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李婉君編譯報導】據《金融時報》9月12日（週三）報導，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的新舊領導層過渡都會在政府支出方面出現大的躍升。
儘管存在有關中國經濟放緩的擔憂，諸多跡象表明，這種由政治推動的投資熱潮傳統，將在下個月中央和地方的新領導班子就職時再度自我印證。
「在中國，經濟與政府過渡之間的聯繫極度緊密，也許比在西方國家還緊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說。
目前，中國的省級和市級政府已經揭示了它們的支出計畫，總額超過10兆億元人民幣（1.6兆億美元）。強大的中央規劃機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也已批准了價值約1兆億元人民幣的的城市軌道、公路和水路項目建設。
懷疑論者指出，要湊齊給這些雄心勃勃的計畫的經費將會極度困難，中國的經濟並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多的投資增長。
但是，即使這些確切的目標不能實現，這一颶風式的公告凸顯了在中國的經濟中，存在著更深的政治推力，不管在過去的三十年已經取得了何種發展。
「這就像中央政府正在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為標準，讓地方政府舉辦比賽。誰能提供最好的GDP增長率，誰以後就能獲得晉升。因此，這種對投資的激勵就必然存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師黃海洲（Huang Haizhou 音譯）說。
隨著中國今年的增長率降至7.5％-這將會是在超過二十年中中國最緩慢的增長，這會令刺激官員們去推動增長率的力量就會更強。
最近幾週，中國已宣布的投資項目被形容為「刺激」措施來支撐磕磕絆絆的經濟。其中，貴州省希望斥資3兆億元人民幣來促進旅遊業，重慶市的目標是在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如電信業中，投資1.5兆億元人民幣。
但這些刺激政策的「標籤」沒有切中要害。在宣布的這些投資計畫背後，最重要的因素是一個更廣泛的政治環境，而不是直接的經濟問題。
中國每隔十年要更換其最高領導人，每隔五年會對其他高級官員和地方領導人進行洗牌，大約在同一時間，會召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這個政治週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顯而易見，在中共召開黨代會時，就出現了投資上的躍升，如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2002年和2007年。
外部世界一直專注於誰會接掌中國的最高領導層。然而，這種繼承對投資的影響，是被新的地方官員在推動。
「當新的幹部在地方就任時，他們就會計畫好他們的任期，希望能有重大成就。這些成就幾乎總是那些大型的基礎設施或工業項目。它需要時間來完成這些項目，所以他們越早開始，就越有機會在其任內完成，看到結果」，蔡洪濱說。
這種領導的週期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當今中國經濟放緩。許多觀察家說，官員們似乎已經把眼光從增長問題上移開，轉向政治上。
在最近的一份工作論文中，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家李一楠稱，在中共的黨代會前投資減速，與其黨代會後投資繁榮一樣普遍。
但是，研究機構-龍洲經訊（Dragonomics）總經理Arthur Kroeber說，（中國的）政治週期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比過去要弱很多。隨著投資已經佔GDP的近50％ - 這對主要經濟體前所未有 - 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知道他們必須駕馭它，否則就在冒著一個重大的危機風險。
Arthur Kroeber說，「我真的認為現在不同了，因為中國已經走到了資本刺激密集型基礎設施增長模式的極限」，「[對地方官員的]激勵機制仍然存在，但中央政府有著一個非常、非常強的誘因來打壓它。」
李一楠認為未必，「地方領導人們已經開始宣布雄心勃勃的投資計畫，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明年還會重複」，他說，「如果制度不改變，這種循環將不斷地重複。」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