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各項經濟數據顯示，近來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明顯放緩，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已連續下滑，低於8.0%。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坦承，「中國經濟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現危機」。溫家寶也說，中國的經濟困難還會持續一段時期。
中國經濟的這一下滑趨勢，出現在中共「黨和國家正面臨的非常時期「，即：薄王、陳光誠和李旺洋等事件讓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民眾抗議浪潮挑戰中共的「維穩政治」，以及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空前激烈和方興未艾。政治醜聞，社會不穩，再加上經濟下滑，這將是對中共現行專制政體的一個雪上加霜的致命打擊。中國經濟的「剎車」，將造就更多的失業大軍，加劇分配的失衡和社會的不公，製造更多的民怨和社會動亂，將讓中共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和危機」。中共以「新權貴」利益為導向的政治行為及體制，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深層病源。
建立在「泡沫」上的經濟增長
據大陸媒體報導，目前拉動中國經濟的三大動力出口、投資和消費均出現危機。中國的出口因為工資的上漲、人民幣的升值和進口原材料的上漲等因素而明顯萎縮。同時，大陸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2008年政府的四萬億人民幣投資已經用完，房地產投資也在萎縮。因股市和房市的下跌以及民眾財富效應的減弱，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意願亦萎縮。一些西方專家認為，中國經濟高增長和景氣的時代已經結束。有專家甚至預計，三至五年之內，中國的經濟將會出現崩潰。
中國經濟出現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以「高速增長」和新權貴利益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和由此而形成的「泡沫型」（或投機型）經濟模式。近年來，在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出口、投資和消費三套馬車中，固定資產的投資（如在機場和鐵路建設、鋼鐵生產和房地產等方面的投資）佔大陸生產總值的比例越來越高，甚至已成一家獨大。從1980年至2009年，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2%增長到了67%。而房地產投資，又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佔尤其突出的比重。2011年，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已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25%。近年來，許多大城市的房價得到成倍地增長，高房價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這種爆發性的固定資產投資（如2008年政府以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畫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雖然讓中國暫時擺脫了前幾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但由此而造成的大量無效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的加大，卻為後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隱患和後遺症。
如今，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例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點。而中國大多數的政府投資卻沒有經濟效益。這些大量積累的無效或低效投資，則促使企業負債率和虧損的無止境增大，以及讓生產和經濟效益總體下滑，從而造成供過於求、惡性競爭、盈利下滑、企業倒閉、失業和資產價格下降的惡性循環的危機狀態。這種以過高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或主要以房地產投資推動增長的模式），雖然可換取近期的確定性，但卻帶來了中長期的不確定性。現在，中國經濟前景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不確定了。中國股票市場近年來的一路走低，即是這一「不確定」的明顯表現。連續兩年來，中國股市已成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現最差的市場。政治以盲目的經濟增長為導向，以及經濟增長過度地依賴於固定資產的投資（特別是依賴於房地產投資），是中國「高增長」經濟拋錨和剎車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與結構性來源。
政治體制是經濟問題的根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權力和資本為主導的政治上的。在這種結構中，政府扮演組織經濟發展主體的角色，控制國有經濟和整個社會的資源，維持有利於權力和資本的經濟增長。政治權力需要社會的認同和資本的支撐，在民眾的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這就需要以經濟的高速發展來實現。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則是以不斷加大成本（如：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失業、貧富分化、腐敗、能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等）和將成本轉嫁給社會(讓民眾買單)的方式來促成的。這種以加大成本來實現增長的模式，給經濟發展帶來極高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讓過渡承擔成本的民眾難以為生，從而使社會持續地處於一種不穩定對狀態之中（這就產生了所謂的「維穩政治」）。
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在一黨獨大和權貴集團掌握經濟命脈和社會資源的結構中，分配嚴重失衡（國企和銀行壟斷，價格扭曲和行政干預，資源和資金低效配置，權貴集團坐大，資產泡沫，貪腐和官商勾結等），經濟泡沫不斷擴大，投資無限膨脹，債務和信貸風險遞增（增長是不斷靠加大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債務和信貸來維持的），投機擴大，過剩或落後產能增加，市場缺乏公平競爭環境。這些結構性問題，是由政府的武斷、偏頗、弱智和不公正行為和決策造成的。而政府的「低能」行為則來源於以權貴利益為訴求的專制政體。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這些問題卻一直未能或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其原因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得到相應地改變或改革。在專制政體下，由於缺乏政黨競爭和民主程序，政府的行為和決策不受社會的監督與制約，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不受限制，這使得有利於權貴階層的既得經濟模式難於被觸動和改變，從而使上述的諸如分配失衡、投資過度、消費萎縮、資源和資金浪費、市場價格扭曲、產能過剩、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缺乏等問題難以被解決和根除。專制政體不改變，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革則不會有成效，中國的經濟問題就不能得到根本而有效的解決，經濟危機就難以避免。
經濟危機催化專制的解體
中國目前的經濟下滑是其經濟泡沫即將破裂的表徵，中國爆發經濟危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經濟下滑卻不能再靠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畫」來遏制，不能再以大量的政府「輸血」或發行貨幣來暫時緩解或拖延。如果再刺激，就會讓問題變得越來越深重，後來的危機就會變得更大和更具毀滅性。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結構上去改變，即：將現有的以固定資產（主要以房地產）投資來拉動經濟的模式，向以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模式轉變。而這一轉變則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會將經濟增長拉下去（甚至低於6%或更低)，同時也會觸及既得權貴利益集團的利益和動搖現存的政治權力結構。因此，在現存的政治體制和權貴利益導向下，中共無法也無力從根本上去改變其以高增長為導向的經濟模式。而不改變這一現有的模式，中國的經濟就終將走向崩潰。
中國經濟的下滑和即將接踵而至的危機，將加劇分配失衡、通貨膨脹、企業倒閉、失業、貧困和貧富差距等態勢，從而使已經不斷高漲的民怨和民憤更加高漲，使社會更加動盪，甚至引發全國性的動亂，最終迫使中共不得不面對改變其現存政治制度的問題。民以食為天，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保障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一個唯一重要的來源。經濟停滯或崩潰，物價高漲，貪官橫行，貧富懸殊加劇，民不聊生，將使中共更快地失去整個社會對其執政合法性的認同，讓民眾更廣泛地起來向中共及其權貴階層要權利和要民主，從而邏輯地加速中共專制政體瓦解和解體的進程。
中國的經濟危機勢在必然，中共的專制政體更加難以為繼。
