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口鑠金，「文人相輕」遂成定論，韓愈與柳宗元卻是相反的例證。韓柳政見有異，柳宗元曾得王叔文的提攜，後來唐憲宗即位，叔文失勢，柳亦遭貶謫，從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韓愈仕進之途雖有坎坷，卒以吏部侍郎終老，贈禮部尚書，賜謚號曰文。二人信仰也大不相同，柳宗元崇佛，韓愈則是儒家精神的捍衛者，力排佛道。差異如此，並不影響兩人對彼此文章的推崇。劉禹錫追憶韓愈對柳文的評語：「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司馬遷），崔（駰）蔡（邕）不足多也。」《好事集》說柳宗元每得韓愈寄詩，必淨手熏香然後閱讀，自言：對待大雅之文，合當如此。
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柳宗元卒於柳州刺史任上，遺囑劉禹錫整理文集，請韓愈為撰墓誌。韓愈先後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等系列文章，皆載見文集，其中《羅池廟碑》尚有拓本傳世。
祭文固然沉痛，總不及墓誌敘事詳明。柳宗元與劉禹錫同遭貶謫，元和十年，宗元由永州司馬轉柳州刺史，禹錫因玄都觀看花詩得罪執政，放播州刺史。播州在今遵義地區，當時屬窮鄉僻壤，劉禹錫八十歲老母在堂，若隨居任所，勢不能活，柳宗元冒死上書，請求與劉對調，己往播州，雖死無憾。此事終因裴度斡旋，劉禹錫改放連州刺史而解。韓愈因此在墓誌中感嘆：「士窮乃見節義。」
《羅池廟碑》是柳宗元卒後之第四年，即長慶三年（823），韓愈應柳宗元舊部歐陽翼等之請撰寫碑文，由瀋傳師書丹。碑開篇便說：「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然後縷述柳宗元的政績，再敘立廟的緣起：「（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
最可奇怪者，碑末題「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而據碑文，柳侯顯靈在卒後之第三年孟秋辛卯日，廟成於當月的丙辰日，推考此前後數年孟秋七月的干支，唯有長慶二年符合條件。另外，碑石上韓愈結銜為吏部侍郎，瀋傳師為中書舍人，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根據《穆宗實錄》記載，此皆是韓、瀋在長慶二年新任的職務，則此碑只能建於長慶三年以後。故歐陽修估計「元年正月」云云，乃是誤刻。
細審拓本，碑末陳曾篆額及長慶元年孫季雄建，字體異於正文，應非瀋傳師手筆，因此不存在歐陽修說傳摹訛誤的可能。可以想見，當時歐陽翼等派人到京師請韓愈、瀋傳師撰書碑文，因為事先沒有說定篆額和樹碑的人選，也沒有確定立碑時間，送回柳州的墨書紙本上僅有正文及韓愈、瀋傳師的題名，所缺項目在鐫刻時補書，這樣一來，更不可能「誤刻」為長慶元年。
唐代官員建生祠、立德政碑，皆需上報禮部批准，規定見《大唐六典》；如果死而成神，更應該有審批手續，否則可能被視為「淫祀」而遭取締。柳宗元為羅池神，顯然未得到朝廷的認可，所以《舊唐書·韓愈傳》譏諷說：「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如果所見不繆，則韓愈為柳宗元撰寫《羅池廟碑》實在是寄託對亡友的深情，甘冒不韙。那麼進一步猜測，柳州方面篡改立碑年月的舉動，恐怕是故意混淆視聽，既掩蓋建廟的不合法，兼以保護當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