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和納粹掌權的國家，幾乎沒有人能逃脫秘密警察的監視，沒有人會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無覺察之中，因為種種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貼上危險的政治標籤，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你的頭上。如此陰森的人間地獄，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蟬；無時無刻不處於恐怖中的他們，又怎能有自由和尊嚴可言？！
——題記
第三帝國時期，為了反抗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德國慕尼黑大學的一批反法西斯志士，曾組成了一個名為「白玫瑰」的地下抵抗小組。
19年初，這個小組冒著極大的風險把「打倒希特勒！」的大標語刷到了牆上，並向德國國防軍散發傳單，呼籲軍人喚醒自己的良心和自尊。不幸的是，嗅覺靈敏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很快發現了他們的活動，並像狼狗一樣兇惡地扑向了他們。
2月19日，當「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在慕尼黑領導大學生進行政治集會時，一個在現場監控的蓋世太保小頭目記下了正從一扇窗戶裡向外散發傳單的一對年輕兄妹的名字。很快，這個小組中的三個大學生被抓捕。他們是二十四歲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歲的漢斯?舒爾和二十二歲的莎菲?舒爾，經過三天的嚴刑拷打後他們被處決。緊接這之後，醫科大學學生亞歷山大?施莫萊爾也被捕了。蓋世太保不但宣判他死刑，還用斧子砍掉了他的頭。
一個政權如何對待自己的反對者，是區分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的重要標誌。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很明確，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直言不諱地說過：「權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針對個體和群體的肉體的恐怖。只有當持不同政見的反對者遭受到這種恐怖打擊之後，被擊敗的反對者們，才會將對未來的任何抵抗喪失信心。」奪得政權後，希特勒立即將他的這一「恐怖政治論」付諸實施，依靠秘密警察充當自己的「鐵桿打手」，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對全體國民和整個社會實施全方位的監控、恐嚇，對一切懷疑、不滿、特別是敵視和反抗納粹統治的人與活動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把納粹德國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警察國家，一個陰森恐怖的人間地獄。
除了蓋世太保，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還包括黨衛軍保安處，兩者各有分工。蓋世太保負責監控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黨衛隊保安處負責監控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黨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另外，在一些共同管轄的領域，如教會、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觀團體、和平主義、猶太教、右派運動、其他敵視國家的社團、經濟、新聞等領域內，蓋世太保主要抓「所有需要考慮由國家警察出面採取執行措施的具體案件」，黨衛隊保安處則負責「所有帶普遍性和原則性的問題」。蓋世太保的任務是打擊「敵視國家的現象」，保安處的任務是打擊「危害人民的現象」。按照納粹的解釋，「敵視國家是一種涉及法律的現象，凡一個人及其行為經查明違犯了保衛國家的基本法律時，即構成敵視國家的現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現象的特點，在於往往根本無法看出它觸犯刑法，但它對人民從而也對國家有時卻具有遠比直接敵視國家的現象嚴重得多的危險」。
在民主國家，警察的權力再大也不可能超越法律。但在第三帝國，秘密警察卻被賦予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力，根本不受法律的約束。他們高高在上，可以任意逮捕、毆打和殺害自己的人民，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他們擁有對任何人的控訴權，而被控訴的人卻沒有豁免權和申訴權，甚至律師也是不允許請的。納粹當局規定，蓋世太保的行動不必經過司法部門的批准和複審，法院不得干涉，只要警察是在執行領袖的意志，它的行動就是合法的。蓋世太保的權力來自「新的世界觀，不需要特別的法律根據」。1937年，德國司法部乾脆宣布放棄對蓋世太保虐待被審訊者和囚犯的行為進行起訴的權力。同年12月，內政部長弗里克又下令，將運用「預防性拘留」的權力授予蓋世太保。
為了消除一切可能威脅到納粹政權的隱患，秘密警察當年在德國構筑了極其龐大和嚴密的監控網路。他們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都設置了專門的檔案案卷，裡面記載著這些人從事過的政治和職業活動，以及家庭、朋友、住宅、社會關係，社交活動、個人弱點及愛好的詳情。所有記錄都存檔，以備適當的時候加以利用。在國境以外的德國政治流亡者也難以倖免。通過納粹情報組織對全世界每一份報紙的摘譯，秘密警察掌握著這些流亡者的活動細節。
秘密警察還通過納粹黨及其分支組織與附屬協會的基層組織，以及他們自身的志願情報員，對整個社會實行全方位的監控。各種小頭目會把自己管轄範圍內每個人的牢騷話、不滿的臉部表情，以及收聽「敵臺」的動向，及時報告給自己的上司。如1938年有人向黨衛隊保安處報告，說在「歡樂產生力量」組織所舉辦的赴義大利旅遊活動中，有人「唱國歌時態度吊兒郎當，故作不感興趣的樣子」，還有人「違反外匯管制條例」。大學生中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藉此掌握著大部分大學教師的政治態度。就連德國經濟部長、軍事經濟全權總代表沙赫特家的電話，都曾遭到其女管家，一名蓋世太保志願情報人員的竊聽。當年的德國就像駐柏林的一位美國記者所說的那樣：「你的兒子、你的父親、你的妻子、你的表親、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書，都可能是海德裡希的組織（註：指黨衛軍保安處）的告密者。」
1935年5月26日，被稱為「元首的影子」的納粹黨秘書長馬丁.鮑曼規定：「為使黨的所有部門以及他們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繫，我代表元首邀請蓋世太保領導人在今後參加黨和他們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會議。」這樣，蓋世太保依靠上萬個鎮長和村長的耳目就能監視每一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思想動態。
國家公務員更要受到監視。1933年6月20日，戈林在一份傳閱文件中告誡那些幹部要監督國家公務人員的言行，並把那些對政權持批評態度的人通報上來。納粹用這種方法達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國工人也同樣受到監視。每家工廠企業都設有納粹黨的支部。「勞工防線」這個新的納粹組織已代替了昔日的工會，它負責把工人和職員中的不滿行為上報給蓋世太保。
除了偵察、警告，劫持、謀殺、「監護」之外，利用「預防性拘留」把政敵關進集中營是蓋世太保常用的一種恐嚇和鎮壓手段。納粹統治的頭一年，秘密警察就在德國建立了薩赫森豪森、達豪、布痕瓦爾德等50多個集中營，這些集中營設有禁閉、鞭笞、勒死等酷刑，並明文規定凡談論政治、舉行集會、發表「煽動言論」者「一律絞死」，不服從命令或襲擊守衛者「當場格殺」。在納粹德國時期，成千上萬的左派人士、知識份子、猶太人、工會運動者、過問政治的教士、抵抗戰士及猶太人等都未經法律程序被蓋世太保投入集中營。也許你只是在課堂上發表了一些對時下的不滿，也許只是在大街上對希特勒的畫像瞥了一眼，都有可能導致牢獄之災！據德國官方記載，僅1935—1936年的一年間，就有7000名「馬克思主義者」被關進集中營。
不僅如此。在納粹德國，秘密警察的足跡幾乎遍佈歷次重大內政外交事件，簡直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每逢國會選舉，黨衛軍保安處都會傾巢出動，他們為所有可能投反對票的人都準備了用無色帶打字機編號的特殊選票，以便嚴厲懲處投廢票或反對票的人。蓋世太保和黨衛隊保安處還摧毀了以奧托.施特拉瑟為首的「黑色陣線」設在布拉格附近的廣播電臺。在1935年薩爾地區舉行歸屬問題的公民投票前，他們在那裡搜捕敵手，散佈謠言，製造恐怖氣氛，以爭取更多的贊同票。在1938年希特勒打算奪取軍事指揮權前夕，他們製造了所謂的「勃洛姆貝格一弗立契事件」，為希特勒清洗高級將領提供藉口。隨著德國一步一步向外擴張，他們既充當前鋒，製造事端，為軍隊的進攻行動提供理由，又在佔領區穩定「秩序」。
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秘密警察不僅大肆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它異族人，對本國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毫不手軟。特別是納粹政權崩潰前夕，他們開始像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它異族人那樣大肆殺戮本民族的人，僅僅因為懷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慘無人地道將其家庭成員全部殺絕。有資料說，1941年2月和3月，平均每月有750名反法西斯戰士被捕，而6月份則有1169人、9月份有1337人、10月份有1305人落入蓋世太保的魔掌。據納粹德國司法部的官方統計，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的具體人數為：1940年，306人；1941年，1146人；1942年，3393人；1943年，5684人；1944年，5764人。這只是一個極為保守的數字，其中還不包括那些被秘密處死的人。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被司法和軍事機構判處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萬五千名，這還不包括納粹失敗前期瘋狂的屠殺。總之，在納粹的獨裁統治下，誰敢公開跟納粹不一條心，就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
與希特勒一樣，共產黨的領袖也都是「恐怖政治論」的信奉和鼓吹者。早在希特勒之前馬克思就說過：「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曾在這段話旁邊加了個批註：「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見《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
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政權個個也都是警察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秘密警察不叫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在蘇聯他們叫「契卡」，後來改名叫「克格勃」，在東德叫「史塔西」，在中國叫「國保」和「國安」-----無論是契卡、克格勃，還是史塔西、國保和國安，以及其它共產黨國家的秘密警察，都是黨對全體公民和整個社會，尤其是對威脅到其獨裁統治的公民和團體進行監控、威脅和鎮壓的「劍與盾」。憑藉著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他們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使整個國家無時無地不處於無形的恐怖之中。
據《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一文介紹，1917年12月20日，十月革命後不久，為維護布爾什維克政權，打擊反對陣營勢力，共產黨國家秘密警察的鼻祖——簡稱「契卡」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即應運而生。在列寧的授權下，契卡被賦予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邊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判處罪犯流放乃至槍斃，成了布爾什維克實施恐怖統治的元凶。契卡第一任主席捷爾任斯基對此也供認不諱。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無誤地告訴記者：「我們本身就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必須說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只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面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還能有什麼爭辯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寧和彼得格勒契卡頭子烏裡茨基被刺為藉口，布爾什維克公開聲稱要製造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紅色恐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器全面強力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為此，《真理報》宣告：「如果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毀滅我們，我們就必須毀滅他們，這個時刻已經到來。我們的城市必須無情地清除腐惡的資產階級。所有那些紳士們都是算帳的對象，任何對革命階級構成危險的人都要毀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