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四清見到真正的中國農民
毛要我們下鄉去參加四清運動。
田家英說：「這是怎麼回事啊。看起來，主席這裡的工作人員要大換班了。」
我說：「每次他要打發人走，一定先過渡一下，過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勞動一段時間之類。這次大約就要換個地方了。」
葉子龍和李銀橋一九六零年就是這樣被打發到信陽的。這次大概輪到我們了。
一組裡毛只留下機要秘書徐業夫和服務員兼理髮員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聽到要「四清」，病就全回來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說：「換換也好，現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還不知道要怎麼變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魚之殃。」
汪決定我們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鉛山縣。毛聽了後，又講：「要走，應該拍屁股就走。用不著什麼準備。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衛生部副部長之一的黃樹則，在我「四清工作」期間，暫代負責毛的保健工作。毛覺得不必再找一個醫生。毛說：「我的身體好得很，無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爺，動一動都要量血壓、量脈搏，他們惜命惜身，養得腦滿腸肥。他們要保健，我不要。護士可以找一個代替吳旭君，不要到北京醫院找了，到三零一醫院（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找找看。」
我同吳旭君到了三零一醫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榮欽副院長。我向蒲說明來意以後，他受寵若驚地說：「人家北京醫院對保健工作比我們強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麼想起我們來了？」蒲未受過正式醫學教育，只在紅軍時期做過醫務兵。
他叫我們先看看他從高級幹部病房中挑的兩名護士。一個比較沉靜，一個比較開朗。我與吳旭君將這兩個人的照片交給了毛。毛挑了開朗的劉。毛說：「這個人看來靈活，不那麼死板。」
汪東興組織的四清工作隊在七月二日動身。
我們到江西時，這個四清工作隊總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幾處人員──中央警衛局、警衛團、衛生部、第二炮兵部隊人員和江西省省委機關工作人員代表。李納也同行。
這裡先插敘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開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有一天北京大學有人打電話來，說李納病了，我匆忙從人民大會堂趕去北京大學，李納當時是北大歷史系學生。我趕去時發現李納只是重感冒、發燒。北大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小心謹慎，通知了我。當時歷史系的總書記也在，陸平和他兩人十分擔心。兩人一再向我認錯道歉，他們說知道的太晚了，耽擱了時間。李納很不高興，在發脾氣，嫌我不早點去看她，還說要是死了，不會有人知道。她一個勁直吵。我最後終於生氣了。
我講李納：「你已經二十一歲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學校的領導們都來看你。北京大學有一萬多學生，都像你這樣子，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了。」
李納聽了嚎啕大哭。我連拉帶扯，將她弄上車子，送去北京醫院。一路開車，她一路哭鬧。甚至有兩次經過交叉路口時，被交通警察截住，以為出了什麼大事。
我後來跟毛報告此事，毛不高興地說：「北京醫院是高級幹部才能住的醫院啊，她怎麼能住呢？」
我說：「感冒這種病，一般醫院都不會收住院。北京醫院裡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裡。」
毛主張以後不要送北京醫院，我說：「如果不送北京醫院，只好放在家裡，會傳染給你，更麻煩了。」
毛又問我，李敏、李納和毛遠新回中南海時，在什麼地方吃飯。我告訴他，在他的廚房內，由李錫吾師傅做飯給他們吃。
毛說：「以後做這麼一個規定，她們吃飯都到大食堂，不許再在我的廚房內吃。」
這一次毛叫李納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證明他的子女沒有特權。倒是苦了汪東興，還得另外安排一個人照管李納。
打一開始我們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個鬧劇。派了在北京的一組特權分子下鄉調查農村的腐敗情況，領導「階級鬥爭」，只有「荒謬」兩個字可以形容。我們這一路包的火車，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費。光安排我們下鄉及吃住，就浪費了不少公帑。數十萬都市人口派下去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我們一樣，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願。這運動到頭來，只是金錢和人力的雙重浪費。
我們到了江西後，便分成四組，分別前往四個農村。大躍進後，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幾個生產大隊，然後再下分為生產隊。我與警衛局副局長王生榮率領的那一組到鉛山縣石溪鎮。江西上饒專區公安處長張鎮和處長和鉛山縣縣委書記隨後加入我們。他們二人十分隨和，以後我們都成了時常來往的朋友。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江西的農民過得這麼艱苦。我已經回祖國十六個年頭了，隨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組中能知道各式各樣的機密消息。我知道大躍進造成了餓殍遍野，農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農民們穿著破爛襤褸的舊棉衣，吃的米飯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難以下嚥，只配幾根青菜。茅屋簡陋，漏水，四壁蕭條，傢俱全無。狹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濘四處飛濺。在石溪鎮上沒有小學，也看不到報紙、雜誌，或是書。村中成年人幾乎全不識字，小孩子也沒有機會唸書。最近的學校在幾里外，上學的小孩只有很少幾個。
四清工作隊有次從外地調來了電影放映機，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舊電影。農民們各自帶著凳子，周圍四、五十里的人，都趕來看電影。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電影。
我們穿去的單衣棉衣都是舊的，可是沒有補綻，生產隊裡的農民看了非常羨慕。一位老農民摸著我的棉大衣說：「什麼時候我們有這樣的衣服穿，就到了共產主義了。」
村民們對我們都很好奇。王生榮一向生活優越，身材比較胖。我們這組的農民個個骨瘦如柴，沒有人見過像王這樣的胖子。每次王從茅屋出來，村民都圍上去嘖嘖稱奇。大人們問他吃什麼才會這麼胖。小孩子們則跟在他的後面歡叫：「看大胖子羅，看大胖子羅。」[413]
按規定，應該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農民家裡太小，很難擠出地方，我們借他們的一個穀倉，搭起木床，墊上稻草，攤開鋪蓋，架上帳子，成了臨時宿處。我們自己成立了廚房，僱請大師傅燒飯。為了與農民的生活相差不遠，我們也吃農民吃的硬幹飯。
我的小組負責的那個生產隊，一共有十二戶人家，共同耕種五十幾畝地。各戶有一點自留地，種自己需要的蔬菜。沒有拖拉機、牛馬，只有幾個簡單工具。耕作全憑腿、手的勞動，干一天下來，全身酥軟。這種勞動實際上是將人變成牛馬。田地小，耕作技術原始，收穫自然貧乏，再扣去稅糧後，農民更是所剩無幾。
世界在進步，科學技術在發展，可是中國耕種仍然依循幾千年來的舊方法。在這種狀態下，空喊躍進，豈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國為什麼不將精力和智慧拿來發展節省人力的農耕機器，幫助農民脫離落後和貧窮呢？我跟汪東興提起，我不瞭解為何解放十六年後，廣大農民仍然如此貧苦？他只說，許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極是。在江西有些婦女是一九六零年前後，從安徽逃荒來的。在安徽沒有糧食，再待下去，會餓死。於是拋下丈夫和子女，逃到這裡，又找人結合生了孩子。這時雖然農村情況稍有好轉，但是她們也很難回去了。
在這一片貧窮景觀中，我們的工作是領導階級鬥爭。大躍進失敗後，毛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導因是生產隊的基層幹部貪污，他們從中揩了農民的上交糧，因此不是錯誤的政策引起飢荒。
而這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謂「四清工作」，其實是庸人自擾。我們仔細查了生產隊會計記下的賬。全生產隊只有這位會計認識有限的幾個字，這本賬真是「爛賬」，誰也無法弄清楚上面記的是什麼。好在全生產隊只有十二戶農家，做了世代的鄰居，對彼此瞭若指掌。全生產隊有多少財物，社員都清楚。全隊打多少糧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隊實在窮得很，就算幹部想貪污，也根本沒有財物可貪。
這也不是說真的沒有貪污問題，是有，只是在公社和縣及省一級的幹部。這一級幹部才有權力向農民收稅糧，並為所欲為。他們才有權力腐化。
農村中仍在瘋狂進行著地主和貧農、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黨接收石溪後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農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讓地主、富農（包括他們的妻小）在勞動中強迫改造。
每逢假日節日，地主、富農都要集中起來，聽生產隊負責公安工作的社員或生產隊長訓話。令人最難受的是，隊裡出一點事，例如牛吃草時，雜草內有碎的一枚鐵釘，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沒有查清，就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斗這些地主、富農的子女。
我們工作的這個生產隊裡，有一個地主的兒子，一天到晚不聲不響在農田幹活，在受「管制」。我們打聽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窮得沒有飯吃，將他給了這個地主。地主名義上收養他做兒子，可是實際上是個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後，給他定為地主子女。
這隊裡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親不是地主，卻仍然屬於地主子女。儘管他幹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視，在我看來簡直是受虐待。但是這種狀況，誰也不能加以改變。
直到我離開的時候，雖然一再替他申訴，也不能解決。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勸我：「你想你是主席的醫生，替地主子女說話。如果有人將你這舉動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著走。」
任何人替地主說話，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禍上身。這就是毛的階級鬥爭。因為原來的地主、富農，經過這十六年的「管制」，已經只有零星幾人活下來，其他的早已死去，這些「子女」自然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毛說，階級鬥爭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這過渡時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麼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遠脫不了這一鬥爭的厄運。
後來，文化大革命初期，幹部子弟，特別高級幹部子弟提出的口號：「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即曾盛行一時的「血統論」），正是這種階級鬥爭觀念的反映。?
中國農村的殘敗凋敝，階級鬥爭的荒謬不公，以及我的無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 十六年後，中國農村不進反退，共產黨的政權猛苛殘酷。以前在封建時代，平民布衣仍有晉登龍門的機會，還有「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激勵人心的認識。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這些受「管制」的「子女」卻永遠不得翻身。?
我的確從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誨，但不是毛以為的那種。我的疏離感更深。我對共產黨愈加不滿。高級幹部在錦衣玉食，極其奢華的同時，農村農民生活之艱難超乎我的想像。共產黨做了什麼好事？毛的革命所帶來的偉大轉變在哪？? 我的四清工作隊到農村來，是做所謂的「階級鬥爭」工作，又有什麼用？我們離開農村後，農民的日子仍會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滿越來越高漲，但我仍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