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鄧小平幾十年前為了激勵中國的資本家曾經宣稱：致富光榮。
事實證明，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致富會被審查。
新近所做的一些研究顯示，在中國，那些非常成功且登上廣為宣傳的富豪榜的企業家更有可能遭到政府審查。無論對企業還是企業家來說，這種結果都是代價高昂的。雖然很多雄心勃勃的商界精英仍然能夠輕鬆避開這類難題，但上述研究結果還是凸顯出，中國複雜且不斷演變的商業文化中，一些令人不安的力量正在發揮作用。
中國社會釋放出的資本主義動物精神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改變了這個國家，使數以億計的人獲得了新的經濟權力。但這同時也導致腐敗蔓延、收入差距擴大，並加深了廣大民眾對新富階層的猜疑。
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數據顯示，全球不到1%的家庭控制了近40%的私人財富。該公司2008年估計，在近一半民眾仍為農村人口的中國，不到1%的家庭控制了全國逾70%的私人財富。從歷次民意調查的結果看，腐敗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國民眾最為關切的兩大問題。
對於這一問題，有兩個因素尤其難辭其咎。中國國有企業及與政府有關聯的企業在中國非農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大約為50%。這些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賺錢機器。商業力量集中到這一類企業手中會阻礙企業及市場的正常運作。因此，非國有企業的負責人理所當然會向政府官員輸送利益以換取關照。
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商人和官員這兩種身份一開始就是連結在一起的。總部設在上海的胡潤百富(Hurun Report)專門追蹤中國富豪的情況。據其計算，2011年中國億萬富豪（資產按美元計算）的數量創下新高，達到271位。胡潤百富說，中國前50大富豪中，有三分之一擁有政治頭銜。前10大富豪中，更是有五位擁有政治職務。胡潤百富還說，這些富豪的資產越多，其擁有的政治頭銜也就越多。
有時，反之亦然。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寫道，政府干預以及政府所有權是中國貧富差距的原因。這鼓勵了官員腐敗、官商勾結。
另一個問題是：眾所周知，在中國想要通過法院實現追索權非常困難。
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兩位教授對上海法院的判決進行了研究。當中國政府部門和農民、個人或公司打官司的時候，前者勝訴的機率分別是100%、92%和94%。當中國國企與個人或非國企打官司的時候，前者勝訴的機率分別是90%和86%。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前經濟學家謝國忠寫道：很多企業家已不再期望能從正常的商業活動中獲得財富，他們依賴的是培養與政府部門或國企之間的特殊關係，從而謀求特殊優勢。
謝國忠繼續寫道：民眾的不滿不是說誰富了，而是一個人如何致富，中國百姓懷疑中國大多數有錢人手裡拿的都是不義之財。
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教授芮萌就曾好奇公眾情緒和媒體宣傳會對富人及其公司有怎樣的影響。芮萌擁有美國休斯敦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財務金融博士學位。
芮萌和兩個同事研究了1999年至2007年登上廣為人知的胡潤百富榜(Hurun Rich List)的這些人的關聯上市公司。他們發現，這些公司的股價一般來說在該榜單發布後的數天及數月時間裏均有所下滑。
此外，這些公司也表示，它們獲得的政府補貼也有所減少。而且研究還顯示，登上胡潤百富榜的個人受到中國政府調查或拘捕的可能性為17%，而對那些未上榜企業家來說這一可能性要低得多，為6.8%。
芮萌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政府減少對上榜者關聯公司的補貼可能是因為政府不想受公眾譴責：他們明明已經很富了，你為什麼還要支持？他還說，那些公司股價下滑可能是因為投資者擔心，胡潤百富榜的「曝光」會招致政府的負面關注，而調查接踵而來可能是因為它們應該被調查。
芮萌說，對於那些一夜暴富的企業家來說，裡面必定有很多暗箱操作。這番話是公眾意見的一個反映。
芮萌的研究並不能算是全面，但胡潤百富榜在某些商業圈中已獲得了「殺豬榜」的稱號。
所有這些都再一次提醒外國企業，發展在華業務可能要披荊斬棘穿過那片叢林。知名的中國合作夥伴可能不僅會讓外商在中國法律上折戟，還可能讓它們栽在歐美法律上。美國非營利組織Trace International負責人弗拉格(Alexandra Wrage)說，企業對中國的興趣大得不成比例。該組織為那些尋求海外合作的美國公司做盡職調查。
好消息是，那些希望招商引資的中國企業目前有260家都是Trace合規計畫的積極成員，而2006年這一數量為35家。
壞消息是，相對於數量浩如煙海的中國公司而言，這些公司只是滄海一粟。而且也有很多其他人認為，發家致富就是很光榮，不管通過怎樣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