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上一篇博文「中共十八大上的300軍方代表」，羅列了今年十八大上軍方代表的鼎盛陣容，軍委辦公廳系統、總參、總裝的部門主管幾乎悉數當選，其餘多為總政、大軍區、軍兵種司令、政委等軍中實權派。
這麼多軍中實力人物當選十八大黨代表，到底意味著是中共宣稱的「在組織上始終牢牢掌握著對這支軍隊的控制權」，還是說明軍方勢力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日益加強？這還真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作者「榴炮三連」的身份是鳳凰臺的記者，當然認為是黨牢牢控制著軍隊。但他也不忘記列舉歷史上軍隊影響較大的幾個時期：
「軍隊在黨內所佔之比重，以中共建政前的40年代中期為最高，中共七大選舉軍中產生171名黨代表，佔總代表31.3%。以中蘇關係緊張為背景的中共九大中，軍隊代表人數上升至422名，佔總代表27.9%，此後歷屆黨代會呈下降趨勢，逐步穩定在一個十位數的固定值區間。」十七大黨代表共2,217名，軍方代表為296名；今年十八大黨代表共有2,270名，軍隊代表為300名。從佔比來看，都在13%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軍方黨代表的身份及今後中央委員人選與政治局人選。
今年中國政治形勢非常特殊，據說前一向涉入薄案被調查的軍隊高官劉源、張海陽、朱和平都成為十八大的軍方黨代表，這三人當中，只有劉源是十七大軍方黨代表，張海陽（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之子）與朱和平（朱德之孫）都是本屆新晉成員。已經明確身份的出身於紅色家庭的軍方代表還有幾名：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上將是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子，第42集團軍軍長尤海濤少將是原廣州軍區司令員尤太忠上將之子。
近幾年以來，軍方人物常就外交、軍事乃至政事發言已是常態。今年薄熙來案發之後，軍隊事實上已經捲入了中國的上層權力鬥爭。這至少有兩方面信息可以佐證，一是薄熙來與軍隊的關係，《華爾街日報》曾蒐集各種資料，於2012年5月27日發表了一篇《薄熙來案背後的軍方因素》，其中提到了兩位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的軍中太子黨成員，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張海陽（兩人均是上將軍銜）。二是中國解放軍報頻頻發表文章，要求軍隊忠於中共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解放軍報》8月1日發表的社論更是出語驚人：「在我軍歷史上，不管形勢多麼險惡，從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隊投敵叛變；無論野心家多麼狡詐，從來沒人能夠利用軍隊實現個人陰謀。」——按照中共統治期間的讀報方法，這篇社論的真實意思是說，有人曾想利用軍隊實現個人陰謀，只是沒有成功而已。
鑒於軍隊對中國政治及外交干預力度日強，中國會不會從軍人干政走向軍政府，應該成為考察中國政治動向的一個維度。中國現行黨政軍合一的政治體制源於最初的軍事管制（典型是遼瀋戰役後在遼寧實行的軍管），二者之間始終連著一條臍帶；加上中共至今仍然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奉為行動綱領，從目前這種黨政軍合一體制過渡到軍政府的通道始終半開半合。「文革」時期，毛澤東曾在全國實行「三支兩軍」（1967年1月23日-1972年8月），即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的群眾）、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這種「三支兩軍」事實上就是軍管。據記載，1967年前5個月中，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就對全國7,752個單位實行了「軍管」，並對2,145個單位實行了警衛保護，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個銀行（佔全國銀行的42%）、547個廣播電臺（佔全國廣播電臺的24%）、111家報社（佔全國報社的53%）、10個鐵路局（全國共18個鐵路局）。
中共相信，每當物價飛漲、物質供給陷入混亂、政府面臨難以紓解的財政困難，用軍事管制的方法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中共這種歷史記憶既來自於自身的發展史，也來自於中國近代史的經驗。自清末以來，百年動盪，弱肉強食，「太平天國」以後，中央體系崩潰，令「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漸漸演化為真理，軍事割據興起。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政客、黨人、士紳、知識者、商人、買辦、幫會、農民等各種勢力，都必須和軍閥打交道。所謂「共和」政府不能依靠憲政運作，只能藉助武力維持。
必須說清楚的一點是：中國從1910年代後進入的軍閥統治時期，與中共一黨實施的軍事管制不同。民國時期的軍閥們治理地方，往往聯合受過教育、曾有過功名、在當地有經濟實力甚至獲得官銜的士紳們共同執政，即「軍」與「紳」共治天下。這種軍紳政權形態雖然混亂，但卻不是「專政」。簡言之，民國時期的軍閥統治，除了統治者與民眾之外，還有「社會」，即各種民間自治組織以及新聞自由，社會活動空間遠比中共統治寬鬆。
中共政權脫胎於當年在延安的軍事政權，以獨裁專制為特點。後來學習蘇聯，完成了從軍政權到黨國的轉型，形成了一黨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包括管理宗教）的黨國政治。但中共歷代領導人都清楚知道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於「打天下」，因此也只有依軍事力量與專制機器才能「坐天下」。此種信念也滲透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歷次高層內鬥中，勝利者往往憑藉軍隊的支持奪取權力（如1976年「打倒四人幫」）。因此，中共最高領導兼軍委主席一職成為定制，最高領袖檢閱部隊是其宣示其對軍隊控制力的重要儀式。特別是在內部不穩定時，最高領導層更是常常要求軍隊表態向領袖效忠，以示自己對軍隊的掌控力，例如今年胡錦濤便反覆要求軍隊將領表態擁胡。
軍人上臺宣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通常藉口是清除腐敗，中國政府及黨務系統的腐敗非常嚴重。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過程中對軍隊的依重，已經超過了改革以來的幾次權力交接。習近平最近的「消失」與中國當局對其「消失」的支吾其辭，更讓人覺得十八大權力交接面臨種種變數。再結合十八大軍方代表的名單中的紅色家庭第二代人選增多這一特點考慮，對於中國重現軍人干政的擔憂，並不完全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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