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香港保釣船登陸釣魚島，演變到日本政府在9月11日從私人手裡買下釣魚島實行國有化後，中國大陸反日遊行徒地高漲、愈演愈烈，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至18日已蔓延到一百二十多個地域城市。在反日浪潮中，有不少地方已經陷入暴徒化，打、砸、搶、燒的恐怖場面通過網路傳遍世界各國，使人感到震驚，像是發生一場暴動，而不是一場文明國家的抗議示威行動。
大陸民眾表達憤怒與愛國的瘋狂反日運動，令人聯想起一世紀前的義和團，也令人聯想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義和團的拳民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殺外交使節、殺洋人、搗毀教堂、搶劫財物、終至挑起國家爭端；紅衛兵拿著「造反有理」的尚方寶劍到處砸打燒殺，導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近千萬人，幾千年的文物古蹟幾乎給毀滅殆盡，導致國家頻臨崩潰的境地。現今大陸的反日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擴大，在高喊「愛國無罪」的口號下，不僅衝擊外國使館，砸打搶燒日資店舖、廠房，也砸打搶燒自己同胞的商鋪、汽車、財物，有些地方甚至搶掠法國家樂福，搗毀美國麥當勞，香港親共人士李嘉誠旗下的屈臣氏商店也遭到掠奪一空，鋪面被夷為平地。這是中共掌權後實施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果」，也是打著「愛國無罪」的旗幟所取得的驚人「成就」，相信世界上很難找出這麼腦殘的愛國者。
愛國無罪這句話不是中共發明的，其由來應追溯返1930年11月23日，中共外圍組織「救國會」七位領導人被國民政府逮捕一事，史稱「七君子」事件。這七人是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瀋鈞儒、史良。當時「救國會」組織「抗日救亡」運動，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實為製造動亂，國民政府拘捕了與中共有著千糸萬縷聯繫的所謂「七君子」。後來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發起「愛國無罪，救國入獄」運動，為營救這七人而奔走。愛國無罪這句話當時是帶有強烈的反政府色彩，與現在中共的所謂愛國無罪不可同日而語。
18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稱，這次反日遊行示威是民眾自發性的，與政府無關。根據中共法律，民眾必須事先向公安機關申請，獲得批准後才能上街示威遊行，證之以往，當局通常不會批准民眾舉行示威遊行。但從今次反日運動風潮來看，同一日，在全國一百多個地方，彙集幾千甚至近萬人大規模遊行示威，如果沒有中共政府的首肯以至支持根本不可能出現，更有甚者，這些青中年人到處砸汽車、搶東西、燒店舖，像流氓土匪一樣的行動，已經超越反日的訴求範圍，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現場的警察、公安人員持消極放任態度、袖手旁觀，既不阻止也沒逮捕，顯然是慫恿、默許這種暴力破壞行為。
保釣遊行、反日抗議示威、表達愛國心，本身沒有錯，但拿著愛國無罪這塊免死金牌去打、砸、搶、燒，只能讓世界看清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的素質與法治觀念。中共知道高舉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思的意識形態已經不靈了，利用民眾盲目的愛國情緒來反日、轉移政治上的危機、掩飾國內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利用中日兩國的歷史恩怨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對日的外交籌碼。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於16日也發起保釣遊行示威，譴責日本國有化釣魚島。據稱有近千人參加，卻沒有大陸的打砸搶燒暴力行為，一切都是在理性、和平、有秩序的進行，並井然有條的結束，體現出香港居民的素養，也表現出「一國兩制」的香港人的法治與文明。同是中國人，同樣舉行反日遊行示威，卻反映出接受中共國民教育洗腦的大陸人與沒有接受中共國民教育洗腦的香港人完全不同之處。
英國作家薩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說：「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對今次中國大陸反日運動的「愛國無罪」論可謂一針見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