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被權力操弄時，知識份子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隊從河北固安縣來到北京的遊行隊伍正在喊口號：「毛主席萬歲!」一位老人上前表達反對意見，一個中年人呵斥他說：「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內應!」老人不理睬，中年人便出打了他兩個耳光。
這個中年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他於次日發表聲明說，不但不後悔，以後遇到類似情況還要打人。他的言行在網路上得到很多支持，但來自知識份子的回應大多是批評、譴責和鄙視。
在近日發生的反日遊行及其引發的打砸搶騷亂中，知識份子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大多關注公共事件的知識份子都通過文章、微博和網路論壇發表意見。
權力交替時的民意操弄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在新浪微博上說，「中國許多城市發生了嚴重的社會騷亂。1、這是底層民眾對社會強烈不滿情緒的極端宣泄；2、釣魚島事件使這類宣泄披上了愛國主義外衣；3，證明無社會組織的街頭行動會導致打砸搶燒；4，政府要檢討社會秩序失控的原因及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5、主流媒體要檢討中國特色的愛國民粹主義的危害。」
專欄作者許知遠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慈禧的默許，義和團不可能進京，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這場社會騷亂，也伴隨著新的權力交替。」
本週二，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座車遭到示威者包圍，藝術家艾未未拍下了這一場面。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最後一場「真正的」群眾抗議活動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他們試圖把此事描繪成自發組織的行動，但有太多細節顯然是經過非常精心的策劃。」他認為，中國領導階層試圖操弄民意的手法太過「天真」，感覺像是60年代。
此次反日有多少民意?多少組織?
愛什麼樣的國家？
知名學者崔衛平的一則言論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她說：「即使是官方允許釋放的，即使出現了那麼醜陋的表現，但是也不能抹殺所有人的愛國熱情。將一切歸結為官方背後操縱，認為人民僅僅是被動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發的可能空間，不承認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點，無助於從實踐中培養和呼籲公民的責任感及理性精神。」同時她反對用「義和團」、「文革」來描述當下，擔心「給鎮壓提供理由，那才是真正的倒退。」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哲學學者周保松表示，「我不是不愛國，是這個黨，這個政府，讓我沒法好好的愛我的國。我們今天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完整地毫無保留地愛我們的國。」
北京大學研究傳媒的學者胡泳在微博上轉述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言論：「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在弱者身上發泄怨憤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與政治學教授劉擎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文章，借評論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作《叫魂》說：將「使用日貨」與「賣國行徑」相等同，這種「邏輯關聯」與叫魂致命的觀念相比，或許少了舊日的「迷信」，卻同樣朦昧荒誕。而促發這些瘋狂舉動的社會心理是越來越嚴重的不滿、鬱悶、恐懼和義憤，滋生於一個缺乏平等、正義和法治的社會環境。這些暴戾之氣只有借用愛國這個安全而正當的名義才得以宣泄。
在弱者身上發泄怨憤乃「今古奇觀」
針對網民轉發魯迅言論：「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經濟學家許小年說，「在弱者身上發泄，風險低，成功概率高，正如阿Q總要擰小尼姑的臉，從不敢找蹂躪他的趙太爺理論。這多年了，先生筆下的阿Q仍是國人的典範。」他還對反日遊行嘲笑道：「鬧到同胞不敢上路，如此愛國，今古奇觀。」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表示心情沈重，他感嘆說：「中日關係時好時壞這麼多年，國內出現了很多反日派，也有一些親日派。但似乎沒有看到知日派。我們對這個恨之入骨的鄰居究竟瞭解多少呢？他們的國民和政府究竟在想什麼？他們的思維方式與我們有何差異？民國的時候還有戴季陶、蔣百裡、王芸生這些知日派，而今幾乎數不出一個，整個民族上下都被情緒擺佈。」
這些批評與思考的言論，對於街上正在發生的反日遊行與騷亂，看不出有什麼影響，這讓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反省自己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