。當時知識青年中流行一首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任毅在此歌的基礎上重新填詞改曲，創作出一首表達知識青年思鄉情緒的新歌《我的家鄉》。此歌立即被廣泛傳抄。8月，蘇聯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華語廣播播放了這首歌，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當時正值中蘇兩國邊境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非常激烈的時期，一個月後，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開始口誅筆伐這首歌，將其性為反動歌曲，「說出了帝修反想說的話，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聲音」。11月，江浦、寶應等縣開始批判《我的家鄉》，任毅的母校開始追查歌曲作者，任毅預感大禍臨頭，就向公社、縣負責知青工作的幹部承認了自己是《我的家鄉》的作者，寫了書面檢查。1970年2月12日，上海、南京兩地公檢法軍管會開始對《我的家鄉》一案進行聯合調查。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的當晚，武裝軍人以「創作反動歌曲，破壞知青上山下鄉，干擾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的罪名，將任毅逮捕，作為重大反革命進行專案審理。辦案人員還查到任毅下鄉期間曾發表如下言論：「現在學生天天學政治學毛主席語錄，學不到文化知識，是掛名的中學畢業生，今後中國科學技術靠他們怎麼行？」「美、蘇宇宙飛船上天，我是十分關心和羨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們還在一鋤一鋤地幹活，太落後了。」他們指控他這是攻擊社會主義制度。3月21日，新華日報社革委會向江蘇省委呈送了關於《我的家鄉》出籠經過的專題報告，並擬定了批判《我的家鄉》的報導計畫。與此同時，南京市組織幾十場批判任毅的大會。從被抓到8月3日被判決，五個月裡，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會上為死刑犯陪綁（陪綁者事先不知究竟誰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5月20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向市委呈送《關於現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結案處理報告》，稱任犯出身反動家庭，長期收聽敵臺廣播，散佈反革命言論，污辱寶書寶像，歪曲毛主席語錄，最後發展到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流毒深廣，罪大惡極，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經研究決定，判處現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執行。6月6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報省委審批。省委主要負責人考慮到任毅年紀輕，經歷簡單，親自作了批示，決定判其十年徒刑。8月3日，公判大會宣布了這個判決。十年後的1979年，任毅走出牢獄，重見天日。
東北朝鮮族有一個叫樸和均的人，早年從朝鮮移民到中國，文革期間被打成歷史反革命。他的妹妹是街道婦女主任，屬於共產黨的幹部培養對象。哥哥被打成反革命之後，領導要她必須和哥哥劃清界限。樸和均的弟弟有三個兒子，老大是縣武裝部長，老二是工廠廠長，老三是縣政府工作人員，他們的領導也要求他們必須和自己的親伯伯劃清界限。1967年7月的一天，妹妹帶著三十多名親友，高喊著「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等口號來到樸和均家，要革樸和均的命。當時兩派開批鬥會都把樸和均抓去批鬥，脖子上掛上幾十斤重的濕木板，上寫「歷史反革命分子樸和均」，名字上還用紅筆畫叉，以至於樸和均的脖子幾乎天天血肉模糊，臉腫得認不出來，脖子和頭一樣粗。渾身是傷的樸和均看到妹妹來了，艱難地從床上爬起來問候妹妹：「你來了。」妹妹則開口吼道：「樸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告訴你！老老實實交待問題！要不決沒有好下場！」樸和均已經六十五歲，比妹妹大了整整三十五歲。在朝鮮族，小的對大的這樣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個荒謬悖逆的年代，樸和均只好忍氣吞聲：「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妹妹接著吼道：「你還坐著幹啥？站起來！」樸和均低著頭，彎著腰，哆哆嗦嗦硬撐著站了起來，他的親人們在他血肉模糊的脖子上掛上那個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濕木板，跟在外面被外人批鬥一樣的「待遇」。
妹妹逼哥哥背毛主席語錄，哥哥全身發抖，結結巴巴背不出來，妹妹再次怒吼：「你連毛主席語錄都背不出來，你有什麼資格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樸和均的三侄子則掏出手槍，對準伯伯氣洶洶地喊：「你知不知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你說！你說！」他們邊喊邊靠近樸和均，已經變得六親不認。樸和均的十幾歲的小女兒，從小就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此時看到堂哥和姑姑也變得這樣沒有人性，頓時怒不可遏，衝了過去，擋在他們面前，一邊保護著爸爸一邊大聲吼道：「你們來幹啥？！滾出去！」二堂兄啪啪打她兩個嘴巴，把她重重打倒在地，邊打邊罵：「該死的，你幹啥？！你為什麼還不劃清界限？！」二侄子、三侄子同時用手槍指著樸和均喊：「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垃圾？你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垃圾！」樸和均在妹妹、侄子和三十多位親戚面前連聲說：「是，是，我知道，我知道。」這次家庭批鬥會之後兩個月，樸和均被抓走接受改造，且不准家人探望。一年半以後，1969年4月，勞改農場來人通知：樸和均已經死了，趕快去辦理後事。家人到時，樸和均已被扔到一個亂石堆裡，一條破被子裹著。小女兒哭著說：「爸爸，讓我再看看你的臉吧。」這哪是爸爸的臉啊，已被打得認不出模樣了。現場監視的人擔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連一把鍬都不敢借給死者的家人。樸家人只好一邊哭，一邊用手挖了一個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樸和均。
1966年9月，北京紅衛兵大抄家，驅逐近十萬人離開北京回鄉下，北師大附中初中學生聞佳及其母親也在其中。有一天聞佳偷偷回北京看看，卻不幸遭歹人強姦。絕望中，聞佳來到自己的學校，從窗戶爬進教學樓二樓的一間廁所，想在裡面絕食而死。這間廁因長期無人打掃，又髒又臭，被釘死了，不再使用。幾天後，躲在廁所裡絕食的聞佳在昏迷中呻吟，被校衛隊發現。盤問時，聞佳供認自己痛恨文化大革命，痛恨毛澤東，並供出在廁所裡撕碎了一本《毛主席語錄》。西城區立即將其拘留判刑。1979年，聞佳和全國所有因惡攻罪被判刑的人一起獲得釋放。
銅山縣東方紅公社社員叫陶德寶，出生於地主家庭，父親在刮共產風時被抓去勞改，死於非命，母親帶著弟弟妹妹改嫁他鄉，只剩二十來歲的陶德寶風掃地、月點燈孤身一人，瘦得像根蘆柴棒。在生產勞動中，陶德寶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樣的重體力活，別的男勞力記二十個工分，卻只給德寶記十個工分。隊長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地主是剝削貧下中農的死對頭，他們人還在心不死，讓他們子女用勞動償還剝削債務，這叫父債子還、天經地義。」有一年春耕，隊裡耕牛不足，隊長號令社員以大寨人為榜樣，發揚戰天鬥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務，明確宣布：用四齒耙翻地達標者，每畝可得五十分，多勞多得，一視同仁。陶德寶起早摸黑，風雨無阻，吃在田頭，三天翻了一畝地，成為生產隊刨地最快、質量最高的人。可是評定工分時，隊長照樣對陶德寶打折扣。一些社員也覺得隊長做得有些過分，拿「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現」跟隊長辯駁，隊長堅持說，對待階級敵人就是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
婦女隊長楊曉美給陶德寶出了個點子：「德寶啊，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還是破費一點，買些菸酒，請隊長撮一頓，對頭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寶言聽計從，用平時省吃儉用積攢的錢買來菸酒魚肉，請女隊長操辦了一桌酒菜，副隊長、貧協代表和記工員作陪。隊長被讓到上席，德寶敬煙斟酒，作陪的人眾星拱月。趁著隊長酒興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幫德寶說好話，貧協代表說：「隊長啊，德寶這孩子雖然出身不好，可表現還不賴嘛！幹活從不投機取巧，從政策上講也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說‘不殺頭給飯吃’，今後要搞同工同酬嘛！」婦女隊長旁敲則擊：「咱隊裡最缺的就是婦女勞力，大夥兒扶持點，幫德寶娶個媳婦，不但德寶添人進口，生產隊還增加了婦女勞力。」酒足飯飽，隊長接過婦女隊長拿來的熱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將桌上的半包飛馬牌香菸裝進口袋，打個飽嗝，離席而去。出門後，隊長獰笑著冒出一句話：「呵呵，沒想到你們串通一起擺鴻門宴，想拉我下水。沒門！」三天後，陶德寶被公社專政隊捆去，關進黑屋子，白天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隊游村批鬥，罪名是妄圖腐蝕拉攏革命幹部。一個星期的批鬥之後，待放回生產隊時，陶德寶就像渣子洞集中營裡的華瘋子，衣衫襤褸，傷痕纍纍。
自此以後，陶德寶上工懶懶散散，幹活魂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餓狼，透露著一種讓人膽寒的戾氣。隊長加倍報復他，工分剋扣得更狠，欲置其於死地。轉眼到了秋天，隊長一如既往，鼓勵大家發揚大寨精神，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大打土地翻身仗。被隊長逼得走投無路的陶德寶似乎改變了思路，不再省吃省用，甚至還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時還學著別人的樣子抽一支煙，喝一口小酒。開工刨地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個發，換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鐵齒耙打磨得寒光閃閃，像戰士出征拚殺。陶德寶在隊裡幹活從來不挑肥揀瘦，隊長宣布了刨地任務後，所有的好地塊都被人搶光了，剩下一塊堅硬的鹽鹼地。德寶來到這塊地頭，脫去上衣，抱起釘耙，大幹起來。別人刨一陣歇一會，德寶卻像上足了勁的鬧鐘，一刻不停。中午社員都回家吃飯了，德寶卻舀一瓢地溝水，將帶到地頭的飯菜泡一下，風捲殘雲地吃下，接著又干。三天後，隊裡對所翻土地進行評比檢查，陶德寶的地塊雖然差，可他深翻細耙，質量上乘，獲得眾口稱讚。評比小組主張給陶德寶同工同酬，超額部分獎勵，可是隊長如死豬不怕開水燙，就是不開口。隊長獨裁，社員不滿，德寶更加忿恨。過去隊裡評工分時，德寶像幽靈一般遠遠地轉悠，這一次他卻與隊長形影不離，甚至敢與隊長較勁。隊長當著大家的面說：「你是地主狗崽，能讓你活著就是寬大，你勞動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貧下中農搞平衡沒門！」陶德寶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導‘不殺頭給飯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隊長輕蔑地說：「你去死吧！死一個階級敵人連一條狗都不如！」
隊長與德寶打嘴仗，眾人都不敢摻言。暮色降臨，晚風吹來，兩個鬥嘴的人打了個寒顫，才發覺眾人早已收工回家，大地空曠寂靜。隊長滿臉怒氣地往家走，陶德寶尾追著隊長。突然德寶拽住隊長的衣角，哀求道：「隊長啊，我跟你無仇無怨，你幹嘛和我過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嗎？你莫非真的不讓我活了？」隊長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開德寶的糾纏繼續走路。從地頭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離，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極的陶德寶迅速貼近隊長身後，雙眼噴火，猛地舉起釘耙，對準隊長的腦殼死命錛去。一聲悶響，隊長倒地，兩條腿顫抖著，踩蹬著。釘耙的兩根鐵齒從隊長的頭頂直穿透下頦，把上下牙床鉚在一起。陶德寶嚇呆了。村裡燈光點點，黑暗已吞沒大地。一個女人的呼喚聲從村子裡傳出，那是隊長的老婆在呼喚她的男人回家吃飯。陶德寶從麻木中醒來，跌跌撞撞地向呼喚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寶雙膝下跪說：「嫂子你莫喊了，隊長我已經把他打死了！」半個月後，地主崽子陶德寶被槍決，罪名是地主階級報復殺人罪。
蔣文明是道縣楊家公社的秘書，文革開始後變為公社紅聯司令。1967年8月14日，蔣文明召集各大隊幹部會議，準備對四類分子大開殺戒。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歷史反革命鄭元讚的老婆鐘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裡。」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接著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面了！」前進大隊支書感嘆道：「階級敵人這麼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聽了大隊支書們的發言，蔣文明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學完語錄，蔣文明說：「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只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干！」當晚蔣文明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大隊，主持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議，會上討論了鐘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問題。15日晚，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佈置，召開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訓話會。鄭會久喝問鐘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鐘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鐘佩英被捆綁起來帶走，用鋤頭棍棒將其活活打死。鐘有兩個兒子，一個二十歲，一個十八歲，他們把鐘佩英打死以後，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湧到鐘佩英家，把已經上床睡了的兩個青年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打死。事畢之後，他們到鐘佩英家集中，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睡覺，便將鐘家餵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一鍋燉了，又打來燒酒宵夜。雞叫了，眾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散去。天一亮，鄭會久早飯沒吃就急匆匆趕到公社，將搞掉鐘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8月17日上午，蔣文明主持召開各大隊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