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也不明不白地受到了暗中調查，連我的電話也被他們監控。他們認為我是在彭長健當局長時提拔起來的，應該與彭長健有關係。我估計後來他們沒發現我有什麼問題，就把我弄去打黑，還安了個有權、有責，但無職、無薪的副組長。
當初，上面給打黑專案組定立了三條"鐵規"，即：不准告訴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兒你去了何處；不准告訴任何人你在幹什麼；不能給與案件無關的人透露案件任何信息。對於這三條，我還基本接受，因為在特殊情況採取特殊措施，公安機關應該有這個權利。此刻，也就是打黑初期，我認為還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正常在一些領導的誤導下很快就被打破。
打黑"新規"規定：凡抓進去的人，頭上都要戴黑布套，都要腳鐐手銬鎖在鐵椅上，二十四小時不允許睡覺。並且聽說有的打黑組還動用了其他酷刑。紀委還派員常駐打黑基地，檢查、監督打黑人員執行"鐵規"、"新規"情況。我從警十幾年，在大學也是學法的，一看這勢頭就不對頭。這本來就是刑訊逼供，就是違法行為，作為紀委部門不去制止，反而還去慫恿違法犯罪行為，在維護法律和踐踏法律上，紀委伴演了什麼角色？作為人警察察，作為共產黨員，作為一位執法人員，或者作為一位有良知的公民來講，我感到鑽心地疼痛呀！此時此刻我能容忍這種無法無天的舉動嗎？不能！堅決不能！於是我做了兩件事，一件事就是盡快離開，因為我不能違法！不能做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對不起人警察察，對不起良心的事。所以我在那兒沒干多久就離開了。另一件事就是告訴我的手下，一切依法辦事，依理服人，所辦一切案件都要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可以說，我們專案組是所有打黑專案組當中為數不多的說得起硬話的專案組。所以後來我們辦的案件當中的當事人在法庭上無一人翻供，並且還感謝我們，還為我們工作提供方便。這裡我可以給你舉兩個小例子。
一次，有位嫌疑人在接受我們調查時，精神顯得不集中，似乎有什麼心事。當我們知道她在租賃房中養了一隻狗無人照管時，我們立即安排專案警察定期前往餵養。後來當她從照片中看到自己活蹦亂跳的小狗時，心情馬上就好了，並主動揭發了黑老大的許多犯罪事實。
還有一件事，有位嫌疑人輕判出獄回到了農村的老家。後來專案組在辦另一樁案件時，需要他證實其中一個細節，專案警察電話告訴他之後，他拋下手中的農活，轉乘幾次車，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專案組。事後他說："你們對得起我，我也要對得起你們。"作為嫌疑人，也是人，人與人之間任何時候都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關愛和互相理解。正如一位名人說，只有尊重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我們正是處處把人當人看，處處尊重對方、相信對方、關懷對方，才使我們所辦的案子既順利，又合法。
後來，公安部派出專人對重慶打黑情況進行調研，欲將其成功經驗向全國推廣。我就說重慶的打黑不可複製，重慶打黑是特殊環境之中的特殊產物，它可以超越一切，甚至法律，這太嚇人了。對於黑社會，必須採取斷然措施，特殊手段，這在歷史中也不是沒有，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對待本國黑社會"黑手黨"時，就不講法律，不講程序，抓到一人斬殺一人，使本國"黑手黨"分子聞風喪膽，紛紛逃往他國躲避。但現在我國是法制社會了，並且全世界都在向法制、文明方向發展，我們這種"特殊手段"敢公諸於眾嗎？敢見陽光嗎？如果誰將其曝光，不引起世界公憤才怪。
重慶由打黑變成黑打不是孤立的。但是，至少從目前情況看，還得不到糾正，"文革"是一九六六年發生的，真正得到糾正則是一九七七年的三中全會了。你看這幾天的新聞，他們還在講重慶的打黑是在黨的領導下干的，其成果是不可否認的。
他沉默了一陣，然後話鋒一轉，奉勸我最好別去趟這渾水，到時突然消失了還不知道為什麼。
打黑的確是我們黨領導的，但我們黨絕對不允許"黑打"。我很感謝他的忠告，但我的確沒有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只想揭開傷疤，其目的不是展覽"傷疤，"而且讓它通通風，見見陽光，以促使"傷疤"更快癒合，身體早日康健。於是我樂觀地說，關於重慶打黑，以及王立軍所幹的其他不人道之事，遲早會被矯枉過正，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不都糾正了嗎？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偉大？偉大就偉大在它敢於犯錯誤、敢於承認錯誤和敢於糾正錯誤。每糾正一次錯誤，我們黨就成熟一次，就向前邁進一大步。摀住傷疤的結果是潰爛肌體。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明智的、理性的政黨都不會以摀住"傷疤"作代價，去犧牲"身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