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夠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為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決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負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為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為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夠有十個‘傅孟真’，挺著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至於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至於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1]
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許金鏗」的上海讀者寫給《觀察》週刊編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為題發表在3月8日的《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讀者投書」欄。55年後，我讀了還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紀評論》週刊第七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2]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宋子文初上臺時，他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為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他不願看到政府的垮臺，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須說出真話。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讚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4]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為「頗有‘寓買於禁’的味道」。
一星期後，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發表《宋子文的失敗》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他列舉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
儲安平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產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為《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5]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週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況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是直言無諱，說出了很多經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這樣的文章今天不大讀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贅，多抄幾段：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關於官僚資本，他一針見血地說：「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他的官僚資本。為所欲為，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為瞭解所謂Sound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裡，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卻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為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是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跨，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他最後說：「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
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編輯後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份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雲閣主持的重慶《世界日報》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罷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異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干蠻幹，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藉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產，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籲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採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6]
順便說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慶《世界日報》還發表社評——「清算豪門的時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份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成為感動了一個時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個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他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惟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傅斯年說：「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何廉回憶錄》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要他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過這份綱要後竟然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我有沒有英譯本，我說沒有，他要我為他譯一份英文本」[7]。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儘管他的下臺無損於豪門資本的毫末，他繼續做他的「化國為私」的「宋營」事業。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觀察》通訊《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為讚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係的」。自早年求學北大時創辦《新潮》、領導五四學生運動以來，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無意追逐權位，雖然並不是沒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8]
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新型知識份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為「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誠如當年那位讀者寫給《觀察》編者的信中所言，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麼，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出，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言論界，使權勢集團懂得有所忌憚。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難怪終其一生他只願擔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份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型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成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對象。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一代最傑出的代表之一。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並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學者，而是有著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有著知識份子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在五四以後的30年間，在大時代起伏不定的波濤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世紀評論》週刊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觀察》週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的《文匯報》，如重慶《世界日報》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時光流逝，我們愈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和民間報刊，懷念那個早已消失了的言論界。
【註釋】
◎[1]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觀察》第二卷影印本，長沙，岳麓書社，1999。
◎[2][3][8]《傅斯年選集》，334、339、2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何廉回憶錄》，276、251頁，王文鈞、俞振基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5]《儲安平文集》，下冊，32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陳雲閣《重慶世界日報記實》,轉引自《新聞研究資料》（總第9輯），78頁，新華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