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做了幾個星期和尚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我在弓弦胡同原保健局宿舍的家因此不得安寧。我住的宿舍院內有二三位衛生部副部長住在裡面，醫學院的學生和許多外地到北京的醫療衛生人員，三天兩頭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抄家。有時敲錯門，找到我們家。中央文革小組常派出人，化裝成學生，參加抄家和捉人。我不是目標之一，但現在天下大亂，紅衛兵起了串連狂飆，滿天栽贓誣陷。嫻勸我少回家，多待在中南海。只要我跟毛在一起，就很安全。不過我平時寫的日記這時已經有了四十幾本，都有關於我的工作和毛的情況。嫻認為留在家裡太危險，一旦被紅衛兵抄去，就立刻可據為反革命的證據。我帶到中南海內，全部燒了。
毛知道了我的處境，特別給我一個工作。毛讓我和吳旭君篩讀每天由全國各地如雪片般湧來的各種小報，挑選一些送給他看。此時全國文革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文件數量太多，毛的幾位秘書也看不完。我很願意做這件工作。這些文件刊載各式各樣的消息，甚至有的連中共中央的機密文件及會議都登在上面。這些小報都是由各種革命造反紅衛兵組織所編髮。我可以從這許多小報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動態以及許多領導被批鬥的大會記錄。棲身中南海內，也正好暫時躲開這亂糟糟的外面世界。弓弦胡同那份寧靜之美，已被打得粉碎，我覺得很難過。但同時我很慶幸有中南海的保護。
沒多久，中南海也變得不安全了。每個人都遭到懷疑。
這時，周恩來也受到以江青為主的造反派的圍剿。他們給他戴上反黨的帽子。事情原委是一九三０年代上海《申報》，曾刊載一篇伍豪（周當時的化名）宣布正式脫離共產黨的啟事。
周有次來室內游泳池見毛，當時我也在場。周腋下夾了一份圖書館借來的《申報》，跟毛談這件事。周說這篇文章是國民黨造假誣陷，刊載時他人不在上海，已經到了江西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這是國民黨捏造的，康生可以證明。毛從來未對我談過對此事有看法，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心頭都有這個陰影。
田家英的事還沒有完全結束。田在中南海的人緣很好，許多人都為他的自殺感到悲傷和震撼。田是反黨分子，因此，所有和他有關的人都被懷疑有反黨嫌疑。周恩來更是深恐中南海內藏了想謀害毛主席的反黨分子。為了毛住在中南海內行動安全，周恩來讓汪東興將原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辦公廳除警衛局以外各局的一些受懷疑的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稱為學習班，由宇光主管。在這個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反共產黨和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及行動，同時還要揭發別人的這類言行。
九月中旬，田的遺孀董邊寫信「揭發」我。田自殺身亡後，她必須和其劃清界線，以示對共黨的忠心。董為了自保而「揭發」我。董說我同田家英過往極密，平時無話不談。但其中沒有指出具體的事實。因田家英已自殺，是個「反黨分子」，我同他「密切」，自然可疑了。
另外，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揭發我早在一九六三年，由武漢回北京的專列上，我、毛的秘書林克及汪東興閑談。那時三年嚴重經濟困難剛剛有些好轉，毛又開始推動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時又人心惶惶。我說：「主席這個人就怕大家過好日子。現在剛有口飽飯吃了，又在折騰起來。」隨後我又講：「他這個人為人不好。」後面這句實際指的是毛在男女關係上的不正當作風。
回到北京以後，林克將我說的這些話，告訴田家英及逄先知。這時逢寫成了揭發材料，證明我的反毛言論。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組手裡，他們會將我作為反革命分子捉起來。
汪東興告訴我這兩件揭發信，他收藏起來。汪的「保」我，有他的道理。我到毛處工作，是他首先推薦的，我成了反革命，他的責任不輕。其次，我講這些話，是當著他的面說的，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反江青的話，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如被捕，坦白出去，正好讓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談過，叫我不要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對我下毒手，他說：「怕什麼？頂多你同我一起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可以不工作。怕什麼？」
何況，有這兩份揭發材料握在他的手內，抓住我的辨子，永遠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兩封信燒了，因為他也怕別人說他燒一些不利於他的文件，對抗文化革命。汪把這兩封揭發信鎖在宿舍的保險櫃裡，並叫辦公室的人與已調到新華社的林克談話，叫林克不許亂講。然後讓宇光在學習班，將逄先知訓了一頓，以後不許這樣胡說八道，再胡說的話，加重他的罪行。一九六七年五七干校成立，汪將逄先知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逄直到十多年後，一九七八年才被調回北京。
但是到十一月，在中央文革的操縱下，警衛局內有相當一批人組成了革命造反隊，目標是打倒汪東興。中南海內貼滿了聲討汪東興的大字報。鬧得最凶的是警衛局下屬警衛處及行政處的一些人。汪怕被抄家，他將這兩份材料送到周恩來處保存。
周說：「你這不是交給我兩把火嗎？」但還是鎖起來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去世後，汪在清理周的文件中，又將這兩份收回來，他告訴我，燒掉了。
毛親自出頭保護了汪東興。毛同我說：「警衛不能亂。警衛亂了套，哪裡還有安全呢？」又由周恩來反覆向我們講：「凡是在首長身邊的人，不允許參加革命造反組織。」一次外出到人民大會堂，乘車回到游泳池，毛下車後，對司機說：「大字報說‘火燒汪東興’、‘油炸汪東興’，火燒、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燒糊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鴨，誰也不會吃糊焦鴨子。你回去同你們交通科和別的地方的人都講一講。」
毛的這些話，是發出「保」汪的信號。警衛局不能亂，否則可能危及毛的安全。在文革一片混亂中，毛自然是從他自己的安全觀點來衡量大局。於是，支持汪、支持警衛局黨委的人，組織起來，由中央警衛團協助，將警衛局內革命造反派鎮壓下去。就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原黨委沒有被打倒，原黨委負責人沒有被打倒，僅此一家而已。
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領導人也被批鬥後，中共政治局完全解體。由中央文革小組召集並頭會，參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外，還有周恩來、謝富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汪東興、葉群，實際上起著政治局的作用。
毛的確需要汪東興。毛在對敵人全力反撲時變得越來越沒有安全感。上次錄音事件，毛懷疑菊香書屋也被安裝了竊聲裝置，他便對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決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後不久，一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號樓。沒住幾天，毛說這裡有毒，搬到了釣魚臺國賓館。這裡蓋有數棟別墅，樹林蔥蔥，有一個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組的辦公室設在釣魚臺內。汪青、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其他小組人員早已遷入。毛住到附近的十號樓，江青往在十一號樓。
又沒有住多久，毛仍覺不安全。於是搬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這裡住得比較久，到接近年底的時候，搬到中南海室內游泳池。這是他最後的住地，在北京沒有再換住處。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慾主義使然，毛回到北京後，有很短一段時間，沒有跟女人廝混。但中南海仍為他每星期舉辦兩次舞會。有次江青從上海回來，也參加了舞會。毛點播了京戲唱段「游龍戲鳳」－－在當時已被禁演。這裡使我回想起毛對我講過一段歷史上他的看法。他說：「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帶，並不是為了遊樂，目的是鞏固西北邊疆，開拓邊陲。在這一偉大目標下，興之所至，偶而‘戲鳳’，也在所難免。」他說的‘戲鳳’，就指的是京戲中的這個「游龍戲鳳」。
江青現在成了文藝界的仲裁者，整個人都改頭換面。江青的服裝大變。過去她一貫穿西裝、半高跟皮鞋，現在成了近似所謂毛服的上衣及長褲，腳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時候，顯得很嚴肅，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決定一切。現在的江青不容許舞會這類活動。八月底時，她讓毛不再組織舞會。
毛不久跟我說：「這下我做了和尚。」
自從停止舞會活動以後，毛沒有了尋歡作樂的地方。短短數週後，他開始用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廳作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會堂內，有一幫「女朋友」，即各個廳，如福建廳、江西廳等的女服務員，她們輪流來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毛依然故我，過著帝王般優哉游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